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專業守護文明：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世界文化遺產實踐

在中國由“遺產大國”向“遺產強國”邁進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承擔著重要使命，并走過了一條從探索到成熟的專業化之路。2011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文物保護工程與規劃所內設立三級機構——世界遺產部，正式啟動世界遺產專門隊伍的培育建設。2012年，國家文物局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設立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中心，并將其定位為“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與監測的國家總平臺”，逐步構建起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體系。2016年，機構更名為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中心，標志著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該領域的職能深化。基于這一核心定位，其使命不僅在于完成具體項目，更在于構建標準、引領方向、凝聚力量。

專業體系：不斷創新，構建全周期業務鏈

自2011年世界遺產部成立以來，各業務板塊逐步從無到有、扎實推進：2012年完成《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總體規劃》，2013年助力哈尼梯田申遺成功，2014年實現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預警系統國家總平臺上線與“世界遺產之聲”公眾號啟動運營，最終構建起“以遺產價值為主導，覆蓋申遺—規劃—監測—傳播”的全周期業務鏈，形成“價值挖掘—價值保護—價值監測—價值傳播”的閉環。這并非簡單疊加孤立的業務板塊，而是以“價值”為軸心實現深度融合。

遺產申報與研究：奠定價值認知基石和闡釋基石。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承擔了二十余項遺產的申報文件編制與研究任務，深入挖掘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OUV），推動中國遺產在國際語境中的表達與認同。從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歷年評估反饋來看，申遺文本編制的核心技術挑戰集中于“系列申報策略”與“文化景觀類型把控”，這也正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多數項目的典型特征。在此過程中，團隊深化了對申遺核心原理的思考，例如活態遺產的真實性界定、系列遺產的完整性標準，以及遺產概念的知識生產邏輯等關鍵問題，并逐步形成了關于價值演進機制持續性、支撐價值的屬性的全面性及通過文化遺產概念構建話語權等一系列理念。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堅持“研究先行”，持續推動業務創新與拓展：新增申報策略研究與預評估文本編制，如三星堆—金沙遺址預評估材料獲ICOMOS好評；參與國家文化公園探索，牽頭負責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規劃中核心章節；通過國際遺產影響評估成功解決澳門東望洋斜街遺留問題，獲ICOMOS與世界遺產中心認可；拓展博物館展陳業務，隋唐大運河文化博物館榮獲多項展覽獎項。依托科研優勢，研究院在遺產地可持續發展、第三輪定期報告與國家文化公園等領域開展前瞻研究，為實踐提供理論支撐。通過構建全周期業務鏈，打破了“重申報、輕管理”的痼疾，推動保護管理向前置化、系統化、終身化發展，標志著我國世界遺產領域從“工作領域”向擁有自主知識體系的“專業領域”實現根本轉變。

保護管理規劃：探索世界文化遺產規劃范式。世界遺產與國保單位在構成、區劃、法律保障方面既有差異又相互關聯。面對世界遺產與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管理依據上的差異，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始終探索“既符合國內實際、又滿足國際要求”的規劃路徑，形成“1+N”規劃體系與“二合一”規劃模式兩類典型。前者為大運河等大型系列遺產提供可復制的中國方案，后者為龍門石窟等遺產地實現“一規統籌”，有效解決了管理中的制度銜接問題。

監測預警體系：創建世界遺產監測的國際范例。在全周期業務鏈中，監測環節具有雙重核心價值，既是業務鏈的樞紐，也是推動項目團隊向“遺產守護者”角色轉變的關鍵。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構建起“以國家總平臺為核心，年度報告與遺產年會為兩翼，聯動國家—地方層面”的監測預警體系，并通過定期報告、保護狀況報告實現與國際組織的有效對話。其中，《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數據總表》《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預警總平臺監測指標》明確17大項59小項監測數據、37項監測指標，讓監測工作實現“系統化、可編碼、可傳播”；《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工作指南》為全國遺產地提供統一操作手冊與質量標準。該體系多次得到世界遺產委員會、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ICOMOS等國際組織的贊賞和推薦，具備全球示范意義，標志著中國在世界遺產監測領域實現了從“跟跑”到“領跑”的轉變。基于該體系建設的遺產地監測系統助力了近年來的各個申遺項目取得成功，編寫的教材《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與監測》已由教科文組織出版，大運河監測管理獲世界遺產委員會推薦，“監測云”移動端應用獲評“全國十佳文博技術產品”。此外，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多年編寫《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狀況總報告》，2021年起以藍皮書形式出版，被評價為“皮書系列一項杰出的新成果”。

