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的文明，如何審判帝王？這才是最高等級的信仰！

文/胡鐵瓜

在華夏的歷史上，雖然一直有宗教伴隨著文明的發展，但是神權卻從沒有壓倒過王權！有類人生物說這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信仰，而沒有信仰的文明是低等級的文明！可是我想說，只有低等級的文明才會去信仰什么上帝圣母，而我們華夏作為更高等級的文明，自然必須有跟我們匹配的信仰！那我們到底信仰的是什么呢？這事就得從公元前548年說起了！

那天齊國的宮殿異常安靜，只有刀尖滴血的聲音。權臣崔杼腳下躺著三位史官的尸體——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他們因堅持寫下“崔杼弒其君”而被殺。當崔杼把刀架在第四位史官太史季的脖子上時，他發現這個年輕人的手在抖，眼神卻沒有閃躲。

那個初夏的齊國，陰謀像藤蔓一樣纏繞著宮廷。一切的導火索始于一場不該有的愛戀：齊國棠公的遺孀棠姜貌美，崔杼見之傾心，不顧同姓不婚的古制，執意娶她為妻。可身為國君的齊莊公竟與棠姜私通，還屢次輕慢崔杼，甚至將崔杼的帽子賞賜他人。被羞辱與憤怒吞噬的崔杼，借齊莊公攻打晉國后國內空虛之機，買通被莊公鞭打過的侍人賈舉，設下埋伏。當莊公再次前往崔府與棠姜幽會時，甲士們蜂擁而出，莊公登臺請罪、求盟、愿自刃于廟均遭拒絕，最終翻墻時被射中大腿，墜墻而亡。

殺死國君后，崔杼急需粉飾太平，他召來太史伯，要求將齊莊公的死因記為“暴病而亡”。太史伯一言不發，提筆在竹簡上刻下“崔杼弒其君”五個字。刀光閃過，太史伯的頭顱滾落，溫熱的血濺在竹簡上，暈開暗紅的印記。太史仲接替兄長的職位，接過那支還帶著余溫的筆，面對崔杼的威逼，寫下的依然是同樣五個字，又一顆頭顱應聲落地。老三太史叔沒有絲毫退縮，重復了兄長們的命運。連續三次殺戮，宮殿里彌漫著濃重的血腥味，崔杼的憤怒逐漸被一種莫名的不安取代——他忽然意識到，自己面對的并非幾個不怕死的官員，而是一種他無法理解、更無法摧毀的規則。

最小的弟弟太史季出現時，動作緩慢而莊重，像在進行某種神圣的儀式。撿筆，展簡，刻字——每一個動作都在崔杼的注視下完成，沒有半分猶豫。那一刻他終于明白，自己的刀能砍斷人的脖頸，卻砍不斷真相的傳承，能銷毀眼前的竹簡，卻無法阻止事實在世間流傳。最終，他把竹簡狠狠摔在地上，指著太史季嘶吼：“滾！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樣！”

更令人震撼的是，當崔杼放走太史季后，宮外傳來消息：史官南史氏聽聞太史家三兄弟盡死，抱著一捆空白竹簡匆匆趕來，準備繼續寫下那五個字。直到確認太史季已如實記載，南史氏才松了口氣，抱著竹簡原路返回。這場以生命捍衛實錄的壯舉，被《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詳細載入史冊，唐朝史學家劉知幾評價其“言簡而要，記事詳而博”，短短幾十個字，刻畫出中國史官最硬核的風骨。而當時站在崔府門外的晏子，既未殉君也未逃亡，他直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己死則非其私昵不敢任之”，隨后進門枕尸而哭，依禮踴畢而出。崔杼雖怒，卻因晏子是“民之望也”而不敢殺他，這從側面印證了，即便是弒君的權臣，也終究忌憚歷史與輿論的審判。

