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時代被處決的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

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爺爺慘烈的事跡，怕像我一樣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下。我大聲呼喊像我父親的事不要在中國大地再發生了，但愿中華民族不再出現醒腥風血雨。”

陸洪恩，男，1919年出生，畢業于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后出國深造。1950年回國，入上海交響樂團任定音鼓手，1954年任樂團指揮，1966年5月28日因 “反動言論”被逮捕。1968年4月27日，在L昭被殺害的前兩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人民廣場召開公判大會，宣判陸洪恩死刑，立即執行。

和陸洪恩同時被處決的還有柳友新等六名“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對這場集體屠殺，當時的上海電視臺、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作了現場轉播，《解放日報》等作了報道和評論，判決公告貼滿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轟動一時的大事。

一九六六年底，我因參予三哥劉文輝書寫《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犯反革命罪被關押進上海第一看守所，四個月后我哥哥成了文革中慘遭公開槍殺的第一人。我坐牢時結識了難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一直相處到六八年四月，看著陸先生走上斷頭臺。

陸先生在臨刑前留下遺托給我：“小兄弟如能出獄的話，請詳盡轉告我兒子，我是如何死在監獄里的。”六九年我第一次出獄，戴反革命帽子管制在廠時，冒險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照著他生前留給我的地址，偷偷摸到北京新村一個叫望德堂的天主教堂旁的住宅，不料見門鐵鎖，杳無人影，不知他的兒子去哪里了。

后聽鄰居說，他十六歲的兒子已被發配去了新疆，妻子已被掃地出門趕走了。當時我含淚長嘆：“陸先生，我沒有完成你的遺托，你家屬正遭受株連。我真想對你兒子說：年輕人啊，你父親死的好慘啊！但他斗爭到最后一口氣，流盡了最后一滴血……”那時我發誓，有生之年一定會完成陸先生的遺托。以后我又進了監獄，十三年后九死一生獲平反，時間一晃三十七年過去了。

經王友琴和當年難友找到陸的兒子是零四年底，我在海外出版了自己的傳記文學《風雨人生路》，里面有二節詳細敘述了這位音樂家最后走上刑場的一幕，及我尋他兒子的經歷。

不久，我的書被在美國的王友琴女士讀到，她來電轉告了我一直想尋找的陸洪恩兒子的資訊，另外又得到當年難友陳古魁（原上海油畫雕塑院院長）的幫助，終于聯絡到了陸洪恩的兒子陸于為。

事隔三十七年，當我向陸于為敘述他父親遺托和臨死前這段牢獄慘狀時，這位五十五歲畫師，一邊聽一邊眼眶涌出一串串淚水。他痛苦的說：三十七年過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靜、認命的生活被我的講述掀起了波瀾，心靈被震撼。

這幾天他反復讀了《風雨人生路》，徹夜難眠，痛苦不堪。他一再含淚說：“想不到父親死得這么慘，這么苦，這么壯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圍的人們對文革遺忘得這么快！”

他一再感謝我對他父親臨死前幾個月的照顧，和有膽量寫出這段珍貴感人的歷史。陸于為給我看了一些父親生前的照片和別人寫的回憶文章。

對著相片上這位四十七歲，年富力強，精力充沛，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六八年送上天堂的那個身體佝僂，白發蒼蒼，儼然古稀老人的信仰天主教的音樂家陸洪恩。二年不到，牢獄把他折磨得截然兩個人形。

據陸于為回憶，一九六六年五月廿八日那天，上海交響樂團繼續學習討論《評“三家村”》，父親依然早早走出家門，正在學校里念初中三年級的他走到父親跟前，低聲說：“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聽大家的發言，你不要講話了吧……”因為他聽母親說廿六日學習時，由于爸爸講了一些不應講的真話遭到批判。父親輕輕摸著他的頭說：“放心吧，于為，爸爸明白。”

那是個陰霾的早晨，他目送父親一步一回頭走出家門，誰能料想，從此父親再也沒有回家。夜里單位同事來告知，這天父親在別人不斷圍攻批判他修正主義思想時，父親耿直、倔強、寧折不彎的品性又一次仗義執言、滔滔不絕、慷慨激昂、語驚四座。

他正義怒吼：“我看不出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么錯誤，你們說我修正主義，我就修正主義，修正主義萬歲。”后來父親直接被單位扭送進公安局。當他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后，在上海芭蕾舞學院教鋼琴的母親也遭了殃，陸于為受株連，三個月后被發配去了新疆。

陸于為說：“十三年后，七九年九月父親被平反，落實政策后我才批準回上海。父親沒有留下骨灰，沒有遺書，所有音樂手稿被抄，上海交響樂團就交給我一根父親用過的指揮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親，身心憔悴，疾病纏身后去世了，一場文革災難使我家破人亡。

盡管我目前生活平靜，但文革這惡夢陰影還一直籠罩著我，殘酷慘烈的Z治運動改變了我的性格。使我變得膽小謹慎，沒有了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親是在什么情況下死的？父親究竟干了什么？造成Z春橋等人非要殺他這樣一個高級知識份子？

讀了劉先生的《風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憤恨，但又無奈。記得上海文化局為我父親平反后，我們家屬曾想為父親立一座烈士銅像，遭到有關部門拒絕。我真無可奈何！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爺爺慘烈的事跡，怕像我一樣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下。我大聲呼喊像我父親的事不要在中國大地再發生了，但愿中華民族不再出現醒腥風血雨。”

