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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姬文波
編輯|龍風穆
審核 |江怡 范家菀
內容提要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印軍在印中邊境的軍力增強,印度自認為已居于“強有力的優勢”地位,重施尼赫魯時期的“前進政策”,先是派軍隊滲透到桑多洛河谷(旺東地區),隨后又進入克節朗地區,并展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對中國進行挑釁。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國內政治因素影響,有意加劇邊境危機以轉移國內矛盾,鞏固政權。為遏制印軍對中國領土的蠶食和滲透,中國軍隊展開針鋒相對的軍事斗爭,西藏邊防部隊進入旺東和克節朗河谷北岸設點駐防。中國和印度發生了自1962年邊界戰爭以來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軍事對峙。中印邊界局勢再次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由于中印兩國政治領袖的理性和克制,以及兩國軍事力量有效威懾和國際政治的制約,中印兩國政府都沒有選擇以戰爭手段來解決邊界糾紛。在中印雙方的外交努力下,中印邊界危機在1987年8月后逐步平息。此后較長時間,中印邊界東段的局勢保持了相對平穩 。
關鍵詞:中印邊界 旺東事件 “874”演習 桑多洛河谷 克節朗 拉吉夫·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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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網絡
1987年,由桑多洛河谷事件(即旺東事件)所引發,中國和印度發生了自1962年邊界戰爭以來最嚴重的領土糾紛。桑多洛河谷(旺東)位于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北、娘姆江曲以東、康格多山以西,屬于西藏錯那縣勒布鄉太宗山。這個地區不僅遠在中印傳統習慣邊界以北,而且也在中印邊界東段雙方實際控制線中方一側,一直是中國的領土。20世紀80年代初,印度政府重施尼赫魯時期的“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派軍隊滲透到桑多洛河谷,導致1986年6月旺東事件的發生。1987年,印軍進一步越過哈東山脊,進入克節朗河谷(印方稱為南姆卡曲河谷),并展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對中國進行挑釁。為遏制印軍對中國領土的蠶食和滲透,中國軍隊展開針鋒相對的軍事斗爭,舉行了“874”演習。中國軍隊越過拉則拉山脊(印方稱塔格拉山脊),在克節朗河谷北岸設點駐防,與印軍形成軍事對峙。中印邊界局勢再次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對于這段歷史,由于各種原因,除了英國著名學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著述中有所涉及之外,相關的專題研究很少,而有關于方面的非學術文章多有謬誤。本文將散見于文章著述、回憶傳記中的相關資料加以搜集整理,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分析和探討,希望能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研究有所幫助。
一、旺東事件的發生
1962年6月,在印度當局“前進政策”主導下,印軍越過“麥克馬洪線”對西藏山南地區錯那縣克節朗河谷以及拉則拉山脊(即塔格拉山脊)的冒險入侵,成為1962年10月中印邊界戰爭的導火索。在取得自衛反擊作戰重大勝利后,中國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發表聲明,決定單方面主動停火和主動后撤。中國邊防部隊“從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后撤20公里”,并在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的若干地點設立民警檢查站。在中國軍隊撤退后,1963年5月6日,印軍再次占領了“麥克馬洪線”以北克節朗河谷(印方稱為南姆卡曲河谷)東端的兼則馬尼(沙則)據點。距離北面中國軍隊設立的得芒邊防點約有1000米。中方未采取行動予以阻止。此后很長時間,印方未敢再越過哈東山脊向克節朗地區推進,中印雙方在克節朗地區基本脫離接觸,中國方面一度停止了在這一地區的巡邏任務。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印軍在印中邊境的軍力增強,自認為已居于“強有力的優勢”地位,印軍的戰略思想也由70年代的縱深防御發展為強調進攻性的“攻勢防御”。在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的主導下,印度政府重拾尼赫魯時期的“前進政策”。1981年,英迪拉·甘地內閣做出決定,將“保衛”達旺地區作為印軍的一項基本任務。按照印度軍方一貫的占據戰略制高點的思想,這意味著必須把其防線再次推進到“麥克馬洪線”以北的所謂分水嶺,“理想”陣地是其1962年遭受挫敗的克勞朗河以北的塔格拉山脊,至少也要在哈東山脊占領后面臨下的陣地。作為新的“前進政策”的倡議人,印度陸軍參謀長K.R.克里希那·勞士將(任期1982~1986年)命令印軍“突入印中邊境未被占領的爭議地區,隨后又前調輕裝滿員的合成部隊,以加強印度同中國2350公里邊境的薄弱邊防力量。……以主力前推,在戰術上便有可能發動有限攻勢,越過邊境進入對方薄弱或未占領地域”。在上述“前進政策”主導下,從1983年夏季開始,印軍每年都派出情報小組,滲透到“麥克馬洪線”以北的桑多洛河谷地區進行偵察和試探。英迪拉·甘地總理1984年10月被刺身亡后,繼任的拉吉夫·甘地政府并未停止該政策。1985年8月26日,印軍深入到中國西藏境內松鄉地區的旺東(桑多洛河谷),并設立季節性據點。這個哨所“對中國人在塔格拉山脊背后的軍事部署一覽無遺;而且這個新哨所不僅是位于地圖上所標明的‘麥克馬洪線’中國一邊,還由于它曾是邊界戰爭的爆發點,因而是個具有特別意義和敏感的地區。”1986年2月,所謂“鷹派”將領K.森德吉上將繼任印度陸軍參謀長。他明確提出,一旦開戰要把戰爭推向別國領土。“在我們選擇的時間和地點向侵略者本土發動反攻。”可以看出,印度對華軍事戰略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質的變化。