很多人覺得這些史官太傻，為了五個字丟了性命值得嗎？可在他們眼里，史官的職責就是“秉筆直書”，若為活命篡改歷史，活著比死更恥辱。太史季早已說得明白：“據實記錄是史官的職責，為求生失責不如死。就算我不寫，天下也必有如實記錄的人，你改得了一時，改不了千古。”崔杼的屠刀雖然奪走了三條生命，卻讓“秉筆直書”的精神從此鐫刻在華夏文明的基因里，文天祥在《正氣歌》中開篇便稱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正是對這份氣節的永恒致敬。

其實在太史兄弟赴死之前，晉國的史官董狐早已用一支筆硬剛過強權。公元前607年，晉國國君晉靈公荒淫無道，大興土木、濫殺無辜，執政大臣趙盾多次勸諫，反而遭到追殺，被迫逃亡。還沒逃出晉國邊境，他的族弟趙穿就刺殺了晉靈公。趙盾聞訊返回國都繼續執政，晉國史官董狐直接在史書中寫下“趙盾弒其君”，還在朝堂上公開宣讀。趙盾急忙辯解：“弒君的是趙穿，不是我！”董狐義正詞嚴地回應：“你身為正卿，逃亡未越國境，返朝后又不懲治兇手，這弒君之罪自然該由你承擔。”

孔子后來評價這件事，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董狐不怕趙盾的權勢，堅持“書法不隱”的原則，成為秉筆直書的典范，而趙盾雖然蒙受惡名，卻也默認了董狐的記載，因為他深知，史官的筆比刀劍更有力量，一旦被記入史書，便再也無法更改。這種“不溢美、不隱惡”的記史原則，從先秦時期就成為中國史官的職業信仰，也為中華文明構建起第一道歷史真相的防線。

五百多年后，另一場關于歷史記錄的較量在長安皇宮悄然上演。這次的主角是唐太宗李世民，這位被尊為“天可汗”的帝王，文治武功冠絕一時，平定四方、開創貞觀之治，夠威風了吧？可他晚年卻在史官這里碰了個硬釘子。他特別想偷看一眼記錄自己日常言行的《起居注》——這本專門記錄皇帝一言一行的冊子，不管好事壞事都要如實記載，而且按照規矩，皇帝是不能看的。

某個傍晚，李世民在書房召見了褚遂良，這位跟隨他多年、專門負責記錄《起居注》的史官。談話從政務逐漸轉向正題，李世民用近乎隨意的語氣說：“朕平日所言所行，你都記下了吧？能不能讓朕看一看？也好知道自己有沒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及時改正。”空氣瞬間凝固了。褚遂良站立不動，回答清晰而堅定：“陛下，自古以來，沒有君主查看《起居注》的先例。臣的職責是如實記錄，無論好壞，這樣才能讓后世有所敬畏。”李世民不死心，又換個角度試探：“如果朕有不當之處，你也會如實記下嗎？”“臣的職責正在于此。”褚遂良沒有絲毫讓步，“陛下若想留美名于后世，就請謹言慎行。”

這場對話的微妙之處在于權力的克制。李世民完全有能力強制查看甚至修改記錄，但他沒有。他發動玄武門之變奪取皇位的往事，一直是他心里的疙瘩，生怕史官記載得不好。他更清楚，如果因為這事懲罰褚遂良，史書上只會多出一行：“帝強觀起居注，怒殺史官”，自己辛辛苦苦創下的盛世名聲，會因這一件事毀于一旦。所以哪怕心里再不爽，也只能笑了笑，轉移了話題——他選擇了退讓。

有人可能會說，李世民后來不還是讓房玄齡修改了《實錄》嗎？這確實是事實，但他的修改也只能在細節上做文章，根本不敢改變玄武門之變的核心史實。而且從唐朝完善的史館制度來看，這種對歷史的敬畏早已制度化。貞觀三年，唐太宗正式設立“史館”，作為專門的國家修史機構，明確規定“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直書其事”，還確立了宰相監修國史的制度，房玄齡便是首位以宰相身份監修國史的官員。史館的編制極為完善，除了史館修撰、直史館等核心史官，還有楷書手、典書、裝潢直等二十余名輔助人員，分工負責史料搜集、撰寫、抄寫、保存等工作，形成了一套嚴密的修史體系。