這位敢講真話、敢仗義執言、大義凜然的知識份子在瘋狂泯滅了人性和真理的紅色恐怖年代，他悲慘命運的開始一幕與死亡降臨的閉幕，驚人的相似。真希望后人千萬不要患文革健忘癥，應該深刻徹底地反思這場民族的災難，否則將是民族的悲哀。

我想活，但不愿這樣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

1968年4月27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上海革命文化廣場召開公判大會，判處6名『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并立即執行。這6名被五花大綁的『十惡不赦』中，有一個頭發慘白稀拉、身體瘦癟傴僂、看上去足有70歲的古稀老頭。

當大喇叭讀到他的名字時，人們都驚呆了：陸洪恩？天哪！他是陸洪恩？他就是以前那個氣質高雅、風度翩翩，在舞臺上挺拔鶴立、動作瀟灑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嗎？ —— 人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只有49歲呀！他到底做了什么『不赦』的大惡？他淪落到如此模樣，到底經歷了什么？

1966年5月，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評三家村》拉開了『史無前例』的序幕。在樂團討論姚文元的文章時，埋頭于音樂、政治嗅覺遲鈍的陸洪恩直言不諱：海瑞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他退田減徭役、治理吳淞江，被罷官時有幾十萬老百姓去送他，這都是事實。

在又一次的討論會上，有人指責陸洪恩『修正主義』。這使得性格爽達剛正的陸洪恩怒不可遏，他起身叫道：『你們到底擺不擺事實講不講道理？如果我這也算修正主義，那我就喊「修正主義萬歲！」』

幾秒鐘的死寂之后，有人高喊：『陸洪恩，反革命！』接著一群人沖過來，不由分說將陸洪恩反剪雙手，押送到公安局，公安局隨后將他押至上海第一看守所。

陸洪恩的獄中好友劉文忠先生1979年平反出獄后，寫下了《風雨人生路》一書，書中詳細記述了陸洪恩的獄中慘狀。在1966至1968的兩年中，陸洪恩無數次被各派紅衛兵和造反派從監獄提出，押至各種場合進行批斗，每次都被打得遍體鱗傷。

一次，他被拉去做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的陪斗。紅衛兵把漿糊桶扣在賀綠汀的頭上，逼迫賀綠汀在地上爬行。對此，陸洪恩義憤填膺，怒斥紅衛兵的惡劣行徑。紅衛兵立刻將他踹翻在地，打得他鼻口流血。

那兩年，對他來說是煉獄。從他入獄那天起，他就被反銬雙手，這使他吃飯、解手和睡覺都十分困難。可以想象，一個人被反銬雙手整整兩年，那是怎樣的一種難以忍受的折磨！看守對他格外『照顧』，暴打是他的家常便飯。他無數次被打得頭臉變形、兩耳流膿、眼睛渾濁，身上舊傷未愈又添新傷。

有一次開飯的時候，看守讓人把陸洪恩的飯菜倒在地上，命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樣舔著吃。面對如此凌辱，陸洪恩憤怒至極，他嘶啞地喊道：『什么文化大革命？這是大革文化的命！』看守似乎就在等著他的這些話，他的話音剛落，就把他拉出監房，又是一頓暴打。

非人的折磨，使這位音樂家迅速衰老，才四十幾歲，他就背駝腰彎、頭發全白并且大片脫落，看上去儼然七十老翁。一天深夜，陸洪恩似乎預感到什么，他把劉文忠悄悄叫到身邊，流著淚對劉文忠說：『小兄弟，你如果有機會出去，我托你兩件事：

第一，幫我找到還上初中就因為我的事被發配到新疆的獨生兒子，告訴他，他的父親是怎樣死在監獄中的。

第二，將來你如果有機會離開中國，就幫我走訪我一生向往的音樂之鄉維也納，在貝多芬的墓前幫我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他的崇拜者是哼著《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

之后不久，陸洪恩預感的那一天來了。1968年4月20日，訓導員把陸洪恩所在監房的14個犯人全都叫到訓導室，問陸洪恩：『你究竟要死還是要活？今天你表個態！』陸洪恩沉默片刻，慷慨激昂地發表了自己的就死演說：

我想活，但不愿這樣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茍且偷生！……

自從十四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十八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開始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百花齊放、爭妍斗艷。西方的民富國強哪里來？我國的民窮國弱又哪里來？

世界在兩極分化，西方社會在搞工業革命，科教興國，振興經濟建設；而我們 ……（刪去500字）堂堂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8個樣板戲，這只能證明我們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淪喪……

我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抱著一顆報效祖國的心忠貞竭力、奮發工作，誰知落到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這樣活下去還有什么意義？ …… 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革是為了求得這種全民恐懼、天下大亂的生活，那么我寧愿去死！』

陸洪恩利用生命給予自己的最后一次機會，痛快淋漓地演講了足足15分鐘。這堪稱一篇視死如歸、氣壯山河的檄文！壯哉！陸洪恩！他終于把心中的塊壘酣暢淋漓地吐出，自覺死而無憾了。

30分鐘后，陸洪恩被砸上鐐銬扔進牢房。他的嘴里、鼻孔、眼角流著鮮血，幾乎被毆致死。一個星期后，陸洪恩哼著《莊嚴彌撒》走上刑場。一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指揮家，隕落了。

1979年，陸洪恩平反，被宣告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