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新中國拖入戰爭當年蘇聯為何故意缺席安理會關于朝鮮問題的討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同一天，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美國提出的議案，要求朝鮮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并將軍隊撤回三八線以北。6月27日，在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武裝干涉朝鮮并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的同時，聯合國安理會再次通過美國的提案，指責朝鮮拒絕停止軍事行動并拒絕把軍隊撤回三八線以北是對和平的破壞，建議聯合國會員國向朝鮮南方提供必要的幫助。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在美國的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按照決議提供軍隊和其他援助，交由美國領導的司令部使用。決議稱各國提供的軍隊為“聯合國軍”，授權美國任命“聯合國軍”指揮官，使用聯合國的旗幟，授予司令部“聯合國全權”。7月8日，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被杜魯門任命為“聯合國軍”總司令，全面介入朝鮮戰爭。

美國可以如此堂而皇之地借用聯合國名義干涉朝鮮戰爭，與蘇聯缺席安理會討論有很大關系。眾所周知，1950年1月13日，蘇聯為了支持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斗爭退出了安理會，此舉和朝鮮半島的形勢并無直接關系。朝鮮戰爭爆發后，根據時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的回憶，在安理會召開討論朝鮮形勢的會議前，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從紐約打電報給莫斯科，詢問“蘇聯代表是否應該參加為討論美國提交給安理會的一封信而召開的會議”。當晚，斯大林打電話給葛羅米柯，問他“在目前情況下應該下達什么指示？”葛羅米柯回答說，“外交部已起草了一項指示，正在送您審批。這項指示的實質是：第一，堅決駁回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指控，并且同樣堅決地控告美國參與發動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侵略。第二，一旦有人建議要安理會通過旨在反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或者反對它和蘇聯的決議，馬立克就應該立刻使用否決權，阻止通過這類決議。”斯大林聽了葛羅米柯的匯報，雖然用激烈的言辭譴責了美國提交安理會的敵視蘇聯和朝鮮的信件，卻出乎意料地說，“我認為，蘇聯代表不應該參加安理會會議”。（--〔蘇〕安·安·葛羅米柯：《永志不忘：葛羅米柯回憶錄》上，伊吾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第261頁。）

葛羅米柯提醒斯大林說，“如果我們的代表不出席會議，安理會就可能通過任何決議，甚至打著 ‘聯合國部隊’的旗號從其他國家派遣軍隊到南朝鮮去”。葛羅米柯回憶說，“這一理由并沒有給斯大林留下特別的印象。我感到，他不準備改變自己的觀點”; “然后，斯大林實際上口授了一項指示……40分鐘后，這項指示就發給了我國駐安理會的代表”; “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我提醒過斯大林的事情發生了，安理會通過了華盛頓強加給它的決議。被派往南朝鮮的各個國家的武裝部隊都被貼上了 ‘聯合國部隊’的標簽。當然在這個事件中斯大林明顯地感情用事，沒有很好地權衡自己的行動。這似乎不符合他的思維方式，但事實正是如此”。然而，“感情用事”四個字是不能說明問題的。斯大林作為一個精于韜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不可能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感情用事”，那么應該如何評價斯大林的這個決定呢？

由于蘇聯是為了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退出安理會的，似乎只有在這一問題得到解決后再返回安理會才合乎邏輯。盡管我們不能像一些西方學者那樣，認為蘇聯當時退出安理會與朝鮮戰爭的爆發有關，但支持恢復新中國的合法席位不應成為蘇聯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不返回安理會的理由。在當時的條件下，朝鮮問題遠比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重要，蘇聯不返回安理會確實是一次錯誤的決策。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在6月27日安理會開會前曾對馬立克說，“在我看來，你們國家的利益要求你參加下午的安理會討論”，馬立克立即表示他“不會參加”。誠然，“如果認為蘇聯出席安理會并投了否決票，美國就不可能對共產黨人在朝鮮的挑釁作出反應，這種邏輯上的假定都是講不通的”。但是，“馬立克的缺席卻使安理會決議獲得通過成為可能”。“由于蘇聯大使未出席安理會、行使否決權，使得杜魯門可以組織起抗御行動，以聯合國的名義出兵，變成是威爾遜主義的 ‘自由對抗獨裁、善惡勢不兩立’的精神，讓美軍合理地在朝鮮介入戰事。”

對于蘇聯代表缺席安理會的后果，斯大林不會不清楚，那么斯大林為什么不允許蘇聯代表返回安理會呢？在目前俄國解密的蘇聯檔案中，沒有發現這方面的內容。根據蘇聯對朝鮮戰爭的立場和態度來分析，返回安理會也會使其面臨兩難的選擇：如果使用否決權，會被西方國家指責蘇聯策劃了朝鮮戰爭；如果不使用否決權，則會失去社會主義國家的信任，也有悖于自己一貫的政治立場。這兩種結果是蘇聯都要避免的，所以不允許蘇聯代表返回安理會的決策，并不像葛羅米柯所言是斯大林“感情用事”，而是蘇聯民族利己主義外交傳統作祟的結果，目的就是為了證明蘇聯與朝鮮戰爭無關。6月27日，杜魯門向莫斯科發出照會，希望蘇聯從中斡旋以便盡快恢復朝鮮戰前的狀態。7月4日，葛羅米柯在譴責安理會決議非法的同時表示，這場戰爭是“朝鮮人之間的內戰”, “蘇聯不能采取行動。”