1986年,印軍在旺東地區的滲透被中國軍民發現。1986年6月,為捍衛主權,制止印軍的蠶食,西藏邊防部隊受命在旺東地區設點。西藏軍區山南軍分區某邊防團先遣連在原始森林地帶邊尋路邊推進,翻山越嶺,長途跋涉,到達目的地,立即組織部隊宿營、構筑簡易防御體系。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整體防御工事構筑、陣地建設、營區道路、開辟直升機場,形成正面與印軍對峙。為加強對旺東邊防點的控制6月底7月初,西藏軍區某邊防團團長高明誠帶領一個巡邏分隊在桑多洛河源頭“無名湖”高地一帶勘定建連地點時,突發重病而犧牲。印軍則迅速增兵設點,越過“麥克馬洪線”向北推進,對西藏邊防軍旺東守點分隊形成包圍態勢。在旺東哨所,中國軍隊只有一個連,處于三面受敵。當面印軍有三個連,且居高臨下。兩軍前沿陣地相距只有七八米。西藏軍區邊防某部六連五班,堅守海拔4110米的無名高地,臨危不懼,制止了印軍對旺東地區的蠶食擴張,被成都軍區授予“邊防模范班”榮譽稱號。
在軍事上采取對抗措施的同時,印度外交部也向中國方面提出抗議,指責中國人侵印度領土。不久,印度媒體對桑多洛河谷發生的事件進行了渲染報道,在印度國內掀起軒然大波。7月15日,印度官方公開指責中國人侵印度領土。印度外交部官員說,將近40名中國人,其中有些穿著軍裝,在中印東部邊界地區“麥克馬洪線”以南侵入印度領土六七公里,這是中國自1962年戰爭以來最嚴重的入侵行動。7月16日,中國外交部駁斥了印度上個月向中國方面提出的抗議。發言人說,即使從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原因看,桑多洛河谷地區也在該線以北。印方完全把事實搞顛倒了。中方理所當然地拒絕了印方的無理抗議。7月16日晚間,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在議會會見反對黨領導人時表示:將在下一輪在北京舉行的印中邊界談判中提出桑多洛河谷這件事。他說,自1974年以來,“這種邊界爭端就一直不斷,印度政府除1977年至1980年這段時間外,一直在注視著這類事件。”拉吉夫·甘地解釋說,中印邊界并未發生什么反常事件,只不過中國的這次入侵的深度比以前深了些。7月17日,印度的各大報紙都報道了拉吉夫·甘地的講話。
7月19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吳學謙會見了由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文卡特斯瓦蘭率領的前來參加中印第七輪官員會談的印度代表團。吳學謙說,你們把一些事情公諸輿論,印度報紙發表了一些文章,我們的新聞界也不得不做出反應,這樣不利于會談,這是我們不希望發生的。他希望雙方平心靜氣地擺事實、講道理。文卡特斯瓦蘭說,印度報紙的報道有的是事實,有的不是事實。解決印中西國的邊界問題是印中雙方所希望建設的友誼大廈的基石。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在接見印度談判代表時說,談判桌上可以吵,但在邊境上不要動武。7月21日至23日,中國和印度第七輪官員會談在北京舉行。雙方的會談氣氛友好坦率,但沒有在邊界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雙方商定下一輪會談在新德里舉行。
但中印第七輪官員會談后,印度領導人又多次指責中國方面人員越過了中印邊界東段的所謂“合法”國際邊界“麥克馬洪線”,在桑多洛河谷地區“入侵了印度的領土”,一些印度報刊也對此連篇累牘地大肆渲染。8月6日,印度人民院對此問題進行了兩個小時的“緊張討論”,并對印度政府提出“嚴厲批評”。
此時,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尚能保持理性和克制。8月11日,從國外訪問回來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對記者表示,中印邊界問題很混亂。“麥克馬洪線”劃得“相當粗”,“對于這條線所處的地區是可以談判的”。拉吉夫·甘地表示,“目前的狀況是,我們雙方都已撤了一定的距離。(中國人)肯定是違背了這一點。我們正在同他們聯系,希望我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拉吉夫·甘地召集阿薩姆邦和“阿魯納格爾”中央直轄區藏南情報分局的官員商討邊界局勢。
中印兩國邊防部隊都加強了在桑多洛河谷地區的巡邏。兩軍巡邏隊不時相遇,距離很近,有時達到面對面的程度。為避免擦槍走火,使事態升級8月中旬,中印雙方派出軍事和談代表舉行了邊界維穩軍事會晤。
8月23日,中國政府以“中國新聞社答讀者問”的形式,公開表明了中國在這次邊界問題上的原則和立場。文章以嚴厲的語氣強調:印度方面利用中國方面一度停止巡邏的空隙,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制造新的爭議地區。多年來中方對此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但是印方的越線活動有增無減。印方企圖擴張到哪里,就把那里的中國領土說成是印度的。桑多洛河谷地區的問題就是一例。中國方面對此當然不能聽之任之。中國政府重申,互諒互讓是解決邊界問題的關鍵。只要求一方作讓步是絕對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從《人民日報》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印度在旺東地區的蠶食擴張,已嚴重挑戰了中國政府的底線。中國政府已是忍無可忍,立場絕無松動。
看到中國政府這次在邊界問題上的堅定態度,印度政府內部也在探討“采取一種新的外交立場”。考慮中的建議之一是拉吉夫·甘地總理應該致函中國總理,強調有必要達成一項對雙方都具有約束力的諒解,并使邊界沿線的所有地方保持現狀,這樣不會損害中印各自的領土要求。8月30日,拉吉夫·甘地在接見《阿爾及利亞現實》雜志記者時,再次排除了以軍事沖突來解決中印邊界爭端的可能性。拉吉夫·甘地說,“這個問題確實需要在談判桌上求得解決,現在該是我們坐下來談判的時候了。”中印邊界談判已舉行了一次談判并不像“我們原先希望的那樣富有成果”。拉吉夫·甘地提到1985年在紐約與中國總理的意見“是一次很好的會見。在那次會見后我曾十分樂觀。我們希望我們能使邊界談判恢復到令人樂觀的水準上去。”對于“麥克馬洪線”拉吉夫·甘地說“我們認為這條線是在這里,中國則認為它在那里。我們必須要弄清楚它到底在哪里。”
但印度軍方回應稱,印度軍隊目前的陣地是以印度對這個地區的“麥克馬洪線”的解釋和英迪拉·甘地夫人在1981年所做出的內閣決定為依據的。印度軍方認為,為保衛在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頭三天中國即占領的達旺地區,印軍必須占據達旺北部的幾個山脊,設立居高臨下的陣地。一旦從這些山脊撤退,對達旺的防御就不能保證,防線也得轉移到達旺南部幾十公里外的邦迪拉。印度軍方的立場仍然是堅持要中國單方面撤出桑多洛河谷(旺東地區)退到印度所“理解”的“麥克馬洪線”之外,即印度所謂的分水嶺以北。