《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報告（2024）》

活化利用與公眾傳播：讓遺產融入當代生活。雖未設專門傳播團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依托全業務鏈專業優勢在遺產活化與公眾傳播領域獲得廣泛認可：一是搭建傳播平臺，創辦“世界遺產之聲”公眾號、世界文化遺產門戶網站、“監測云”公眾版，實現國際國內知識和咨詢共享；二是構建聯動機制，組織“遺產之橋”媒體沙龍和世界遺產進校園系列活動，打通業內、媒體、志愿者與公眾的溝通渠道；三是創新傳播載體，主創兼具專業性與易讀性的繪本、畫傳，如《時間的禮物》《大運河畫傳》《長城畫傳》，以“生動文字+優美圖畫”講述中華文脈與世界遺產精神，獲“2019年全國優秀科普作品”及2022年度和2023年度“中國好書”多項大獎；四是優化現場展示，開展遺產地展示設計與標識系統設計，推動遺產價值融入當地社會與景觀。

《時間的禮物》《大運河畫傳》《長城畫傳》

國家平臺：協同聚力，構建事業共同體的“中央節點”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以“平臺建設”為核心定位，搭建起“政府—機構—遺產地—公眾”四位一體的合作網絡。自2017年起實施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專員制度”，為每個省和每處遺產地配備專職對接人，形成“業務專精、興趣專注、溝通專業”的高效機制，成為平臺運行的重要支撐。

做好“政策—實踐”的傳導樞紐。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立足國家文物局戰略需求，將宏觀政策轉化為可落地的技術指南與項目實踐；同時，收集一線遺產地的保護需求、監測數據與現實挑戰，凝練形成《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事業發展戰略規劃》《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提升專項行動專題調研報告》等研究報告，成為國家文物局決策的重要參考。

構建“機構—知識”的共享網絡。通過運行監測預警總平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將專業服務延伸至100余處遺產地，聯動120余個保護管理機構，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工作格局。連續多年舉辦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年會”，為全國搭建經驗交流、難題會診、能力建設的核心平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主編的《篤行致遠——紀念〈世界遺產公約〉五十周年論文集》，匯聚了遺產學界和工作領域眾多從業者的智慧。

《篤行致遠——紀念 <世界遺產公約> 五十周年論文集》

搭建“中國—世界”的對話橋梁。2020年，受國家文物局委托，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牽頭組織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第三輪定期報告編制，聯動31個省區市、44項遺產地完成120余萬字報告，系統展現了中國方案。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連續主辦世界文化遺產管理國際培訓班，赴法國、意大利、日本、土耳其等30余個國家開展考察與國際會議交流，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專項課題《世界文化大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經驗借鑒研究》，在履行國際公約的同時，積極傳播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

具備“大規模協同”的組織能力。以大運河規劃為例，項目涉及8省35市，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牽頭組織文物考古機構、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及企事業單位聯合參與，聯動54個機構部門、245名專業人員。海上絲綢之路更是包含了中國的廣州、澳門、香港和印尼的井里汶等35個海內外聯盟城市。這種跨區域、多層級的協同模式，在國際同類實踐中也屬少見。

正是基于這一“平臺”定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中心團隊在2021年榮獲“全民科學素質工作先進集體”，該榮譽是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平臺建設成果的重要肯定。《事跡集》評價：聚焦科學、技術、工程、管理、文化五大層面問題，促進業務需求—技術需求—科學需求互動。

面對文化強國建設的目標與信息技術發展的浪潮，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將推動兩大核心能力的升級。一是平臺智慧化，運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構建預見性保護管理平臺，打造世界遺產智慧網絡，助力文明交流互鑒；二是專業范式化，系統總結中國經驗，深化理論創新，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形成“中國理論、國際認可”的學術話語與實踐標準。

未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將繼續以專業初心守護文明之光，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化遺產事業貢獻更多智慧與力量。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圖文來源于“中國文物報”，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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