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拒絕反省 反制方能擊碎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白日夢

鮑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外國語學院教授

走鋼絲的高市

10月至今的兩個月內，高市早苗始終如在鋼絲上行走——以“麻生派”“政治傀儡”的身份勝選出任自民黨總裁、在眾叛親離中有驚無險成為日本第104任首相、而在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之后，更是籠罩在是否會刷新日本“最短命首相”紀錄的恐慌之中。包括高市本人恐怕都不確定未來政治生涯的走向，于是破罐破摔索性撕下偽裝，拒不撤回所謂“臺灣有事”等錯誤言論，甚至在日本國會出席黨首辯論時只提非法無效的“舊金山和約”，而無視《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多份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原則。此外，日本軍費逐年攀升、在距中國臺灣島僅約110公里的與那國島部署遠超防衛范圍的中程地空導彈系統、兩艘輕型航母已全部改裝完成、不分晝夜地在馬毛島建設軍事基地、超量儲備可用于制造核彈的钚等放射性元素……種種行徑已讓世人徹底看清了日本右翼勢力的猙獰面孔及復辟軍國主義的企圖，也讓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不得不加強戒備，隨時保持反擊、反制態勢。

高市緣何一意孤行

日本政界公認高市是安倍晉三的“政治門生”，也是麻生太郎及其派系的政治代理人。因質問村山富市首相反省侵略戰爭的妥當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等錯誤言行，高市早已被公眾貼上極右標簽。然而，上任不足一月便膽敢以首相身份公開提及“臺灣有事”，確令全球輿論嘩然，更讓本就矛盾重重的日本社會及并不穩定的東亞地區乃至摩擦不斷的整個世界愈發陷入軍事沖突的恐慌之中。

高市一意孤行的原因可歸為三點：

一是社會文化使然。日本島國的自然特征催生了“爭斗”的民族特性。日本多山地與丘陵，自然資源相對貧乏，山川湖海將國土切割成若干區域，天然隔絕了國民之間的往來。加之耕地有限、災害多發，導致了“爭斗”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催生了迅速集結區域內一切資源的權力形態，繼而形成了集團之間以無序暴力為特征的社會文化。于是，“戰敗”原因比戰爭性質更被日本重視，隨之衍生出“征服即正義”“戰勝即強者”等錯誤價值觀，并被上升至“民族生存”“軍人榮光”等高度加以美化，當權者以此麻醉日本國民、麻痹世界人民，并掩蓋對外擴張等侵略企圖。從歷史上看，一部分日本人存在著大和民族最特殊、最優越的“島國心態”。這一心態的突出特征是心胸狹隘、無知，對世界大趨勢缺乏認知，傾向于對周邊國家采取敵視態度和侵略行動。受島國心態影響，這部分日本人積極努力，思維縝密，同時冒險性強，急功近利，目光短淺，見利忘義。上世紀，受島國心態推動，日本進行了一系列對外擴張，但最終為日本帶來災難性后果。

二是政治環境使然。由于經濟長期低迷，且無解決良方，無論從歷史還是從近幾屆日本首相及所在政黨的角度來看，言行越右似乎政權越穩。特別是目前的自民黨在眾議院席位未過半，政策推行需看人臉色。為擺脫這種政治被動，尋求并鞏固強大的政治依靠是自民黨的當務之急。而通過“助美制華”獲得華盛頓的信任是該黨為數不多的選項之一，為此他們寧愿冒險，妄圖通過各種手段替美試探中國底線，以此博得美國支持。

三是個人利益使然。從高市個人來看，借助“有事”或可續命。一方面，日本如遇類似戰爭等重大緊急事態，為穩定社會局面，高市有更多借口組成實際意義上的“戰時內閣”，繞開國會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調配權，通過自導自演制造爭端再解決爭端，可為風雨飄搖的政治生涯盡量續命。另一方面，高市已通過行政手段將目前最有可能挑戰其自民黨總裁地位的小泉進次郎放在了防衛大臣這個燙手的崗位上，再通過制造“有事”形成緊急事態，既能摁住小泉無法在不顧及民眾安危和自民黨政治命運的前提下與其爭奪領導職位，又能將各種昏招所致的災難性惡果責任甩給小泉，可謂精心謀劃的“一石二鳥”。

可見，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來看，日本的官僚體系已對社會治理實質性失靈。高市的種種錯誤言行只能進一步加劇日本的內外矛盾，進一步加深群體的割裂感、社會的撕裂感和區域的緊張感，已深陷發展困境的日本社會將日益滑向深淵。

中國應從多維度加以應對

面對“末路狂飆”的高市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右翼勢力，中國在不放棄外交努力的同時，要通過多維度進行積極應對和反制，包括重新建構對日本政客錯誤言論的駁斥、徹底鏟除日本軍國主義毒瘤等。

一是從語言性駁斥轉向實踐性駁斥。無論從歷史還是從本次事件看，中國政府和人民已通過反復告誡表達出對日本政客的足夠耐心，也曾希望他們能迷途知返。然而，現實卻是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嚴重影響區域安全。為此，中國除必要的輿論戰、經濟戰外，還要通過更具針對性的行動對高市之流進行反制、糾偏。