中方為此提出了許多合情合理的建議,并做出了積極努力。但是,印度政府的態度沒有根本變化,堅持要求中國單方面從旺東地區撤退。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明確指示:旺東點一定要守住。它不單是個軍事問題,更重要的是個政治問題。10月初,印度外交部部長希夫·尚卡爾和中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在聯合國再次就所謂桑多洛河谷問題舉行了會談,但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也放棄了寫信給中國總理的想法。
二、印度政府決定采取強硬姿態
拉吉夫·甘地此時的政治地位不穩。兩年來,這位銳意革新的總理經濟上舉步維艱,政治上積極甚多,加上黨內紛爭,使他的威信不斷下降。在國內政治壓力下,他開始更多地聽取他的將軍們、特別是總參謀長森德吉將軍的意見,而不是他的外交官們的意見。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拉吉夫·甘地決定采納軍方意見,在邊界問題上采取強硬態度。一位西方外交官說“甘地現在孤立了,甚至聽不到他的助手們的好建議。在這種時刻,一位將軍帶著一些草草擬就的圖表告訴總理他可以打贏同中國的戰爭,總理就可能聽得進去。”
1986年11月,拉吉夫·甘地召集有關部長與高級官員開會研究對中國的政策,并對談判解決問題的前景重新評估。隨后,拉吉夫·甘地政府決定在政治、軍事兩方面采取措施反擊中國。
政治上,作為對所謂的中國軍隊“長期駐扎”在桑多洛河谷的回擊,印度總理辦公室提出,應該使“阿魯納格爾”中央直轄區正式成為印度的第24個邦。這個提議遭到了當時的外交秘書文卡特斯瓦蘭的激烈反對。文卡特斯瓦蘭認為,這是對中國進行的不必要的挑釁,會使邊界談判變得復雜化;大部分印度外交官都同意這種意見。但是國內的壓力使得拉吉夫·甘地拒絕了他的勸告。在印度政府授意下,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議會兩院通過一項法案,將印度在非法占領的中國領土上建立的“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為“邦”。印度的這一舉動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印度的這一決定可能使棘手的中印邊境談判進一步復雜化。12月11日,中國政府鄭重聲明,中國絕不承認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發言人指出,在中印雙方進行邊界會談的時候,印方蓄意采取上述步驟,使這一問題更加復雜化。由此而帶來的后果也是嚴重的。12月12日,印度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關于絕不承認“阿魯納恰爾邦”的談話是“干涉印度內政”,“有悖于中國想要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愿望”。12月17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指出,中國一貫主張通過友好協商和互諒互讓地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印方所采取的行動,中印邊界事態變得更加嚴重了。1987年2月20日,印度當局宣布所謂“阿魯納恰爾邦”正式成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出席了儀式并講了話。2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對印度這一行為表示憤慨,并強調,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方法只能是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印度只要中國單方面讓步,企圖把殖民主義者炮制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強加給中國人民,那是行不通的。
在軍事上,印度政府授意軍隊采取更為激進的行動,搶先進入克節朗河的南岸占地設點。1986年11月24日,印軍再次派兵進駐中印邊界克節朗爭議地區的莫惹打。當年年底至1987年年初又進駐克節朗地區的扯冬等地區,并設立了十余個據點。這樣,印度已基本恢復了它在1962年6月占領的哨所陣地。
1987年3月后,印度在這旺—克節朗地區大舉增兵,使得邊界形勢進一步激化。在印度陸軍參謀長森德吉將軍主導下,印軍相繼在印巴邊界拉賈斯坦和古吉拉特沿海和中印邊境舉行代號為“銅釘”和“棋盤”的演習,這是印軍在邊界地區舉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印度軍方將三個步兵師從西部邊界調往東部“麥克馬洪線”地段。在這個區域,印度部署了12個師和數個獨立旅。1987年4月,印度東北邊界地區軍隊及戰略空軍基地已進入戒備狀態,至少有五個戰斗機中隊,特別是將“米格-23”等戰斗轟炸機部署到邊界前沿地區。位于“阿魯納哈爾邦”的賈布瓦地區的前沿戰略基地奉命執行監視和攔截任務。
印軍最高指揮部還在印中邊界地區進行針對西藏拉薩進攻的陸空聯合“模擬演習”。在這次“有限戰爭的模擬演習”中,戰爭一開始,印度空軍即對西藏的主要基地和軍事設施進行了一次“全面空襲”,平均日出動500架次,于72小時內取得了對該地區的制空權。隨后,“在直升機的支援下,陸軍以第114山地步兵旅為先鋒向拉薩發起進攻”,“途中只遇到戰術上的抵抗”,“這次演習使印度相信,它有能力就任何地區性的對抗做出成功的決定。”
印軍搶占了桑多洛河谷附近幾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通往達旺地區的山口,即蘇如拉山口、土倫山口和哈東山口,以及不遠處的津山口。印度從這幾個山口跨過“麥克馬洪線”建立了七個哨所。到1987年4月,印度軍隊已越過哈東山脊,以巨大的兵力據守塔格拉山脊下的克節朗河陣地,那里是1962年邊界戰爭開始的地方。印度報紙披露:印度陸軍計劃并準備以一個師的進攻來清除在桑德洛河地區的中國人;但在最后一分鐘撤銷了攻擊令。
三、中國邊防部隊舉行“874”演習
對印方展開反滲透、反蠶食斗爭
為防止事態繼續擴大,國務院、中央軍委于1987年年初,下達了“加強邊境控制,保持邊境穩定”的指示。總參謀部決定采取針鋒相對的策略,于1987年1月5日正式下達命令:成都軍區組織西藏邊防軍在朗久、克節朗地區進行設點。任務代號為“874”演習。
