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深冬,武漢漢口看守所的鐵門在風里吱呀作響。守衛遞來一碗冷飯,里頭夾雜幾片冰渣;獄燈昏黃,照著木板床上那張消瘦卻依舊倔強的面孔——陳治平當時三十四歲,剛被押解至此。
夜里氣溫驟降,他從棉衣暗袋里摸出一張已經皺皺巴巴的紙條,上面寫著“黃埔三期·江蘇淮安”。這八個字像在提醒他:這條路原本可以更平坦,可大革命失敗、家鄉暴動、紅十五軍建起,一件件往事把他推向了刀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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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1925年春,他在廣州東校場第一次聽到孫中山的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會場里掌聲如潮。那一瞬間,他篤信槍桿子里才能出真理,隨即報名黃埔,學軍事,也學組織群眾。
兩年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失敗,血染蘇州河。周恩來把他推回淮安,密令只有一句:“把散落的火種重新點燃。”陳治平帶人連克好幾處縣城,國民黨隨后大軍圍剿,淮安暴動終究潰散。失利之際,他受命赴莫斯科參加六大,極左路線與國際路線在那一年劇烈碰撞。
1930年底,他在徐州重組徐海蚌特委。三千人的紅十五軍攏在他的令旗下,短短三月就奪得沛縣、宿遷。不料河南省委書記任命剛下,叛徒告密,陳治平在開封落網。蔣介石看到檔案,挑眉道:“黃埔出身的成分,或可為我所用。”
戴笠提議親勸招降。會面那天,陳治平戴鐐進場,蔣先開口:“蘇區正在互相清洗,你再回去也是死路。”這句“你再回去也是死路”像一把鑿子,撬動了他心底最隱秘的不安。于是,他寫下自首書,“愿為國效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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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變后,他被安插至南京市實驗區,專抓地下黨員。官方檔案顯示,僅1933年春,就有四十余名骨干被捕。蔣對他贊許,貴州、廣西的黨務清剿也讓他出面。吊詭的是,每到夜深,他仍翻讀《共產黨宣言》。有衛兵撞見,問他為何自苦,他只淡淡回一句:“人不能忘了來處。”
全面抗戰爆發,他把全部資源轉向抗日救亡。貴州學生記得得最清楚:這位“軍長先生”要求練槍,必須先通讀《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有人竊竊私語:“他像是要償還什么。”
1941年暮秋,他調至重慶農林部。八路軍辦事處門口,他幾次遠遠望見周恩來,卻始終沒有上前。周后來說:“那眼神,像渡不過河的人。”陳治平遲遲未敢自陳舊事,錯過了最坦白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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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國共重陷對峙。陳治平與友人成立“孫文主義革命同盟”,遍聯各省進步團體,暗傳情報;蔣介石忌憚卻無證收網。1946年冬,蔣以立法委員席位誘之,被他以“舊疾復發”推辭。蔣怒,但仍暫壓。
1949年4月,湯恩伯密探混入“孫盟”上海秘密會議,深夜突襲。審訊中,陳治平堅稱:“只要人民政府來,我愿承擔全部責任。”5月26日清晨,閘北宋公園路口槍聲響起,他倒在草坪上,終年51歲。行刑前,他對同囚者低聲說:“若能活著,必歸隊。”
上海解放后,經周恩來提議,人民政府認定他“罪行有別,功過并存”,追認為革命烈士,證號00253。當時淮安老家辦了追悼會,有老人感嘆:人心翻覆,終得正名。
然而1962年,中央有關部門重新審查大革命和抗戰時期叛變人員,討論焦點恰在“能否一筆勾銷”。陳治平曾在南京大肆破壞地下黨組織,這一筆損失無法忽視。最終結論:烈士資格撤銷。官方公文只有十六字:“叛變確鑿,抗敵有功,不宜列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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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上海統戰部再度評議,認定他“可不按叛徒特務論定,亦不享烈士”。他的檔案夾被貼上“歷史復雜”四個字,隨即歸檔。此后,追悼會遺像撤下,烈士碑名也被鏟去。
前后三十年,身份三變:紅軍軍長、國民黨要員、被處決的“叛徒”;又由烈士到非烈士。低吟的風聲提醒世人:一旦步入旋渦,個人命運往往由時代瞬息裁定;至于后人評價,多半要靠最冰冷的檔案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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