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王近山復出，無人前去車站迎接，引開國少將生氣：我自己去

1955年9月27日，人民大會堂內，授銜禮樂尚未停歇，王近山胸前剛別上少將軍銜。誰也想不到，盛典八年后，他卻扛著鋤頭出現在河南密縣農場，身邊只有田野與風。

戰爭年代的“王瘋子”向來刀口舔血。長征翻越夾金山，他抱著滾燙的機槍一路開火；天全攻堅，他策馬沖城，“紅軍千萬也難飛過”的狂言被當場粉碎。硬仗一多，后遺癥隨之而來，頭痛、腿瘸陪著他進城、再隨他下鄉。

1950年代末，婚姻爭吵成了導火索。妻子韓岫巖一紙信件遞到中南海，希望組織評理。王近山一聽火冒三丈，“家務事何必勞煩中央！”轉身扔出離婚報告。組織再三勸阻，倔脾氣沒松口，最終被撤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職務，下放河南。

農場活計枯燥。風雨交加的夜，王近山摸著舊傷疤，常念叨一句：“戰死沙場沒掉隊，如今卻落到這步田地。”有人勸他寫信上訴，他搖頭，“別給領導添麻煩。”然而1968年初夏，一篇南京報紙的小豆腐塊讓他改變了主意。

報道里提到老部下肖永銀。王近山拍案站起，“老肖還在！”當晚，他讓人帶話給肖永銀：“老伙計，可好？”信送到南京，肖永銀紅了眼眶，“告訴老王，別逞強，他的事還得中央拍板，時機一到，讓他給主席寫信。”

這番肺腑之言點醒了王近山。他連夜寫了三封信：一封致毛主席，兩封分別遞給許世友和肖永銀。最關鍵的那封，由許世友親手送交。信不長，卻句句擲地——既檢討個人沖動，又陳述愿為部隊再效死命。許世友只說一句：“放心，這事包在我身上。”

許世友回軍區途中，碰見尤太忠。兩人喝茶，話題又扯到王近山。尤太忠眉頭緊皺，“老王的身體在農場怕撐不住。”得知許世友已把信遞上，他長舒一口氣，卻又自責，“我正升軍長，幫不上忙，心里憋悶。”

1969年春，南京軍區干部會議上傳來指示：王近山任軍區副參謀長。文件落款清清楚楚，尤太忠當晚就把好消息用電報發往農場。王近山接電報，沉默良久，忽然把帽子高高拋向空中：“還有機會！”

復出之日定在5月8日。尤太忠琢磨：老王在外奔波多年，得讓兄弟們給他撐撐場面。于是他一通電話挨著打。張家、李家、周家，全是當年聯合作戰的老戰友。然而答案驚人相似，“最近風向難說，去車站恐不妥。”

第三通電話剛掛斷，尤太忠怒氣上涌，直接摔下聽筒，“你們不去，我自己去！”片刻后，他又撥回去，語氣平靜卻冰冷，“老王到南京，我一人站臺迎，他不是孤軍。”電話那頭沉默，誰也沒再回一句。

5月8日上午十點半，南京站月臺。蒸汽機車還未完全停穩，一個單薄身影早已迎上去。王近山背口舊帆布包，剛邁出車廂，就被敬了個軍禮。尤太忠聲音發啞，“首長，辛苦了。”王近山愣神兩秒，眼眶微紅，卻只是伸手拍了拍尤太忠肩膀。兩人對望，無須多言。對面旅客熙熙攘攘，卻聽不見他們心里的鏗鏘。

當天傍晚，一桌并不豐盛的接風飯擺在軍區招待所。許世友不在南京，提前托人送來一瓶茅臺和一句話：“老王先住我房子。”王近山推辭不過，便簡單收拾行李搬了過去。臥室不大，木床四處吱呀，窗臺放著兩本《孫子兵法》。他摸著封面，自言自語，“刀槍不在手，書也能養兵心。”

此后一年，王近山埋頭文件、圖紙，不聲張，不請客，不應酬。腿傷復發時，他拄拐巡視工事，年輕參謀勸他休息，他擺擺手，“命撿回來，就該用。”偶爾深夜燈亮，路過的警衛只聽見紙頁翻動聲。

有人好奇，車站那日無人迎接，老王是否介懷？他笑著回答，“我介懷過失去戰友，但沒空計較禮節。”談話傳開，部隊里議論漸少，提起“王瘋子”，更多人想到的是那張半夜伏案的側影。

許世友調任外區時，托人送給王近山一幅墨寶：舍我其誰。落款旁邊，有個小注：“尤太忠同題。”字不多，卻寫盡三人間的交情。南京城初冬微寒，王近山抬頭看著匾額，沉吟半晌，只說四個字——“兄弟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