成都軍區黨委決定由廖錫龍副司令員負責,陶伯鈞參謀長協助,共同指導完成這次設點任務。國務院、中央軍委都極為重視,為做到萬無一失,授命總參謀部、外交部、軍委空軍組成了聯合調查組,總部工作組組長為總參作戰部作戰處處長陶智。總部工作組于3月中旬赴西藏,就設點事宜展開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總部工作組在西藏調研20天3月31日回到成都。總部工作組向成都軍區轉達了總參謀部和外交部在設點問題上的明確意見:這次在爭議地區的軍事活動是去設點,而不是去拔點。要樹立兩種思想,一是要敢于對峙,二是不怕大牙交錯。要嚴格遵循中央軍委的指示“既要設點,又要避免武裝沖突”。
成都軍區原決定先在克節朗河設點,為了防止被印軍搶先行動,西藏軍區建議在朗久、克節朗地區同時設點。成都軍區接受了此建議。成都軍區司令員傅全有認為:如在克節朗河的南岸設點,要慎之又慎,必須要考慮能夠站得住,否則就被動了。要在整個態勢上逐步創造對我有利的局面,既要考慮政治斗爭,外交斗爭,也要考慮軍事斗爭。傅全有強調:去年印軍在旺東失利后,就搶先進入克節朗河的南岸占地設點,企圖阻止我過河設點。所以我軍若在河的南岸設點,時機和位置選擇都是關鍵,一是要鉆空子過去;二是設點要站得住,若被印軍擠出來,問題就大了;三要避免武裝沖突;四要考慮長期生存。
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關于加強邊境控制的決策和上級關于在朗久、克節朗地區增設新的邊防點的指示精神,西藏軍區部隊自1987年年初開始,進行了一系列反蠶食斗爭的準備工作:軍區專門召開了“874”演習會議,系統地傳達學習貫徹中央軍委、總部和成都軍區關于加強中印邊界控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部署了堅守旺東、朗久點和在克節朗地區設點的實施方案;軍區領導多次帶領軍區機關、組織參演部(分)隊領導勘察地形;各部隊認真抓了臨戰強化訓練;4月3日,參演部隊相繼進點演習。由此,我軍與印軍展開了蠶食與反蠶食的斗爭。
西藏軍區工兵15團擔負“874”軍事演習的所有工程保障任務。4月3日,西藏軍區工兵15團出動852人的兵力,向錯那方向開進。4月7日開始展開作業,歷時107天。在三個多月的時間里,完成軍區前進指揮所構筑,旺東工事構筑,波勒、得克、勒拉騾馬道搶修,勒生、勒得急造軍路等七大工程保障任務。改善構筑各種道路65公里,構筑了17個各種工事和隱蔽部。在旺東執行裝配式工事構筑任務的三營七連被成都軍區授予“高原模范筑城連”榮譽稱號。4月7日,駐拉薩西藏軍區炮兵獨立第308團向演習地域開進。
第651高炮團負責演習地段的防空火力掩護。
克節朗河設點任務由第52旅和山南軍分區邊防第2團完成。
5月1日,山南軍分區部隊開始舉行演習。5月17日,第52山地步兵旅正式出動。5月23日抵達克節朗河北岸的生漠掌一拉則拉山口。山腳下便是克節朗河。西藏軍區邊防某部特務連偵察排執行偵察設點任務,先行抵達克節朗河北岸。在缺水斷糧的情況下,連續五天四夜,克服困難完成了任務。成都軍區授予該排“機智勇敢偵察排”榮譽稱號。
5月6日,總參謀部指示:定于5月下旬尋機設點。再次要求:這次設點的主要原則是,“你設你的,我設我的”,盡量避免迎頭相撞。5月11日至14日,西藏軍區召開作戰會議,反復研究了設點和堅守旺東等問題,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廖錫龍出席了會議并講話。他說,傅全有司令員再次明確:我過河設點,既不是主動進攻,更不是出擊拔點,而是著眼政治、外交斗爭需要,想方設法乘敵之隙,鉆空子過河設點。避免以攻勢行動強行過河,爭取“不戰而勝”。5月17日,西藏軍區和成都軍區空軍拉薩指揮所聯合召開了陸空協同會議。廖錫龍出席會議指出,這次任務要由地面部隊和航空兵部隊共同完成,并要有地方配合。會議確定了行動方案。成都軍區空軍組織空第33師97團1個大隊12架“殲-7”殲擊機,于17日由重慶大足緊急轉場拉薩貢嘎,首次進駐西藏,擔負戰備值班任務。該月,成都軍區空軍緊急組織指揮空軍部隊入藏,開創了解放軍屬地區最大規模的空運。
西藏軍區在麻瑪開設前線指揮部,西藏軍區司令員姜洪泉全權負責前線指揮工作。5月22日,成都軍區工作組向軍區匯報:由于氣候寒冷,克節朗地區積雪沒有融化,設點的時機尚不成熟。5月23日,成都軍區司令員傅全有指示:朗久設點計劃不變,照常進行;克節朗地區時機推遲,任務不變。朗久地區的設點行動沒有受到印軍阻撓,設點任務順利完成。從朗久向南推進8公里至形瓊普張3197高地與印軍馬加哨所對峙。
5月28日,總參謀部指示成都軍區、要盡快研究制定出先在克節朗河以北地區設點和在南、北兩岸同時設點的兩種方案。6月4日,成都軍區參謀長陶伯鈞向軍區匯報,當前印軍在克節朗河以北活動比較完善,主要是防范我軍渡河南進。據此分析:我軍在河北岸設點,印軍可能加強戒備,但主動對我采取行動,挑起武裝沖突的可能性很小。而我軍如過河設點,印軍可能反應強烈,甚至制造事端,挑起武裝沖突。成都軍區隨即制定了《在克節朗河北設點的方案》,上報總參謀部建議先在克節朗河北岸設點。6月11日,總參謀部批復同意成都軍區的報告,設點時間確定在6月20日前后。而過河設點的方案暫不實施。并強調要加強對克節朗河北岸的有效控制,防止印軍過河設點。
6月14日,印度外交部部長蒂瓦里抵達北京進行非正式會議。6月15日下午,西藏軍區前線指揮部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布置設點工作。要求山南軍分區邊防2團和第52山地步兵旅各進點部隊在17日18時準備就緒,10時行動,爭取在18日6時設點成功。6月18日,西藏軍區邊防部隊分別在克節朗河北岸設立了日廷布、拉丁拉、旺登、杜讓尚、路瓜登、克乃寧等六個邊防點,控制了克節朗河北地區。7月3日,國務院、中央軍委通報表揚了中印邊境地區的設點部隊。
“874”演習是從屬于政治外交斗爭的需要,是在特定的條件下,在特定的環境和范圍內采取的軍事行動。“874”演習是解放軍邊防部隊自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作戰后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參加這次演習的有8000人左右,演習持續至8月結束。
四、中印雙方通過外交途徑努力
淡化危機使局勢緩和
隨著中印邊界爭端的迅速升溫,關于中印可能爆發戰爭的傳聞開始出現,印度防務專家里克耶甚至在《印度時報》上撰文說:“有消息表明,中國今年夏季會發動進攻。”他說:“預計中國會發動一系列小規模進攻,也許會向前推進某段距離,跨過三四個谷地,打入印度境內。
