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敏在陳毅追悼會上見到爸爸，毛主席：嬌娃，爸爸好想你

1957年盛夏的北京西山，陽光炙烈。越野車的油門被一只纖細的腳死死踩住，方向盤微微發抖。車里的少女是二十歲的李敏，她剛學會駕駛，父親卻執意讓她“真刀真槍”地練一次。毛主席坐在副駕駛，煙霧繚繞，卻一句指揮也沒下，只在車劇烈顛簸時拍拍她的肩：“別怕，路抖，心別抖。”那一刻，李敏覺得父親既嚴厲又溫暖——掌舵自己的路，終歸要自己握緊方向。

西山試車過去不到兩月，父親突然對她說：“嬌娃，該去讀大學了，別老跟我混。”說罷遞來一張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毛主席向來反對子女搞特殊化，可對李敏，他又不舍得放手。李敏拿著通知書，高興，卻也隱隱明白父親的良苦：離得遠一點，他才能安心辦公，她也能有自己的天地。

時間撥回到1949年10月。香山碧云寺的桂花味才剛剛飄散，12歲的李敏就站在院子里發愣。四歲起被送到蘇聯，她對父親的記憶停留在模糊的剪影，如今突然被帶回，見到滿頭花白卻神采奕奕的毛主席，心里說不出的恍惚。她的中文生澀，只能用半吊子俄語問好。毛主席沒有笑話她，只輕輕捋著胡子：“洋寶貝，回來了就好。”那一句“洋寶貝”后來被傳成趣聞，但李敏自己知道，父親用了八年等待這句遲到的問候。

1959年秋，北海公園的梧桐葉黃了。李敏披著簡陋的白紗，和孔令華在小禮堂舉行婚禮。來賓不多，連家具都是借的，卻擋不住年輕人的喜悅。毛主席那天難得喝下一瓶葡萄酒，臉微微泛紅，一邊數落孔令華：“以后要讓她少操心，多讀書”，一邊悄悄把裝著三條毛毯的小木箱塞進新人的宿舍。毯子三十年后仍在李敏家里，被她視作最好的嫁妝。

婚后不久，李敏帶著丈夫和新生的兒子住進了中南海。原以為會是長久的團聚，沒想到家務瑣事、人情冷暖接踵而來。江青對繼女的熱情有限，幾番磕絆后，李敏還是決定搬出去。1964年春，她挑燈收拾行李，外面下著冷雨，父親沒出現，只托警衛送來半筐蘋果。底下壓著一張紙條：北京天還涼，別給孩子省棉衣。簡單十一個字，李敏看了一夜。

搬出中南海的日子并不好過。夫婦倆工資平平，還要請保姆帶孩子，開銷緊張。不少人勸她回去“找主席批條子”，她擺擺手：“爸爸早說過，咱不搞特殊化。”說出口輕巧，內心里卻仍惦念著院子里那棵古槐。毛主席更難受，他常常在深夜讓警衛把檐角燈全部關掉，獨自坐在書房，不說一句話。

進入七十年代，毛主席身體江河日下。1972年1月6日，國務院通知舉行陳毅追悼會，毛主席忽然決定參加。警衛慌忙找外套，實在來不及，只能讓他穿著睡衣外披軍大衣就上車。八寶山門口冷風刺骨，毛主席步履蹣跚，卻堅持站在靈堂門口等幾位老戰友的子女。李敏也是臨時得到消息，匆匆趕來，剛推開門就對上父親渾濁卻熾熱的目光。

“嬌娃，爸爸好想你。”毛主席伸手，袖口里卻露出病得浮腫的手腕。李敏只點頭，喉嚨發緊。她想告訴父親，搬出去后工資不夠，想告訴他孩子生病時怎么徹夜抓藥，也想告訴他，她其實從沒怪過江青。但那天，她什么話也沒說，只把熱淚吞回肚子里，扶著父親進靈堂。

追悼會結束，毛主席回到中南海高燒不退。從那以后，他的醫護班子升級，子女探視要層層審批。李敏想要探望，得先填申請，再等批復，經常一等就是幾天。1974年夏夜，她接到毛遠新的電話：“主席病情加重。”李敏顧不上換鞋，抱著醫藥箱就往西門跑。她在病房門口被攔住，足足站了半小時，才被準許進去。父親昏睡不醒，呼吸像拉壞的風箱。李敏把濕毛巾放在他手心，耳邊響起醫院的吊瓶滴水聲，時間被拉得異常漫長。

第三次見面已是1976年9月。那天清晨天灰得像蒙塵的棉布，李敏無意中在衛生部文件夾里看到“病危”二字，瘋了一樣沖到中南海。毛主席睜開眼，努力辨認：“嬌娃，你多大了？”李敏含淚回答：“三十九。”毛主席擺手：“三十八，生日沒過。”聲音細若游絲，卻帶著他一貫的固執。說完，他慢慢閉上眼，手心仍舊發著汗。

九月九日，訃告廣播響起，李敏才真正明白，西山那次顛簸、香山那句“洋寶貝”、木箱里的三條毛毯，通通都成為不可逆的過去。她沒有再把自己鎖進回憶，而是遵照父親當年的囑托，繼續工作、繼續讀書。多年以后，她偶爾會繞道八寶山，站在那座青灰色的影壁前，看冬風卷起松針。從寂靜中，她仿佛又聽見車子碾過礓石的那聲顛簸，以及副駕駛那句淡淡的提醒：路抖，心別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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