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商與官府的互動與支配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如果不是聞名后世的辛亥革命，1911年或許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年份，但對曾經如日中天的長蘆鹽商而言，則像是從天堂跌入地獄。這年的7月17日，長蘆鹽商王賢賓、李寶恒兩家被抄。當天晚些時候，長蘆鹽運使張鎮芳“滿意地視察了王家和李家的家產和已騰空的宅邸”。就此，本書作者、著名歷史學家關文斌寫道，“就在王賢賓和其他累商被抄家五個月后，武昌起義爆發”。

　　食鹽專賣在中華歷史上由來已久，從春秋管仲創立鹽業專營制度，至晚清已2600多年。理論上食鹽并非稀缺之物，歷朝歷代之所以緊抓不放，關鍵在于可觀的稅收。及至晚清，官鹽商營制度日臻完善，當然這也意味著官府對鹽稅愈加依賴。本書中，關文斌之所以聚焦天津長蘆鹽商，既因史料充盈，更因天津曾經只是一個普通的軍事衛所，漕運特別是長蘆鹽商的迅猛發展，加之與京畿鄰近、政治關系密切等原因，甚至可以說，一部長蘆鹽商的發展史，也是一部天津的發展史。

　　在關文斌看來，天津的地理優勢無可替代。一方面，京杭大運河流經天津，是古今漕運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天津是海外客商登陸的重要港口。有清一代，為了讓舵工船夫們“稍沾余息”，朝廷許可他們在漕運同時攜帶免稅物資，這一“恩策”間接促進了當地的貿易。當然，長蘆鹽商的發展還有著難以比擬的優勢，關文斌指出，“蘆商的鼎盛與清室通過內務府借貸和國家機構‘發商生息’而獲利大量經營資金不無關系”。在清室的強大背景和資金雙重加持下，長蘆鹽商的發展自然底氣十足。

　　對于蘆商收益，朝廷焉能不知？晚清鹽商除了“被迫承擔至少185項名目繁多的稅收和費用”，私下大量行賄官員外，還會投之以李、報之以桃，如“恭進捐輸報效”，主動上交大筆利潤替朝廷分憂。據不完全統計，“從1799年到清末，蘆商有案可查的捐輸超過300萬兩白銀”。

　　關文斌并不認為鹽商真就高風亮節。有時鹽商自以為聰明，以“捐輸報效”之名，試圖變相推高鹽價。鹽商的騷操作有時或略有收獲，有時則會踢到鐵板上。乾隆就曾對鹽商以助餉“應付金川之役的軍費”建議而龍顏大怒。有的明面上對官府極盡諂媚之能事，私底下卻貪得無厭，如在秤砣上動手腳，偷逃或少繳稅款。還如“摻土以增加重量”，“膽大的更添加沙石、石膏和明礬”，弄虛作假，坑蒙拐騙。至于私鹽泛濫則是公開的秘密。曾有學者研究后估計，中國歷朝歷代私鹽從未得到根治，數量至少占流通領域的一半。

　　盡管鹽商“在家族資財的控制、分配和管理中，家庭成員間周期性地暴發危機”，個別極端情況下的矛盾甚至難以調和，但在大多數時候，鹽商會依托家族紐帶和各種人脈，構建起一張龐大的關系網絡。毫無疑問，財富是鹽商追求的目標，但經常游走在灰色地帶的鹽商同時又深深感到，“富而無權是危險的”，為此，鹽商窮盡努力接近官員，甚至皇帝身邊的侍從，以求自保。

　　除了貢獻稅收和“捐輸報效”，長蘆鹽商還“填補了政府不愿或不能填補的空白”。而當官府身陷困境時，他們往往會成為社會矛盾的轉嫁對象，其結果如王賢賓和其他累商，最終落得個被抄家的凄慘結局。鹽商與官府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在時局穩、經濟順暢之時，鹽商與官府間的互動常能維持基本的平衡。或許意識到這種平衡的脆弱性，鹽商試圖以種種方式影響或進入體制，爭取更大的話語權，結果卻遭到傳統官僚本能的阻攔乃至打壓。在一個權責界限不清，法治混亂無章的時代，鹽商終究無法擺脫被支配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