中印官方盡量淡化雙方在邊界的緊張局勢,并積極通過外交途徑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方面通過外交途徑向印度方面進行了多次交涉。1987年3月3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指揮謹慎地簡要提到了中印關系,他表示印度希望和平解決與中國的邊界爭端。“這需要耐心,需要克制,需要智慧和政治家的風度。”人們認為這是他向中國傳遞的一個恢復邊界問題談判的重要信息。拉吉夫·甘地向他的助手就改善中印關系進行了磋商,印度總理秘書處和外交部就改善中印關系而制定新的策略問題多次交換意見。4月,深陷政治丑聞困擾的拉吉夫·甘地開始主動采取行動緩和邊境局勢。4月16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會見了即將離任的中國駐印度大使李連慶。拉吉夫·甘地表示,印度和中國應發展文化、經濟和商業方面的關系,同時尋求談判解決邊境問題的途徑。4月17日,印度新任國防部部長潘特在從朝鮮回國途中突然對北京進行了一天的訪問。潘特是第一位訪華的印度國防部部長。雖然是非正式的訪問,但中國對這位印度新任國防部長的接待是積極的,會談氣氛誠摯。雙方同意早日在新疆里舉行官員級會談。這次短暫會談的結果給印度的決策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20日,鄧小平會見了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總書記南布迪里巴德。在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鄧小平指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只能合情合理地“一攬子解決”,就是東西段“一攬子解決”。如果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解決了邊界問題,則意義非常重大。我們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國際國內政策來看,都擺在非常實際的基礎上,我們提出解決國際爭端,都照顧到對方,講“一攬子解決”就是照顧到對方。中國照顧到印度,印度照顧到中國。南布迪里巴德國國后對《印度時報》記者表示:“我不想透露會談的內容,但是我要說,中國看來正在朝著解決所有尚未解決的問題的方政府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是合適的。
4月22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釋放出和解信號。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中國邊防部隊正在進行正常巡邏,沒有集結力量。印度報紙毫無根據地說中國要“教訓印度”,是別有用心的造謠。中國方面已通過外交途徑向印度方面進行了交涉。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為了維持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中國方面做出了真誠的努力。中國“希望印度方面要從維護中印友好的大局出發,避免制造事端”。
4月23日,印度外交部部長蒂瓦里在議會下院發表講話時承認國防部部長潘特在途經中國首都時作了短暫停留,但否認雙方曾進行任何秘密的會談。蒂瓦里表示:“我們并不想同中國發生任何邊境小規模武裝沖突。作為原則問題,我們決心致力于通過對話解決所有爭端。希望中國也這樣。我們已為第八輪談判做好了準備。”4月29日,印度總統李爾·辛格會見了即將離任的中國駐印度大使李連慶。辛格總統在會見時表達了希望印度和中國應盡早解決邊界問題和建立密切的友好關系的愿望。
5月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談到中印邊境地區緊張局勢問題時指出,中印邊境地區出現的形勢,中國方面不能無所作為,但也沒有像有的報道所渲染的那樣。發言人強調“中方已經多次通過外交途徑向印度提出了交涉。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容易,只要印方停止入侵活動,撤出所有越線的人員,中印邊界的局勢就會緩和下來。”印度外交部的發言人隨即回應說,“我們真誠地希望中國人不要破壞氣氛,也不要擾亂印中邊界的和平與安寧。”印度沒有占領“哪怕是一寸的中國領土”,并已嚴令本國公民不得進入中國境內。在新德里的外交觀察家們認為,新德里對印中邊界的緊張局勢采取的是“等著瞧的政策”。
中印邊界危機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5月14日,芬蘭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赫爾辛基新聞》援引一位“非常有資格的人士”的話說,在過去幾天里,中印向前進,那些問題中包括同蘇聯和印度的爭端。印度政府采取主動,爭取同中國邊境發生了激烈交戰。這個消息引起軒然大波。美國表示“對發生沖突的可能表示關注”,并且敦促這兩個亞洲大國舉行和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否認了芬蘭報紙刊登的這則消息,說它“純系捏造”。印度政府也予以否認稱“沒有收到關于發生這種沖突的消息。”
5月14日,印度外交部部長蒂瓦里在加爾各答宣布,他將于6月12日在右訪問中國,以討論激烈的邊界爭端和商定就邊界問題舉行會談的日期。他重申“我們不要戰爭,我們要的是和平。我們不主張對抗。”同日,印度前外交秘書拉斯戈特拉在一篇題為《解決邊界爭端》的文章中指出,在過去的二三年里,我們一直在向中國人發錯誤的信號。我們堅持逐段逐段地解決邊界問題和優先考慮東北邊界,這種立場造成中國實際上放棄了它以前所持的立場,即容忍把“麥克馬洪線”作為東段的邊界的主張。拉斯戈特拉認為“中國在桑多洛河谷插曲中的意圖可能是為表示在政治上支持巴基斯坦做出的一種姿態”。為了使印兩國關系正常化,不管存在什么困難,繼續就“邊界爭端同中國進行對話是必要的”。
5月21日,中國外長吳學謙在途經卡拉奇時向記者表示,有關印兩國軍隊在邊界發生沖突的報道不屬實,“看來外國通訊社的報道夸大了印邊界的事態。”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對印度前外交秘書拉斯戈特拉的文章做了公開回應。文章說:拉斯戈特拉先生所反映的正是廣大印度人民的意愿。印度的有識之士也認為中國是有誠意的,印邊界問題只能通過對話來解決,其他辦法是行不通的。5月27日,中國外交部再次明確表示,在中印邊界問題解決之前,應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中方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5月29日,中國國防部部長張愛萍在會見日本防衛廳長官栗原佑幸時明確表示,我們邊界上最大的麻煩是北方。關于中印邊界問題,張愛萍特別強調“最近印度和我們在邊境上有摩擦,是摩擦,不是雙方在打仗,在開火,說準確點是印度制造了些麻煩。
