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的情報系統為何這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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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隨著于和偉主演的《沉默的榮耀》爆火，曾經鮮為人知的一段歷史瞬間成為網絡上討論的熱點。主人公吳石將軍和他領導的情報小組那段驚心動魄的故事，也被各種解讀。很多人都在贊頌吳石、朱楓等烈士的熱血與付出，也在唾棄叛徒蔡孝乾的無恥。

作為解放戰爭后期黨在情報戰線上最大的一次失利，吳石將軍等人的暴露給了后來情報工作大量的教訓。而在此之前，我黨在情報系統往往能夠全面碾壓國民黨，讓國民黨提前實現了冷戰時期英國軍情六處的輝煌：面對對手，實現單向透明……

在解放戰爭的多數時間里，國民黨的各項命令、部署在下達基層部隊之前，解放軍的指揮部已經有了一份更完整的。可以說從抗戰之后，黨的情報系統在面對日、偽、國三方都具有碾壓優勢。而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一個慢慢積累的過程。

吳石

從中央特科開始

提起民國期間的情報機關，很多人會首先想起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的中央統計調查局（中統）和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軍統）。尤其是戴笠主持的軍統，是每一部以民國為背景的諜戰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才是近代中國最早考慮專業機構負責情報與保衛工作的政治團體。

這源于黨在最初成立的時候，就面臨的安全威脅。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來自全國的13名代表，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翻譯尼克爾斯基參與會議。由于馬林的特殊身份，一大召開不久就被租界巡捕盯上了，上演了直闖會場打斷會議進程的事情。

為了安全，原本在上海召開的會議被迫轉移到嘉興南湖的游船上繼續進行。這個時候，黨的保衛工作只有代表李達的妻子王會悟女士一人負責。而王女士顯然不是那種身懷絕技的人，所以她的任務更多是在放一下哨，尤其是會議在南湖召開期間。

李克農，龍潭三杰之一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黨的保衛工作必須專業化。1925年8月，廖仲愷先生遇刺進一步強化了黨中央對保衛工作的認知。之后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進一步強化了黨建立專業機構的決心。

1926年，中央派陳賡、顧順章、陸留等人到蘇聯，接受格別烏（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格別烏是其俄語簡稱的音譯）的專業訓練。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黨的各級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損失慘重。為了解敵情和保護自身，時任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在武漢主持建立了特務工作處，負責情報和保衛工作。

但這個組織存在時間并不長，隨著形勢的變化，周恩來同志前往南昌籌備武裝起義工作，特務工作處工作停止。即便如此，特務工作處還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化解了多次針對黨組織和工農群眾的陰謀。

錢壯飛，龍潭三杰之一

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惡化，中央的政策和組織也不得不進行調整。1927年10月，轉入地下并回到上海的中共中央開始完善組織架構，其中就包括特務科。周恩來再度承擔組建特務科的任務，中央特科就此誕生。1928年11月，中央又成立了特務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

作為專業的機構，特科又分為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和無線電通訊科，各司其職，形成完整組織機構，其確定的活動原則與工作方式被黨后來的情報機構所沿用，影響極大。

而那些神乎其神的中統和軍統，直到1928年初才搭臺，真正形成完善機構還要一段時間。這不僅比特務工作處晚，甚至晚于中央特科。甚至中央特科的組織模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還影響了軍統的組織模式。

周恩來

雖然中央特科最終因為種種原因最終被改組，但作為黨情報工作的開拓者，他的經驗與教訓深刻影響了中央社會部、中央敵工委等情報組織的發展。

獨特的工作原則

因為情報工作的獨特性與危險性，周恩來（周總理，之后的內容都用此稱謂）在特科時期制定了黨的情報戰線的工作原則與工作方法。工作原則主要針對于內部，工作方法則面向外部。

工作原則主要有三項：以“絕對秘密”為原則；不在黨內搞情報工作；禁止搞單純的恐怖行動，保持政治斗爭方向……

絕對保密是當時狀態下，必須要堅守的原則，也是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慘痛教訓的總結。大革命時期，國共實現第一次合作，出于對當時左派為主的國民黨的信任，黨的工作完全是公開的。

