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賀子珍想復出工作，譚震林得知后親自聯系，提出一個要求

1949年2月末，哈爾濱的松花江堤岸還掛著冰凌。清晨，賀子珍披著一件深灰呢子大衣站在窗前，密集的蒸汽火車鳴笛聲讓她忽然意識到：戰火散去，新時代就要落地生根，而自己卻在閑置。前一天夜里，她又一次整宿未眠，腦海里全是嬌嬌和岸青在北平讀書的畫面。

回國已近兩年，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兩個孩子身上。孩子被毛澤東接走后，空蕩蕩的屋子讓日子突然變得漫長。幾個朋友見她日漸消瘦，勸她出去走動，她卻擺擺手：“忙一點就好了。”可這種“忙”必須有目標，僅靠散步和讀書無法壓住思念。

正巧，東北局下發了一份調研材料，提到此前在蘇聯療養的革命干部大多渴望重返崗位。賀子珍看完，連夜寫信給組織，直截了當：愿隨時到需要的地方報到。信寄出第三天，窗外大雪，手杖聲敲在木樓梯上——賀怡來了。妹妹遞過一張剛到的電報：“浙東急需婦女工作骨干，可來？”落款：譚震林。

賀子珍和譚震林相識很早。井岡山時期，兩人在山腳挑糧溝里互換過一只空水壺。那份并肩的默契，經年未淡。她沒多猶豫，簡單收拾幾件行李，雙手撫過掛在墻上的孩子合影，低聲道：“媽媽去干活，很快再見。”

3月5日，哈爾濱至天津的列車緩緩啟動。車廂里有人認出了這位曾經隨紅軍長征的女戰士，輕聲說：“英雄也會寂寞啊。”賀子珍望著窗外倒退的白樺林，心里卻像撥開了霧。到達天津后，她再轉京滬線，一路南下。半程夜里，列車臨時停車檢修。車燈昏黃，車廂門口的對話被風吹得斷斷續續——“浙東要建婦聯，你有經驗，我放心。”這是譚震林親自趕到濟南站與她會面的第一句話。

譚震林并未直接給職務，而是提出一個要求：“到杭州后，先下到區婦代會待三個月，了解基層，然后才能進市里。”他說這話時語速不快，卻透著熟悉的倔勁，“你在國際兒童院管過幾十個孩子，但鄉下婦女的難事更碎更雜，先聽她們說。”賀子珍點頭，沒有討價還價。

抵達杭州那天是3月中旬，西湖邊的柳條剛冒芽。市總工會臨時把一間二層小樓騰出來給她。桌椅陳舊，卻干凈。她每天拎著帆布包，擠在手搖船里渡錢塘江，到蕭山、余杭、富陽幾個區，一戶戶訪問。養蠶女工反映蠶種不足，茶農婦女抱怨土改后缺技術，她一律記錄，晚上對著煤油燈整理。

有一次雨夜，她在臨平鎮趕集回程，被泥水濺了一身。同行的鄉婦女抖著蓑衣，半開玩笑地說：“賀主任，你也怕冷吧？”賀子珍脫口而出：“怕冷的人打不了長征。”一句話惹得大家哈哈笑，距離瞬間被消融。

三個月很快過去。市婦聯正式成立，譚震林履行承諾，任命賀子珍為杭州市婦聯副主任，分管生產互助和女工教育。文件下達到那天，賀子珍正在城西縫紉培訓班里教學員如何修改軍裝。有人遞來任命書，她抖了抖袖子，神情平靜，只是把腳邊那只舊帆布包提得更緊。

接下來的日程排得滿滿：紉機調撥、子女托育、掃盲夜校。杭州解放初期，物資匱乏，連黑板都要用木炭在門板上畫。她跑供銷社要石灰粉，自己和水做漿糊貼宣傳畫。晚上回到宿舍，常常一條腿還踩著凳子，就在日記本上圈圈點點記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她并非局限于婦女工作。那年夏收缺人手，市里臨時組織突擊隊支援郊區，她主動要求帶隊。麥田里氣溫逼近40攝氏度，她用毛巾系住頭，彎腰割麥，動作和農村姑娘沒兩樣。一個十七八歲的新志愿者忍不住小聲嘟囔：“主任，這活兒不該您干。”賀子珍拿鐮刀指了指身后成片金黃：“革命就是為讓這些麥子長得更好，不從地里看問題，看什么文件都空。”

北平方面也時有來信。毛岸青勤學刻苦，嬌嬌愛畫畫。每封信她都細讀，卻從不顯露情緒。偶爾深夜翻到孩子們的來信，她會起身燒壺熱水，把第二天的計劃重新排一遍，讓思念轉化為工作清單。

年底，杭州市婦聯評選模范集體。匯報會上，有人提議把表彰名額讓給賀子珍，她立即搖頭：“一個人脫隊，就不是長征隊伍了。”最終，她堅持把榮譽給了龍井茶合作社的女采茶隊。

1949年12月，中央發來電報，對各地婦聯干部深入生產一線的做法給予肯定，其中點名表揚杭州經驗。譚震林把電報影印一份送到她辦公室，短短一句批示：“初心不改，可喜。”她看完，把電報夾進筆記本，沒有多言。

這一年即將結束，杭州街巷處處張燈結彩準備迎新。夜幕下，西湖水面映出零星燈火。賀子珍從市府大門出來，步伐不急不緩。冷風吹起衣擺，她把圍巾扯高一點，抬頭望向北方。江上汽笛聲再響，辛苦一天的人們在燈影里散去，城市脈動清晰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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