語言容易被翻案，行動一旦完成就會成為事實。首先，中國要進行能力性駁斥，用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全方位行動來證明有關臺灣省的一切事項均是中國內政，祖國必然統一勢不可擋，用能力證明日本長期存在的如“臺灣于美國的庇護下不會有事”等錯誤認知僅存在于幻想之中。其次，要進行存在性駁斥，以軍事演習、武器試驗等方式實際控制臺灣省，通過對日本的全面壓制讓日本民眾看到其政客妄想的與臺灣省的所謂“聯動”根本沒有機會發生。再次，要進行結構性駁斥，聯合周邊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摧殘的國家一起，通過多維立體的聯合行動徹底粉碎日本右翼勢力的政治幻想。

二是重新界定日本所謂的“反省歷史”。如果說以不干涉中國內政、公開反省侵略歷史、剔除軍國主義思想為遞進優先級是中國對日本的傳統外交要求的話，面對當下局面，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再豐富對日外交構架，將日本遵守區域規則、不得為害地區和平穩定作為歷史使命。而對日本“反省歷史”的要求也不要僅限于“首相談話”等表態，而應敦促日本首腦及政客盡快來華、于人民英雄紀念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等地謝罪，使中國以反法西斯同盟戰勝國的身份在《聯合國憲章》框架內持續加強區域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將日本這一原法西斯軸心國企圖再次實施侵略的可能性持續“清零”。

三是強化中國敘事話語體系。尤其要拆解日式話語標簽。所謂“臺灣有事”一詞源自同形日文漢字，是在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下、日語獨立語境中的特殊詞匯。無論哪個國家的媒體，對其使用的次數越多，越有可能擴大錯誤概念的蔓延范圍，反而加深了受眾的認知誤區，讓不熟悉歷史的人們誤以為中國內政真的“有事”。為此，中國政府和人民要通過各種渠道、各種語言立刻弱化、拆解日式標簽，在自己盡量不直接使用“臺灣有事”一詞的同時，用“高市狂言”“極右厥詞”“軍國主義復辟”“干涉內政”等既有利于傳播中國概念、傳遞中國信號，又能攜帶法理判斷的中國原創詞語覆蓋日本的錯誤信息。在此基礎上，強化“臺灣本無事，兩岸一家親”等輿論認知，通過經濟數據等事實性證據和實踐敘事描述中國大陸與臺灣省的經貿、人員、文化往來，得出臺灣省已是中國國內經濟大循環的一部分的結論，借助經濟話語推出新概念、新理念、新理解，始終掌握有關臺灣省事項的敘事主導權。

四是加強做日本國內愛好和平力量的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重要政治策略之一。盡管高市之流不斷制造摩擦，但還應該看到日本尚有千千萬萬能夠正視歷史、珍惜和平的民眾，他們仍是中國的好朋友、老朋友，也是中國在日本當局做出非理性言行時可以溝通、聯合的重要群體。也正是有他們的存在，中國才更有必要盡快通過更為積極的行動告誡日本右翼此次觸碰紅線將會吞下怎樣的惡果，讓身處右翼社會思潮卻仍能堅守和平的日本國民有機會、有條件、有辦法繼續保持正確的歷史觀、價值觀。我們還要從多角度介紹日本從中國發展中獲得的巨大收益，強調中日關系保持穩定發展對日本民眾的重要意義，以及日本極右勢力進一步得勢對中日合作的破壞性影響和對日本未來的毀滅性后果。

高市之流難逃歷史和正義的清算

縱觀歷史，中國人民愛好和平，但中國也歷經了不止一次的保家衛國。面對赤裸裸的侵略行徑，中國人民從未屈服。此次，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甚至鼓噪戰爭，妄圖復活軍國主義，如放任自流，戰爭或將被再次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完全有可能重演。因此，中國在爭取外交手段解決此次中日摩擦的同時，必須堅定地準備應戰，必要時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干涉行徑和擴張野心進行強有力的反制。當前，我們尤其要想清楚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對日本一忍再忍，而日本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我們有什么選擇？

12月5日，我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大校就近期涉軍問題發布消息，指出：“近年來，日本一再突破‘和平憲法’約束，大幅增加防衛預算，推動殺傷性武器出口，圖謀修改‘無核三原則’，加速自我軍事松綁，軍國主義大有卷土重來之勢。人無信無以立身，國無信無以立世。我們要求日方嚴格遵守國際法規定的戰敗國義務，停止挑戰戰后國際秩序，停止破壞亞太和平穩定，不要說一套、做一套。日方若執迷不悟必犯眾怒，難逃歷史和正義的清算。“

我們相信，如果日本極端右翼勢力執迷不悟，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繼續挑釁惹事，歷史定將對其作出公正的審判，麻煩制造者終要為自己的行為承受不可想象的后果，付出應有的代價。

（審核：李小華 張若夢 戚易斌）

本文轉自12月8日習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時代中國外交網站，歡迎關注“人大重陽”平臺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