在缺席安理會討論的日子里，蘇聯拒絕承認安理會決議的法律效力，譴責美國對朝鮮的武裝干涉，呼吁應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安理會關于朝鮮問題的討論，但這些對朝鮮的形勢都無濟于事。隨著朝鮮戰事的發展，在意識到缺席安理會并不能約束美國反而使自己更加被動的情況下，蘇聯利用擔任輪值主席國的機會，于8月1日返回了安理會。鑒于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對蘇聯缺席安理會的質疑和蘇聯在是否返回安理會問題上決策的改變，斯大林在8月27日給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Gottwald）的電報中進行了解釋。其中談到，起初蘇聯沒有返回安理會的目的有四，“第一，表明蘇聯與新中國團結一致；第二，強調美國的政策荒誕愚蠢，因為它承認國民黨政府這個稻草人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代表，卻不允許中國的真正代表進入安理會；第三，認定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是非法的；第四，讓美國放開手腳，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再做些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政府的真實面目”。斯大林認為，正是由于蘇聯沒有返回安理會，“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和道義上的威望”, “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假設美國政府還繼續被牽制在遠東，并使中國加入解放朝鮮和爭取本國獨立的斗爭”, “美國會在這場斗爭中無力自拔”, “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斗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關于返回安理會的解釋則是，“我們可以退出安理會，也可以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返回安理會”。顯然，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不是阻礙蘇聯返回安理會的主要因素。

斯大林對蘇聯缺席安理會的解釋明顯牽強附會。首先，朝鮮戰爭爆發后，蘇聯代表返回安理會，阻止美國干涉朝鮮戰爭，更符合中國的安全利益，也有利于加強中蘇團結。其次，美國以聯合國的名義出兵朝鮮，不僅沒有敗壞自己在軍事和道義上的威望，而且還贏得了一定的國際支持。再次，美國武裝干涉朝鮮戰爭雖然牽制了它的一部分力量，但其軍事戰略重點仍是加強北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認為，美國應“盡可能快地熬過這場戰爭，使我們的部隊和海軍力量脫身，把一些陸軍師送回國內，作為可用兵力的基礎，把另外一些送往歐洲，以幫助支撐北約”。最后，斯大林談到中國加入朝鮮戰爭，有利于進一步牽制美國的力量，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更是一廂情愿的事情，因為此時他對中國是否愿意介入朝鮮戰爭尚無把握。所謂“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引發亞洲的革命”的說法，不過是歷史經驗主義的認識。時代不同了，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的邏輯已不適應戰后世界發展的潮流。

斯大林的電報明顯言不由衷。對于這份電報的實際價值，可以做如下幾點判斷。首先，這份電報發出的時間是1950年8月27日，此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兩個月之久，蘇聯代表已經返回了安理會，電報內容能否反映朝鮮戰爭爆發時蘇聯政府決策的真相，值得質疑。其次，斯大林發出這份電報的原因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不能理解蘇聯缺席安理會討論的做法，所以該電報的功能更多地體現為政策解釋，其決策效用微乎其微，作為決策研究的依據缺乏說服力。再次，蘇聯缺席安理會的決定在其他國家看來是一次錯誤決策，對于蘇聯來說卻是一次利己決策，這符合蘇聯的現實利益和外交傳統。然而，這一決策行為既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決策的原則，也有損于蘇聯的國際威望。為蘇聯利己主義的決策戴上國際道義的光環，使其具有利他主義的功能，恐怕是斯大林發出這份電報的主要目的。如果蘇聯缺席安理會的決定果真是出于斯大林在前述電報中的“崇高目的”，為什么相關內容在葛羅米柯的回憶錄中沒有絲毫的流露呢？由此可見，這份電報對于回答為什么蘇聯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初缺席安理會的討論幾乎沒有什么價值，研究者一定要審慎分析，避免掉入歷史檔案的迷魂陣。要想揭開這一事件的真相，仍有待于新資料的進一步發現。

盡管朝鮮戰爭起源于1945年美蘇在朝鮮半島劃分占領區所導致的分裂，但是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持，就沒有現在我們所說的朝鮮戰爭。蘇聯同意朝鮮采取軍事行動可以產生一舉兩得的效果。如果朝鮮的軍事行動成功，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地位將進一步得到鞏固；如果美國武裝干涉，朝鮮的軍事行動受挫，由此而導致的中朝、中蘇和蘇朝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將迫使中國政府把注意力轉移到上述地區來，推遲解放臺灣的行動。對于蘇聯來講，朝鮮半島比臺灣重要得多，與其支持毛澤東解放臺灣的行動，不如支持金日成在朝鮮采取行動。決策過程中唯一不變的是，蘇聯絕對不能公開卷入朝鮮戰爭，不能引發美蘇之間的軍事沖突。為此，朝鮮戰爭爆發之初，蘇聯寧愿缺席安理會的討論，任憑美國操縱安理會通過武裝干涉朝鮮戰爭的決議，也不愿給西方國家制造蘇聯參與策劃朝鮮戰爭的借口，單方面地寄希望于朝鮮的速勝和危急時刻中國的援助，反映了蘇聯外交明顯的民族利己主義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