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產民族主義全球崛起

文 |巨潮WAVE，作者 | 侯恬，編輯 | WEGO研究院

10月下旬，非洲小國馬拉維的總統彼得·穆塔里卡發布行政命令，禁止本國未經加工的原礦出口，且政策立即生效。

根據禁令，包括鋰、稀土、石墨等在內的多項戰略礦種都在限制出口的范圍之內。此舉顯然是希望提高本國礦產的下游加工能力，試圖讓更多的資源價值留在國內，而不是繼續被低價賣出，讓海外企業賺取產業鏈條上的主要利潤。

新聞報道馬拉維禁止本國原礦出口

馬拉維的禁令顯然并非個例。過去兩年，非洲多個擁有關鍵礦產的國家正在逐步收緊出口政策，資源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升溫：

2024年，加蓬宣布將從2029年起停止出口錳礦原礦； 今年2月，剛果（金）實施鈷出口禁令，并在11月追加配額管理機制； 5月，幾內亞直接吊銷數十家礦業公司的采礦許可證，隨后公布100家被撤銷礦權企業名單； 6月，津巴布韋宣布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鋰精礦出口，強制要求本地深加工……

非洲擁有全球最豐富的礦產資源，卻始終處于整個制造業產業鏈的最底端。各地的原礦以極低價格出口，加工利潤、產業升級機會和就業崗位，都落在國外企業手中，本地經濟并未因資源豐富而真正受益。這種不公平的分工體系，讓很多國家越來越難以接受。

如今，關鍵礦產的戰略價值不斷提升。鋰、鈷、鎳、稀土等資源不僅是新能源產業鏈的核心原料，更被視為未來地緣競爭的戰略資產。而且，這些資源分布高度集中，使得資源國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出手進行管制的底氣也比過去更足。

過去兩年，西非和中非多國接連發生政變，新上臺的政府普遍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將資源控制視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這進一步加速了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

資源國政策的收緊，對外部投資者，尤其是中國企業將構成較大挑戰。經過多年“走出去”布局，中國與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在采礦業上的投資合作已經相當深入。政策變動下，中國企業話語權削弱，利益分配規則重塑在所難免，供應鏈穩定性也將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如今，資源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個別國家政策，而是演變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集體趨勢。對中國企業而言，重新布局全球資源鏈條、調整合作模式，才能在全球制造業鏈條中保持主動與安全。

01 籌碼

非洲和拉美，作為第三世界的典型代表，都是礦產資源極度豐富的地區。

例如，非洲擁有全球25%的銅、80%的鈷、90%的鉑族金屬；拉美則掌握著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銅、鈷、鋰、鎳、石墨和稀土。可以說，新能源時代的核心材料大規模集中在了這兩片區域。

盡管儲量豐富，這些國家卻始終無法將其轉換成真正的經濟實力。以國土面積巨大、資源異常豐富的剛果（金）為例，其銅、鈷、鉆石、錫、鈳鉭鐵等關鍵礦產的儲量全球領先，但這同時又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至今仍有七成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由于基礎設施薄弱，加工技術落后等因素，這些國家長期只能出口附加值較低的原礦，利潤大部分被留在海外。資源富而不貴，是非洲和拉美長期面臨的困境。

近年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資源國開始想要把產業鏈更多的收益留在本國。非洲和拉美國家的訴求開始從“賣原料”變成“參與分配”，很多國家已經明確提出，要利用本國資源發展本地制造業，走向更高附加值產業。

如摩洛哥將新能源汽車定為國家工業戰略重點，計劃自2025年起每年生產10萬輛電動汽車；埃及也宣布將在2026年啟動太陽能組件本地制造，國產化率最高可達90%。越來越多國家希望資源收益可以反哺本國經濟與政治目標，這正是資源民族主義的典型表達之一。

其實，這并不是第一次出現資源民族主義浪潮。二戰后，隨著全球殖民體系瓦解，一批資源國也曾經通過國有化、限制出口等手段，試圖奪得資源的掌控權。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新興經濟體在資源定價上也曾集體發聲，試圖借資源優勢獲取更多話語權。