在印度政府施壓之下,印度軍方也降低了對抗的調門。5月30日,印度陸軍參謀長桑德吉將軍在國防學院講話時說,在中印邊界地區不存在緊張關系,報界一些報道“同事實相差太遠”。桑德吉將軍同時很自信地表示,雖然中國軍隊在1962年短時間的邊界戰爭中完全打垮了印軍的抵抗,但今天中國軍隊已不可能向印度領土內推進了。
6月,中印邊界局勢開始和緩。6月3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對記者表示,盡管有消息報道中印兩國邊界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但中國不可能襲擊印度。6月7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述卿在途經加爾各答時發表談話,再次否定了中國向中印邊界地區增派軍隊和中印邊界發生沖突的謠言。他強調指出,中國主張談判,反對在邊界附近集結軍事力量和進行軍事演習。
6月14日,印度外交部部長蒂瓦里抵達北京進行非正式會議。拉吉夫·甘地希望他此行能打破僵局,成為同中國關系正常化的一個具體步驟。6月15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述卿同印度外長蒂瓦里舉行了會議。印度外長蒂瓦里轉達了拉吉夫·甘地總理的口信:印度希望和中國重建兩國的友好關系。雙方應該消除過去的誤解和懷疑,以便找到兩國關系的新開端。蒂瓦里表示,在全面解決邊界問題之前,要防止邊境地區發生沖突。劉述卿強調,目前雙方應嚴守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為緩和邊界緊張局勢,唯一的辦法是印方把越過實際控制線的印度軍事人員撤回去。雙方商定下一輪中印官員會談將于1987年下半年在新德里舉行。國務院總總理萬里會見了印度外交部部長蒂瓦里一行。萬里說,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雙方應當努力發展兩國在其他領域里的友好關系,并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不做任何刺激對方的事情。蒂瓦里表示,“印度政府希望恢復和重建與中國的好關系。我們愿意消除過去的疑慮。我們希望通過談判,公平合理地和平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
除印度外長蒂瓦里訪問了北京之外,印度總理還派了一名私人特使前往中國,以求平息邊界局勢,并且告訴中國人,現在是把邊界會談提高到政治水平的時候了。從中國方面傳來的積極消息使身陷國內政治麻煩漩渦的印度總理受到鼓舞。拉吉夫·甘地公開表示:“要想在同中國實現關系全面正常化方面真正取得進展,就必須改變談判的級別和方法。”印度政府建議,中印邊界會談應該升級到政治或部長一級,既在官員一級也在政治一級舉行。而在6月下旬,在完成克勞朗河北岸設點任務后,中國已準備將演習部隊大部分回撤。
在如何處理中印邊界危機問題上,印度軍方仍然與印度政府存在著分歧。印度政府開始向軍隊施加壓力,要求考慮撤離它在邊界的前沿防御陣地,以促進同中國的邊界會談的重新開始。印度政府的一些官員,尤其是總理秘書處和外交部的官員,試圖爭取印度軍隊撤離邊界。而印度軍方不愿接受任何撤軍的建議。印度軍方認為,從軍事意義上說,將軍隊從邊界固定點撤離不是輕而易舉的抉擇。理由是部署在西藏高原的中國軍隊通過公路運輸只需1~3個小時就可到達邊界地帶。而印度一側的道路狀況糟糕得多,印度部署在邊界地區的陣地離公路至少也有幾天的路程。因此不愿將軍隊從邊界撤退。為打破僵局,一些外交人士建議在一些容易發生沖突的地點:就日拉山口的兩個哨所和蘇如拉山口的一個哨所,實施部分撤軍,中印兩國將過于接近的前沿哨所的部隊各自后撤一定距離。而印度軍方甚至還想再搞小動作。為了向中方施壓,再次向爭議地區增兵6月19日,印度國防部部長潘特在視察中印邊境地區時強硬表示,印軍將“隨時準備對付任何挑戰”,印度不會放棄“一寸土地”。6月底,印軍一個山地旅越過蘇如拉山口向中國“背”哨所方向推進。克勞朗河南岸的印軍也增加了兵力。形勢驟然緊張。西藏總前線指揮命令參演部隊搞好一切準備工作,隨時準備打仗。但印度軍方的冒險行動很快被拉吉夫·甘地所制止。
7月,中印軍隊指揮官在邊界舉行了會談。7月下旬,中國參演部隊大部分回撤,印度軍隊也開始“部分撤軍”。撤軍是中印軍隊指揮官在邊界舉行談判期間達成的協議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在當年下半年在新德里恢復中印正式談判之前緩和緊張局勢。根據雙方商定的方案,中印兩國將把各自軍隊撤退到各自在麥克馬洪線一帶的主防線。從8月開始,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迅速緩和下來。
五、幾點結論
第一,印軍堅持所謂“分水嶺”劃界原則,自信軍事力量已占優勢,恢復“前進政策”,搶占戰略制高點,是導致1987年中印邊界危機的直接原因。
所謂“麥克馬洪線”的西端起點是東經91度39.7分、北緯27度44.6分處向東延伸的,也就是經過哈東山口、沙留山口向東延伸的。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承認這條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但是中國軍隊卻從來沒有越過這條線。中國軍隊現在守衛的地區都在這條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北,亦即在哈東山口、沙留山口之線以北,而印度軍隊侵占的兼則馬尼(沙則)、扯果布、扯冬、卡龍、章多地區,也都是在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北,亦即在哈東山口、沙留山口之線以北。1962年11月21日在中國邊防部隊已取得自衛反擊戰重大勝利的時候,為了釋放政治解決邊界問題的最大善意,中國政府宣布主動停火和后撤,并在邊界設立若干民政檢查站。對位于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20公里內的扯東地區(克節朗河南岸)和朗久等四個地區,中印雙方對停火安排存在爭議。中國政府“為響應科倫坡會議的號召,決定把他們空出來,在我邊防部隊后撤以后,也不設立民政檢查站。”在中國邊防部隊后撤以后,印軍逐步派軍隊回到“麥克馬洪線”,恢復了之前丟失的據點。1963年5月,印軍再次非法占領位于“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克節朗河谷東端的重要據點沙則(即兼則馬尼),沒有受到中國的阻止。其后相當時間,印軍未敢越過哈東山脊進入克節朗南岸。但由于中國在1962年撤軍之后沒有在塔格拉三角地區“麥克馬洪線”、不丹邊界和塔格拉山脊(拉則山脊)之間的三角地帶)保持陣地,并一度在這個地區停止巡邏,給了印度以可乘之機。1984年以后,印度軍隊趁機滲透到桑多洛河谷,企圖向克節朗地區進一步推進。
