清代康熙年間,江南舉人張延玉背著沉甸甸的行囊,踏上赴京趕考之路。行囊里,除了筆墨紙硯,還有五十兩白銀盤纏,夠普通人家過三年安穩日子。
從蘇州到北京,水陸兼程要走兩個多月,沿途要經過湘西土匪出沒的深山、山東水泊密布的險地。可張延玉一路暢通無阻,甚至在險峻的太行山區,還有獵戶主動為他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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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考生笑著解開腰間的牛皮袋,露出一張黃紙:“土匪不搶我們,全靠這東西撐腰。”
一、考生:行走的 “移動金庫”
古代上京趕考,堪稱一場 “燒錢之旅”。
明朝萬歷年間,浙江秀才李東陽赴考,隨身帶了八十兩白銀。這筆錢,是他變賣祖傳良田、向親友拆借才湊齊的,相當于當時一個小吏十年的俸祿。
從浙江到北京,路程超過三千里。水路要雇船,陸路要租車,沿途客棧住宿、飲食開銷,再加上關卡打點、筆墨紙張費用,處處都要花錢。若遇上生病或天氣延誤,花費更是翻倍。
清代《巴陵縣志》記載,縣里給赴考舉人發放的路費,最低標準是二十兩白銀。若是三五名考生結伴而行,隨身銀兩往往能達到數百兩,堪比一個中等縣城一年的賦稅收入。
可這些 “肥羊”,卻成了土匪圈里的 “禁地”。有老匪說:“搶商搶官搶皇糧,唯獨不搶趕考郎。” 這規矩背后,是血的教訓。
二、血色教訓:動考生者,株連九族
正德十二年的冬天,山西土匪張黑子在太行山設伏,攔下了兩個赴京考生。
他見兩人包袱沉重,揮刀就砍,搶走了一百多兩盤纏。可他沒想到,這一刀,砍斷了自己和整個山寨的活路。
考生遇劫的消息,三天后就傳到了京城。正德皇帝震怒:“此輩斷寒門仕路,動搖國本!” 當即下令,派三千禁軍連夜圍剿。
張黑子的山寨被夷為平地,八十多名土匪盡數伏誅。更狠的是連坐之法,他遠在陜西的十余名親友被抓,家產抄沒,子女充軍為奴。
《明實錄》記載,此案過后,“天下盜賊聞之,皆震懾斂跡”。 而《大明律》更是白紙黑字寫著:阻撓考生赴考者,流放三千里;致傷者,斬立決;致死者,凌遲處死,株連九族。
清朝沿用了這一律法,甚至更加嚴苛。乾隆年間,四川土匪羅三妹搶奪考生財物,雖未傷人,卻被官府追剿千里,最終凌遲處死,山寨上下無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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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們心里門兒清:搶商人能藏贓款,搶考生等于給自己貼了 “通緝令”,官府會動用軍隊、密探全力追查,根本無處藏身。
三、腰上的 “護身符”:比兵器還硬的文牒
除了嚴苛的律法,考生腰間的 “秘密武器”,更是讓土匪望而卻步。
那是一張蓋著府縣雙印的黃紙文牒。 這紙文書的辦理流程極為嚴格:考生先經縣令審核,確認身份屬實、無犯罪記錄,縣衙蓋印后再報知府復審,雙重核驗無誤后才能發放。
明代的文牒用黃紙書寫,朱砂官印鮮紅醒目;清代的文牒更是升級,用皇家專用的明黃色紙張,上面不僅有官印,還標注著考生的姓名、籍貫、相貌特征,甚至沿途驛站的接待權限。
哪怕是不識字的土匪,也認得這 “官家氣派”。 萬歷年間,河南土匪李二狗攔下一支考生隊伍,剛要動手,就瞥見了對方腰間的黃紙,當即喝止手下:“那是文牒!碰不得!”
除了文牒,考生還帶著生員證書、鄉紳推薦信。北宋時,考生憑 “驛券” 可免費入住驛站,甚至能領用驛馬;清代云南考生持 “火牌”,沿途驛站必須優先提供食宿,不得收取分文。
這些文書,就像一張無形的保護傘,宣告著考生的 “特殊身份”,也提醒著土匪:動他們,就是與官府為敵。
四、官僚系統:考生的 “后臺老板”
傷害考生,等于得罪整個官僚體系。
古代官員大多是科舉出身,他們深知趕考的艱辛與不易。一旦考生遇劫,從知縣到知府,再到巡撫、總督,都會被層層追責,輕則罷官,重則下獄。
為了自保,地方官會動用一切力量保護考生。嘉靖年間,有考生在湖北境內失蹤,知府當即調動三千鄉勇,搜山半月,最終抓獲兇手,按律凌遲處死。
對比之下,商人遇劫往往不了了之。“士農工商” 的排序里,商人地位最低,而考生是 “未來的官爺”,誰也不愿結下梁子。 驛站的驛丞、沿途的保長,甚至村寨的里正,都把保護考生當成頭等大事。
清代時,湖南官府還組織了 “考生護送隊”,由捕快和鄉勇組成,專門護送考生穿越土匪出沒的險地。 有考生回憶:“沿途州縣,見文牒即放行,遇險地有護送,比官差出行還要體面。”
五、土匪的生存智慧:不堵自家后路
土匪們不愿搶考生,還有一層現實的考量:留一線生機,不堵自家后路。
不少土匪本是寒門出身,因戰亂或饑荒才落草為寇。他們心里清楚,讀書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自己的孩子將來若能讀書趕考,也希望能平安順遂。
巴渝地區有個落草的秀才,見考生路過不僅放行,還主動送干糧和水。他說:“曾與他們同耕硯田,深知求學之難,怎能斷人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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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現實的是,考生中藏著 “潛力股”。誰也說不準,今天護送的窮秀才,明天會不會金榜題名,成為朝中大臣。 清代雍正年間,山西考生張廷玉赴考時,曾得到土匪護送,后來他官至軍機大臣,感念當年恩情,還為那片山區減免了三年賦稅。
有些山寨甚至主動設 “考生通道”,掛出 “秀才免擾” 的木牌。 對土匪來說,這不是仁慈,而是最精明的生存算計。
六、制度背后:王朝對人才的敬畏
土匪不搶考生,表面是怕律法嚴懲,深層是古代王朝對人才的重視。
科舉制是古代 “布衣卿相” 的通道,是王朝選拔人才、鞏固統治的根基。 若考生屢遭劫掠,寒門子弟不敢赴考,仕途就會被權貴壟斷,最終動搖國本。
帝王們深諳此道。康熙十七年,朝廷開博學鴻詞科,不僅承擔所有考生的路費、食宿,考完后還派車馬送回家;乾隆年間,對偏遠地區的考生,更是提前半年發放路費,確保他們能如期赴考。
這種對人才的敬畏,延續了千年。 從唐代的 “公券” 到明清的 “文牒”,從官府的護送隊到土匪的 “免擾令”,共同構成了一張保護網,讓趕考之路雖遠,卻相對平安。
如今,高考時的交通管制、警察巡邏、考點護航,恰似古代文牒的現代版。 那張小小的身份證,雖沒有黃紙文牒的威嚴,卻承載著同樣的意義:守護每一個追夢人的前程。
古代的考生,腰上綁著的不是簡單的文牒,是一個王朝對人才的敬畏,是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希望,也是土匪們不敢觸碰的底線。 這背后,藏著的是中華文明對知識、對人才的永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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