本輪浪潮的目標與前兩次類似，都是在特殊背景下，各國希望通過強化對資源的控制，來獲取更多經濟收益，并提升政治籌碼。但由于時代背景的不同，本次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又有許多新的特征。

隨著新能源技術的突破與廣泛應用，鋰、鈷、鎳、銅、稀土、鉑族金屬等八類礦產成為新能源產業鏈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源。相比過去的石油等傳統能源，這些礦產分布的更加集中，也因此使資源掌握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

相比過去，綠色能源的轉型使部分礦產的消耗比以前更大。

有數據顯示，光伏電站的資源消耗是火電廠的5倍；電動車需要的礦產資源是燃油車的6倍；海上風電場更是燃氣電廠的10倍以上。集中度高、消耗更大、替代性弱，這三點疊加，讓資源國在供應鏈上相比此前掌握了更強議價能力。

更重要的是，相比傳統的鐵礦、銅礦、鉆石等資源，如今這些礦產資源的買家不再是其殖民地宗主國，而是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參與其中，買家主體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

這種背景下，資源不僅是這些國家的重要經濟資產，更成了地緣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資源國普遍認為，借助這些關鍵籌碼，他們終于有機會主動改變自身的發展軌跡。

02 風險

相比過去兩輪資源民族主義浪潮，這次的政策工具顯然更加多樣化。不但包括了強制股權收購、提高資源稅、限制外資比例等“老手段”，還包括強制性本地加工、出口配額、禁止原礦出口、礦權準入審查等新措施。

由于中國、歐美等許多有資源需求的國家，都在非洲和拉美布局了礦業投資與戰略合作，因此本輪政策收緊，勢必會波及所有資源需求國（制造業國家），對全球供應鏈穩定性都形成沖擊。

近日馬拉維的政策，就已經導致多個全球重要礦產項目立即被置于高風險之下。包括澳大利亞的索維倫金屬、蓮花資源、英國力拓、日本東邦鈦業等公司均在當地有礦業項目，如今都可能面臨項目擱置乃至合同重談等風險。

在所有受影響的國家中，中國所承受的風險顯然更高，風險敞口也更大。

截至去年底，中國在非洲投資存量達到438億美元，其中23%直接投向采礦業。中國企業深度參與贊比亞銅礦、剛果（金）銅鈷礦、納米比亞稀土、津巴布韋鋰礦，以及尼日利亞的油氣等項目。

而且，中國不僅是非洲資源領域最主要的外國投資者之一，也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資源進口國。按現有數據計算，非洲為中國提供了約四分之一的關鍵礦產供應，一旦資源國政策收緊，中國將面臨一些關鍵資源供應中斷的風險，而這對中國的產業鏈安全可以說至關重要。

在多數關鍵礦產的鏈條中，中國都扮演著全球中游加工中心的角色。例如，中國98%的鈷礦石從剛果（金）進口，中國則是全球最大的鈷化學品生產國和鈷精煉中心；中國擁有全球40%的煉銅產能，從剛果運來的銅產品多數在中國完成冶煉與增值；在石墨、稀土等多個領域，中國的中游加工更是長期占據主導地位。

這也意味著，如果更多資源國效仿馬拉維，要求礦產必須加工后出口，那么以往在中國完成的冶煉和深加工環節的利潤將被壓縮。

短期看，這將迫使中國只能采購更昂貴、供應更分散的初級加工品。長期看，中國以規模化加工能力形成的成本優勢可能被侵蝕，從而削弱在全球礦產供應鏈中的地位。

另外，中國在非洲的資源項目大多由國有企業主導，這本身就容易觸發政治敏感性。非洲多國政局波動大，一旦發生政權更替，新政府往往會重新審視企業與舊政府簽訂的資源協議，比如此前尼日爾政變后，新政府就曾對中石油與舊政府簽訂的項目開展審查。

盡管資源民族主義并非專門針對中國，但中國在非洲資源開發中更加強大的存在感決定了，本輪政策收緊極有可能對中國制造業形成更大的影響。在全球資源民族主義興起的大背景下，中資項目會更容易成為輿論和政策審判的優先對象。