從黨的高層領導，到基層黨員，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身份。這使得右派叛變的時候，黨的損失極大。老蔣甚至喊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后來對日情報工作中，日偽方面的做法更是殘忍。所以保密成為重中之重，不可懈怠。

不在黨內搞情報，則是對蘇聯情報機關內部偵查的反思。蘇聯情報機構從創建伊始，就有內部清查的任務。這一點從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名稱，就可見一斑。長期的內部清查，讓蘇聯黨政軍各部門的工作人員人人自危，嚴重影響了工作效率，也影響了黨的威信。克格勃建立后，其總部盧比揚卡在蘇聯成了能止孩童夜啼的恐怖存在。

盧比揚卡大樓

與之相反的是，國民黨情報機關保留這一傳統，結果就是軍統和中統從萌芽階段就不斷斗法。軍統的家規甚至禁止成員與中統有接觸，違者將遭到嚴懲。雙方的內耗嚴重影響了自身的發展，抗戰時期甚至被日偽方面利用，給自身帶來巨大的損失。

與前兩條相比，第三條也就是：禁止搞單純的恐怖行動，保持政治斗爭方向，無疑是最重要的！它保證了情報的純粹性，避免了相關部門的異化。畢竟情報工作長期游走在黑暗邊緣，很容易形成可怕的利益集團。這條規定在污穢不堪的中國情報界看成一股清流，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當然，對叛徒是絕對不能手軟的。特科時期，特科的行動科（俗稱紅隊，也稱打狗隊）就是負責清理叛徒的。當時黨的態度是，如果無法堅持革命理想，選擇脫隊，是可以不追究。但如果出賣了組織和同志，那必然是要一追到底的。比如曾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的白鑫，就被紅隊處置了。

白鑫

與之相對的是，國黨酷愛用暗殺手段清理對手。抗戰期間，用這種手法對付鬼子和漢奸沒什么，但是用來對付同胞就過分了。這可能與蔣某人的早年經歷有關：辛亥革命后，為了爭奪滬軍都督的職位，蔣某人奉大哥陳其美的命令刺殺光復會首領陶成章，第一次涉足中國政壇的變動……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特務一系列的暗殺活動看似壓制民間的聲音，事實卻加速了其滅亡的進程。

因為這些工作原則，黨的情報系統十分的純粹，避免了很多潛在的風險。

與工作原則同步的是工作方式，黨在情報戰線的工作方式主要有兩條：一是秘密工作“職業化”和“社會化”；二是單線聯系。

先說“職業化”與“社會化”，與國民黨職業化的特務不同，黨的情報系統往往在普通人、普通職業中去選擇合適的人來從事相應的情報工作。這種做法，可以讓情報人員在復雜的環境中獲得合法的身份，從而更好地隱藏身份、保證安全。

陶成章

之前網絡上就曾有人分享過類似的案例。他的一位長輩就曾做過交通員，以人力車夫的身份走街串巷傳遞情報，一直沒有暴露。因為在加入組織之前，這位長輩就是一個普通的人力車夫，只是識得幾個字、正義感爆棚。

這樣做還是另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讓黨員深入群眾，保持革命本色。

所以除了少數公開的領導人，多數情報人員都有著其他的身份作掩護。在敵占區工作的，更是如此。有的甚至連家人都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是真真正正的偽裝者。

至于單線聯系，則進一步保障了安全，多數情報員只能接觸到自己的上線、下線，對其他同志知之甚少，甚至毫不知情。不過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犧牲了效率。

淮海戰役中的賈汪起義就是典型，領導起義的何基灃、張克俠兩位將軍都是入黨多年的秘密黨員，但直到起義前夕他們才知道彼此的身份。在此之前，毫不知情的兩位都嚴防彼此，作了很多無用功。類似的還有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和國防部次長劉斐，他們倆個也是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相互提防，甚至相互拆臺。