幾十年來,印度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根本立場依然如故,堅持以喜馬拉雅山的分水嶺為印度的“邊界線”,“對于印度來說,只有將它的軍隊駐扎在喜馬拉雅山頂時才能確保它的防務”。即使這些分水嶺位于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北,印度仍然將這些地區任意劃為印方的領土,并堅持“寸土不讓”。隨著軍事力量的增強,印度在20世紀80年代初重新采用了曾在60年代初使印度軍隊越過“麥克馬洪線”的“前進政策”。新的“前進政策”思想的倡議人是時任陸軍參謀長的K.R.克里希那·勞上將(任期1982~1986年)。“其戰略是以主力部隊在盡可能靠前的戰術要地打一場大的‘防御戰’,以期在這場短期高強度的戰爭結束時,能在談判中使之發揮力量倍增的作用。此外,以主力前推,使戰術上便有可能發動有限攻勢,越過邊境進入對方防守薄弱或未占領地域。”1983年,印軍突然在巴屬克什米爾東北角錫亞琴冰川設點,翌年又搶占了已有的兩個山口。印軍基本控制了該地區后,直接威脅到具有戰略意義的巴巴國際公路和新藏戰略公路,并使中已在1963年劃定的現行邊界線名存實亡。印度的“前進政策”嘗到甜頭,于是在下一步,將其前進的觸角伸向念念不忘的克節朗地區,終于造成了桑多洛河谷事件(旺東事件)的發生以及隨后在克節朗地區的長時間大規模的軍事對峙。
第二,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被公眾輿論干擾和裹挾,有意加劇邊界危機以轉移國內矛盾,鞏固政權。
印度自恃兵力優勢,恢復“前進政策”,獲得甜頭。印度軍方鷹派勢力崛起,甘地政府在國內地位不穩,也企圖通過邊界爭端來獲取政治優勢。但與尼赫魯相比,拉吉夫·甘地則相對清醒和克制。
在桑多洛河谷事件(旺東事件)發生后,拉吉夫·甘地初期的反應是比較溫和的。因此,印度軍隊在堅定地堅持他們的立場的同時,對中國施加壓力的手法一直采取克制態度,以避免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但是,由于拉吉夫·甘地當時在國內的地位不夠牢固,面對黨派紛爭、地方選舉失利和各種政治丑聞,為鞏固其政權,拉吉夫·甘地順從軍方意志,自1986年11月起,相繼在印巴和中印邊界發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實戰化軍事演習,意圖制造危機轉移國內壓力。特別是1987年3月以后,拉·甘地與總統的關系公開惡化,國大黨在一系列邦議會選舉中失利,讓黨內對抗·甘地領導能力產生信任危機。印度國大黨內部矛盾日益激化,而博福斯軍購弊案更使得拉·甘地總理在印度國內的威望急劇下降。
此時,印度國內媒體正大肆炒作美國可能向巴基斯坦提供偵察機并盲目認為美國熱衷于巴基斯坦的核計劃,已印之間的緊張關系進一步加劇。在南邊,斯里蘭卡近期對泰米爾族分裂主義者的進攻使新德里同科倫坡之間的關系緊張化。一些印度政客認為這些地區的緊張局勢可能同印度西北部和東北部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之間有聯系,并大肆宣揚。在這種情況下,拉·甘地順勢拿起民族主義的旗幟,以國家安全為號召,以挽回他日益下降的政治影響力。1987年5月16日,拉吉夫·甘地在國大黨召集的大約有50萬人參加的集會上指責一些“外國勢力及其代理人”企圖在印度制造不穩定。他說,為了印度的團結和領土完整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拉·甘地又談到了他已故母親即他的前任英迪拉·甘地總理提出的一些論點,說“印度正受到包圍”。觀察家們認為,拉·甘地重提擔心“外國力量”的目的是為國內政治服務的。
執政的國大黨地位越來越脆弱,拉吉夫·甘地政府遇到了執政以來最強有力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拉·甘地政府既希望造成一定程度的邊界危機,同時也不敢采取難以控制的冒險行動。缺乏尼赫魯那樣的政治強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拉·甘地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選擇余地,同時也使他不敢在邊界問題上冒險。印度軍方上層所謂“鷹派”的軍事挑釁行動始終受到了印度政府的限制和利用。因此,當其國內形勢有了一定程度的穩固之后,在邊界危機達到最高點時,拉·甘地斷然采取了緩和危機的措施。
第三,1987年中印邊界危機的平息,除了中印兩國政治領袖的理性和克制以及國際政治的制約,更重要的現實因素是中印兩國軍事力量的相對平衡。
‘874’演習是解放軍邊防部隊自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作戰后,所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為了與人侵印軍展開蠶食與反蠶食的斗爭,中國邊防部隊在海拔2900~4500千米的山間、叢林展開了山地作戰背景下的“874”軍事演習。“874”軍事演習面臨諸多困難:戰斗規模和式樣呈多元化發展;部分部隊二十余年來參加過戰斗;演習區域的地理環境復雜而惡劣;運輸線長且道路崎嶇難行,后勤補給極其困難。這些特殊的戰場地理環境造成的困難,使得中國的戰爭潛力及軍隊的綜合作戰優勢難以充分發揮,而印軍在前沿兵力部署和空中力量等方面占據優勢。時任成都軍區司令員的傅全有上將曾向中央軍委報告說:從西藏現有兵力部署上看,是一線空、二線弱、三線遠。一線現有兵力,只能守在口子上,人家從其他地方進來,就管不了;二線只有第52、第53這兩個旅的兵力,已經捉襟見肘,再要縮編,難以承擔繁重的維穩任務;三線的部隊也不多,且距離太遠。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印軍在印中邊境的軍力增強,自認為已居于“強有力的優勢”地位,印軍的戰略思想也由70年代的縱深防御發展為強調進攻性的“攻勢防御”。印度防務專家估計,中國在邊境上只能在短期內維持9個師的供應。而印軍則可以部署數倍于中國的軍隊。印軍自認為其空中力量占據絕對優勢。印度軍方一致認為,在1962年的邊界戰爭中未敢動用空軍支援地面作戰,是個“戰略性的錯誤”。針對中國空軍在中印邊界所處的劣勢:裝備落后、數量少、航程遠、海拔高和地面部隊補給線長、防空能力弱等弱點,印軍認為初戰便可以迅速奪取整個戰場的全面制空權。