03 應對

面對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中國企業局面緊迫。在深度參與非洲、拉美資源開發的過程中，已經到了必須在合作方式和產業布局等方面做出及時調整的時期了。

其中最為有效的措施，是把企業的合作方式從“獲取資源”轉向“共建產業”，這是符合中國與資源國雙重利益的模式。

過去，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布局主要集中在采礦等初級環節，而未來更有效的路徑，是推動產業鏈向中游加工乃至新能源領域相關制造等高附加值領域延伸。這既能增強中國供應鏈的安全，也能為資源國創造稅收和就業，契合其工業化訴求，從而提升合作意愿。

近幾年，已經有許多中國企業和資源國成功實現合作共建,例如：

贛鋒鋰業在阿根廷的鋰資源開發項目中，與當地政府共同投資建設采礦與初加工設施； 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在贊比亞謙比希銅礦打造數字化生產控制中心，大幅提升當地礦山的生產效率和管理透明度； 在印度尼西亞，鼎信集團與印尼八星投資共建青山園區，推動從礦石開采到鎳鐵、再到不銹鋼的全鏈條制造體系落地，幫助當地形成了區域級冶煉與加工中心。

人民日報報道中非工業合作進展

未來，中國企業對非洲和拉美的投資不應僅停留在采礦業上，而應在項目本地化上進一步加碼。其舉措包括了擴大本地雇傭比例、參與社區發展、建設公共設施等，通過“嵌入式經營”降低社會阻力，增強企業在當地的存在感與可信度。

對資源國而言，這類長期投入能提升項目黏性，也是緩解“反外資情緒”的重要手段。

目前中資企業最大的難點在于，全球能夠適配中國企業經營效率的國家并不多。就算想在非洲、拉美等地延伸資源產業鏈，也依然會面臨當地在基礎設施上的硬約束，導致加工成本畸高，效率低下。

有數據顯示，非洲內陸段的公路運輸成本是中國的3-4倍。比如剛果（金）盧本巴希至德班港的銅礦運輸成本達247-367美元/噸，而中國同等距離僅需60-80美元/噸。效率上，非洲卡車平均時速僅為中國干線運輸的一半，比如從尼日利亞拉各斯至南非約翰內斯堡4100公里的運輸，非洲需超72小時，中國僅36-48小時。

這些不只是成本問題，更意味著供應鏈不穩定和物流不可控，直接制約當地加工業的可行性。

負面現實之外，更大的問題在于政策變動和地緣政治的風險。非洲和拉美資源高度集中，本身就是大國競爭的焦點。而在當前全球供應鏈重構的大背景下，美國和歐盟推出“關鍵礦產聯盟”等戰略，在缺乏制造業基礎的情況下強行攪渾水，使得資源合作更多被置于政治因素之中。

目前，西方國家正通過外交施壓、輿論引導和援助附加條件等方式，間接影響中國和非洲的合作，比如通過制定更高的準入門檻來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活動，通過多邊聯盟限制對中國的出口等。即使推進本地化合作，在當地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也難完全避免供應鏈波動。

04 寫在最后

可以說，資源民族主義本質，就是資源國利益訴求和其他國際力量之間的博弈。

這一輪升溫，是非洲國家在重新評估自身利益后做出的重要且理性的選擇——主權意識更強了，也更希望讓資源真正為本國發展服務，而不是繼續為全球制造業產業鏈低價輸血。

如今，這股力量正在重新塑造全球資源秩序。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資源進口國帶來不小壓力。這也意味著，中國對拉非的合作模式必須邁入下一階段，過去以簡單的資源開發為主的思路，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博弈格局。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包括構建更完善的風險緩釋體系，包括分散采購來源，推動供應鏈多元布局，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強化海外合規能力等。并在關鍵材料、關鍵技術上持續突破，從而強化自身在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

目前的情況看來，資源民族主義大概率將成為長期新常態。中國企業需要更快做出調整和適應，才能在全球資源競爭中站穩腳跟。但好在，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已經在轉型，并且不少已經取得初步成效。方向正確，積極的因素也在不斷積累。

畢竟，全球最核心的制造業體系，和對礦產資源最核心的需求，還是在中國，而不是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