晚年的郭汝槐

作為后來人，我們或許會覺得這些行為可笑。但這確實保障地下黨員的安全，畢竟黨珍惜每一位忠誠于黨和人民的同志。他們的生命安全，比任何情報都重要。

情報獲取的方式

確立情報人員的工作原則和工作方式后，下一步就是獲取切實的情報了。對于這個任務，黨內負責情報工作的領導人采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也就是技術路線和傳統路線。

技術路線主要利用當時比較前沿的電訊技術，破解敵人的無線電通訊。這一點，我黨也是國內的先行者。中央特科時期，黨就成立了專門負責電訊的部門。這個部門除了保障黨中央與各地的聯系外，也負責破解國民黨，以及后來日偽軍的密碼。這一領域，黨內的相關專家還是很權威的。

傳統的情報獲取方式，除了從公開信息中獲取相應情報外，黨也采用各種方式從國民黨和日偽軍內部獲取相應的情報。對于這一渠道，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兩類，也就是所謂的“打進去”和“拉出來”。

錢壯飛

“打進去”通常是黨內同志以“合法”的方式，滲透到敵人的各級機關內部，包括但不限于情報機關。著名的龍潭三杰和龍潭后三杰，就是打進去的典型代表。

尤其是前三杰中的錢壯飛，直接打入國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成為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國民黨內部的大量機密，從此對我黨敞開了大門。如果不是錢壯飛，顧順章叛變帶來的后果將不堪設想。

“拉出來”則與那些同情革命、或者有愛國情懷的各界人士聯系，讓他們幫助開展各項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獲取情報。以這種方式與我黨建立的各界人士很多，行業也是五花八門。這既保障了各項工作的順利推進，也可以從不同角度佐證情報的可靠性。

拯救紅軍的莫雄就是這方面的的典型，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鐵桶計劃”就是他從蔣介石的軍事會議上獲得的。通過在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項與年，這份“鐵桶計劃”被送到瑞金。根據情報，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提前部署，開始了長征。盡管長征的路上，紅軍損失巨大，但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命運。

莫雄

不同于國民黨內部急功近利的作風，黨的情報系統不會在事情即將發生或發生后才開始布局，而是提前布局，也就是所謂的“放長線，布冷子”。

比如前面提到的莫雄，他與黨的接觸始于1930年。彼時的他被國民政府架空，在宋子文的財政部擔任閑職，無權無勢。直到1934年，莫雄才通過好友薛岳的關系，出任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也正是因為這個職位，他才有可能接觸到“鐵桶計劃”這樣的核心機密，為挽救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發揮了重要作用。

類似的還有龍潭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暉，他出身高管家庭，在1936年清華大學秘密加入我黨，之后奉命打入胡宗南部。從基層一點點做起，熊向暉最終成為胡的秘書，倍受胡的重視。胡宗南與上級的聯系，下發的各項命令都會先經過他的手。這等于說，胡宗南部的關鍵信息還沒有傳達到基層部隊，就已經出現延安中央決策層的案頭了。

熊向輝與妻子

當然，黨的情報系統也有過失誤，并帶來一定損失，但成就無疑是輝煌的。

唯一的遺憾是，因為單線聯系的原因，很多英雄的事跡被時間的長河吞噬，甚至一度遭遇不公正待遇。能像楊度那樣，最終被歷史所證明的，少之又少。

堅定的信仰

因為黨的情報人員早期接受過蘇聯的培訓，所以在堅持群眾路線的同時，也會從各界精英中發展人員。所以黨的情報人員，哪怕是那些普通的交通員也是行業中的佼佼者。

李克農

如果不選擇這條路，他們的人生也不會太難，至少好過多數人。但他們依然選擇了這條充滿坎坷與危險的道路，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真正支持他們前進的是對于國家與民族的熱愛，是對信仰的堅守。這種力量才是最可怕的。

“雖千萬人，吾往矣！”正是這些人才真正成就了那句看似笑談，卻是真實的“天下何人不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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