但中國的核力量和遠程導彈威懾從戰略上抵消了印軍的常規軍事優勢。這一點,印度政府以及狂妄自大的印軍高層也非常重視和敏感。印度一向依賴蘇聯的核保障來對付中國。印軍將領認為,“在印度未取得對中國核武器進行有效反應的能力之前,印度對西藏采取的任何有影響的行動都只限于防御……或者為了加強北線防御而實行有限的推進。”印度防務專家認為,印度在對華常規作戰領域里的行動自由為中國的政治核力量所制約,印度只有具備與中國相對稱的核威懾能力后,才能充分發揮其在中印邊界已取得的常規的威懾效果。而配置在西藏高原北部和中部的中程導彈無疑對印度是一個巨大威脅。在中印邊界危機達到最高點時刻的1987年6月5日,中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羅布泊試驗基地進行了中國有史以來威力最大的一次核試驗。荷蘭比爾特的觀測站的發言人說,這次在格林尼治時間5點進行的地下核試驗在里氏震級表上測到的震級為6.2級,估計威力在20萬~40萬噸TNT當量之間。法國東部斯特拉斯堡的世界物理研究所的地震儀的顯示以及法國原子能委員會表示,這比中國在1983年進行的爆炸當量最大的核爆炸的威力大5倍。中國這次核試驗可能在時間上僅僅是個巧合,但無論如何,這個威力巨大的爆炸有助于使那些自信心已嚴重膨脹的印軍將領冷卻一下大腦。
印度政府首腦和軍方堅定認為,只有在印度能夠部署核導彈時,印度才能對中國保持“爆止”姿態,其“最大的好處是在同中國談判解決邊界糾紛時,中國的核彈不再能使我們屈從于不利的地位”。1998年5月,印度當局連續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公開擁有核武器,中印兩國的軍事力量平衡發生微妙變化。
第四,1987年中印邊界危機的和平解決使得此后中印邊界東段保持了相對平穩,印度軍方找回了自信,認為穩固了其在邊界爭端中的優勢地位。
雖然中印雙方軍隊在旺東地區的四個哨所眼對眼的對抗依然如舊,在整個中印邊界東段,印度陸軍仍將兵力部署在前進陣地上,但1987年中印邊界危機的解決方式對于中印兩國來說都是可接受的結果。對中國而言,取得了堅守旺東點加強對無名湖地區的控制和在朗久、克節朗地區增設新的邊防點的勝利。印度則將防御陣地向北推進至哈東山脊,并在克節朗河谷站穩了腳跟,離它理想的“分水嶺”塔格拉山脊僅一步之遙,基本上收復了它在1962年戰爭中失守的陣地。印軍高級將領驕傲地表示,這使其部隊“自他們1962年正是在這些山地上受辱以來第一次在斗志上勝過了中國人”。印度陸軍參謀長森德吉上將更是直言不諱地說:他曾提出挑戰,而北京對它的反應被動,這恢復了印軍在1962年喪失的斗志,“將其尾巴再次翹了起來”。
1987年邊界危機后,印度政府決定將若干山地部隊前推至邊界線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并常年駐守。而在此之前,印度的山地部隊并沒有部署到這么遠,而是駐扎在距邊界線很遠的后方地域。根據印度國家領導人的明確指示,印度陸軍開始全力建設保證分水嶺部署計劃所需的后勤和防御設施,為此印軍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印軍認為,它在同中國分界的錫金北部和東部地區的分水嶺一線已取得軍事優勢。此后,印軍在中印邊界東段實行“東守西攻”的軍事戰略。印度軍方認為,在中印邊界東段,印中雙方能展開一個師以上兵力的地形只有達旺和亞東兩個地區。達旺北高南低的地形不利于印軍采取攻勢;而在錫金邊界的亞東方向,印軍具有進攻的有利條件。該地區臨近鐵路,公路交通較為發達,兵力與后勤支援迅速;空中支援便捷;地形開闊平坦,適于印軍出動坦克和裝甲車,有利于印軍發動進攻。印度當局認為,印軍在邊界上的這種軍事優勢在外交上會產生深遠影響。“國家政治領導人現在已經有能力同中國解決邊境問題。我們的談判地位得到加強,我們可以實力為后盾同中國進行談判。”印軍在洞朗地區的越界對峙,充分體現了這種戰略思想。
六、結語
1987年中印邊界危機的和平解決為改善兩國關系長期僵持的局面提供了契機和條件。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華,中印關系正常化邁出了重要一步。中印雙方表示在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邊界問題辦法的同時,應積極發展其他方面的關系,努力創造有利于解決邊界問題的氣氛和條件。雙方同意建立關于邊界問題的副外長級聯合工作小組。1992年,印度從中印邊界東段撤走了三個山地師。1993年,中印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并成立了專家小組,討論制定協定的實施辦法,取得一些積極進展。1995年11月,中印雙方撤除了兩軍在邊境東段東北地區過于接近的哨所,使邊境局勢更趨穩定。盡管中印邊界尚未劃定,但是1987年以來中印邊境地區基本沒有發生大的摩擦或沖突,總體上保持了和平安寧的局面,這對中印雙方都是有益的。
在邊界危機應對中,積極有效的溝通十分重要。避免因誤判導致軍事沖突是解決邊界問題的前提條件。中印邊界談判機制有助于相互理解和達成共識,也是保持中印邊界穩定、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最佳選擇。1996年11月底,中印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施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2003年,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建立。中印雙方已簽署的協議和議定書對維護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發揮了積極作用,雙方應致力于加強邊防合作,積極開展兩軍總部和相鄰軍區年度訪問和交流,努力開通兩軍總部間熱線電話,通過在中印邊界各段設立邊防會晤點等措施,實現邊界線上兩國邊防部隊積極有效的溝通。
強大的軍事威懾和認真的軍事應對準備是應對邊界危機最有效的手段。近年來,印度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不斷發展,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地區加強部署,咄咄逼人,不時制造事端。如1999年在錯那地區浪波鄉發生的歷時82天的“東草對峙”,2013年在中印邊界西段天南河谷(德普桑峽谷)地區的“帳篷對峙”,2014年楚木意地區的千人級別武裝對峙和2017年的洞朗對峙等,雖然沒有釀成流血沖突,但也不得不讓我們對印度的軍事冒險提高警覺。為應對突發事件,必須加強西藏地區的防空力量和空中打擊力量,重視運用無人機等新技術手段加強對邊界地區形勢的掌控,加強裝甲兵力和炮兵火力特別是增加遠程火箭炮和中近程地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的部署數量,大力增強中國軍隊的軍事威懾力和實戰能力。
作者簡介:姬文波,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文整理自《南亞研究》2018年第1期文章,原標題為《1987年中印邊界危機回顧與反思》
本期編輯:龍風穆
本期審核:江怡 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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