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衛立煌前往香港，毛主席得知后下令：立刻通知合肥縣政府

1946年12月的一場冷風，從沈陽車站的夾縫里灌進站臺。人群擁擠，身著呢子大衣的衛立煌提著皮箱上車。身旁副官低聲提醒：“司令，東北形勢怕是撐不久了。”這一幕并未載入教科書，卻是衛立煌心態轉折的真實開端——他已經意識到，繼續推行全面內戰只會落得兵疲民怨的下場。

年初的北寧線上，衛立煌趕往南京復命。蔣介石劈頭一句：“此役唯你可挽頹勢。”語調逼迫，卻掩不住對遼沈戰場失靈的焦躁。衛立煌口中稱是，心里卻已打好腹稿：若真讓他接掌“東北行轅”，更大的妥協或許才是出路。幾天后，他暗中給延安發去電報，請求與毛澤東建立直聯渠道，表示“愿慎戰、愿緩戰”。

1938年的那次延安訪問，為這條秘密電線打下伏筆。彼時，衛立煌騎著一匹小青馬沿延河而上，見到毛澤東。兩人對抗日戰略的交流持續到深夜，皆同意“外御其侮”的大前提。友誼由此萌發，此后雖分處敵我，卻未斷線。十年后電報再通，衛立煌以一句“此心未變”作開頭，態度已經清晰到無法誤解。

1947年春，他抵達沈陽履職。表面布陣，實則拖字訣。有意思的是，內部作戰計劃每每到關鍵節點便“機要文件丟失”或“電臺故障”，導致調兵延遲。研究遼沈戰役的檔案時，可見衛立煌批示：“天氣惡劣，暫緩增援。”簡短一句，卻幫解放軍撿回幾天喘息。戰局一再傾斜，蔣介石惱火，卻抓不到確鑿證據，直到東北全面崩盤只得悻悻撤銷其職。

南京危局出現后，李宗仁以“整肅軍紀”為名，準備把衛立煌軟禁。衛立煌索性用人脈打通機場通道，1949年初飛抵香港。對于大批在內地的親屬，他卻放心不下——尤其安徽合肥那支龐大家族。此時毛澤東領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到北平，一路密切關注友軍動向。聽聞衛立煌已落腳香港，毛澤東當即批示：將其列入“第一號戰犯”名單。脈絡稍顯反常，卻很管用。掛上戰犯標簽后，國民黨反動派無法再以“通共”之名構陷，衛立煌在香港也得以暫時安全。

1949年4月，北平初春，柳絮還沒漫天。毛澤東再下一道指令：“即與安徽合肥縣政府聯系，妥善保障衛立煌家屬。”電報經過華東局轉發至當地。合肥縣政府連夜把衛家院落的守衛加倍，凡是來往探視須登記，并暗中驅散伺機尋仇的地痞。衛立煌后來談到此事時，對朋友說：“若無此信號，我在香港也難心安。”

香港的這段光陰，衛立煌刻意保持低調。住在尖沙咀彌敦道一座不起眼的樓里，每日翻報紙、聽廣播，記錄大陸形勢。有人問他何時回內地，他一笑：“時機未到。”他在日記里寫下這樣一句話——“身處香江，念茲在茲者，是新中國的黎明。”

1950年代初期，朝鮮戰事讓西方媒體把衛立煌當成“反共將領”來炒作，可當事人拒絕出鏡，只在電臺簡短回應：“政治立場，已由時代審判。”這句模糊又倔強的話，讓外界摸不準他的真實意圖，毛澤東卻看得明白：算準了他不會反水。

1955年秋，中南海發出正式邀請。衛立煌立即用平安電報回覆，只六個字：“謹遵召喚，速歸。”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他一路輕裝，隨行僅三人。抵穗次日，他向時任廣州市委負責人交回全部隨身槍支及軍銜證書，態度之坦率，讓接待人員頗感意外。短暫休整后，北上的列車轟隆駛入北京站。下車那一刻，他摘帽肅立，面向國旗，無一絲多余動作。

十余天后，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接見衛立煌。兩人握手良久。毛澤東平靜說：“過去的路難走，走對了就好。”衛立煌答：“望能盡綿薄之力。”對話不過二十余字，卻道盡曲折。隨后，他被安排在政協禮堂列席會議，主要負責提供國民黨軍史料與軍官名冊，為清理善后工作出謀劃策。有關遼沈戰役的內情，也在此階段補入官方檔案，成為后人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

資料顯示，衛立煌回京后放棄高官高階待遇，每月只領固定津貼。有人替他惋惜，他卻說：“新中國的規則不同，回報不是頭銜。”這段回答未見諸報端，口氣平和，卻透出對新格局的自覺認同。

此后近二十年，衛立煌長居北京，偶爾往返安徽老家祭祖。他將家族舊宅捐出辦學，自己住在一套并不寬敞的四合院里，研究近代軍事史，整理個人回憶錄。風聲漸穩，衛氏家族在合肥的產業亦得以保全，早年的那封“通知合肥縣政府”的電報，自此成為衛家的安全錨點。

從延安的一次夜談，到香港的一段潛隱，再到北京書齋里翻閱史卷，衛立煌與毛澤東之間的信任鏈條，跨越了戰爭、政治、地域乃至身份的隔閡。而那句“立刻通知合肥縣政府”，看似簡短，卻折射出新政權處理復雜人際與統戰工作的多層思考：既保護重要對象，也彰顯法度與溫情的并存。衛立煌能順利回歸，亦歸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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