整個唐朝，史館組織修撰了《起居注》《時政記》《實錄》《國史》四類核心史料，僅唐玄宗時期的《開元起居注》就有3682卷之多，可惜在安史之亂中被焚毀。而“唐修八史”更是官修史書的巔峰之作，《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八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中《隋書》十志被后世學者稱贊“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遷、固以來皆不及也”。這種制度化的保障，讓“秉筆直書”的精神得以延續，即便有帝王想干預，也很難徹底篡改歷史的核心脈絡。

為什么這些手握重權的人，會對幾個拿著筆的文人產生畏懼？答案藏在中國文明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咱們中國文化里沒有上帝，也沒有末日審判，更不指望死后上天堂。那中國人靠什么衡量是非善惡，靠什么實現永恒？答案就兩個字：青史。西方人怕下地獄，中國人怕遺臭萬年，西方人想上天堂，中國人想流芳百世。這種差異，本質上是文明信仰的不同。

秦始皇夠牛吧？統一六國、建立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被譽為“千古一帝”。可史書里也沒少寫他的暴政：焚書坑儒，燒毀諸子百家典籍，活埋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徭役繁重，修建長城、阿房宮、驪山陵，動用民力數百萬，導致民不聊生。這些污點被白紙黑字記了下來，流傳了兩千多年。不管他活著的時候多么權傾天下，死后照樣要接受歷史的審判。漢武帝劉徹在位期間，北擊匈奴、開辟絲綢之路，功績赫赫。但《史記》里也如實記載了他晚年的巫蠱之禍：因猜忌引發的宮廷慘案，導致太子劉據自殺，皇后衛子夫自盡，牽連數萬人被殺，朝堂上下一片血雨腥風。司馬遷寫《史記》時，因為李陵辯護被處以宮刑，可他依然沒有因為個人恩怨貶低漢武帝，也沒有因為懼怕皇權美化他，這種“不溢美、不隱惡”的態度，讓《史記》成為“史家之絕唱”。

就連“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梟雄曹操，臨終前也叮囑要薄葬，還特意交代將自己的言行“錄而存之”。他對歷史的敬畏，并不亞于對權力的渴望。歷史審判的可怕之處，在于它的滯后性和不可更改性。一個人生前可以控制言論、操縱輿論、壓制異己，但一旦生命終結，歷史的評價就會開始。那些拿著筆的史官，會像解剖尸體一樣剖析他的一生，將每一個決策、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放在時間的放大鏡下審視。這種審判沒有上訴渠道，沒有改判可能，一旦寫入史冊，便成為定論。正是這種終極性，讓最強勢的帝王將相也不得不心存敬畏。

反觀其他古代文明，要么沒有系統的史書，要么史書被宗教或王權操控，充滿了神話和虛構。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史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元392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后，史學徹底淪為神學的附庸，史學家的核心任務不是記錄事實，而是論證“上帝之城”的神圣與“世俗之城”的卑微。圣·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明確提出，歷史的意義在于彰顯上帝的意志，羅馬城被西哥特人攻陷這樣的災難，也被解讀為上帝對異教徒的懲罰，而非人類行為的后果。基督教史學家攸西比烏斯撰寫《教會史》時，為了美化教會，刻意隱瞞宗教迫害的真相，夸大信徒的殉道事跡。阿非加納斯的《編年史》則以《圣經》創世為起點，將神話傳說與歷史混為一談，構建出一套服務于宗教的虛假時間線。

德國古典學家穆啟樂曾指出，古羅馬史學雖然也重視政治成就，但和中國古代史學相比，缺乏那種對權力的監督意識。西方古代史學家要么依附于王權，要么臣服于宗教，敢于直接記錄帝王將相過錯、甚至不惜以死抗爭的精神，是極其罕見的。而中國史學從一開始就形成了“貫通連續的通史傳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呂厚量認為，這與西方古典史學的“實質主義”傾向形成鮮明對比——西方史學家認為歷史只是碎片化的表象，而中國史學家始終追求歷史的規律與道德意義，這種追求讓“秉筆直書”成為一種不可動搖的職業信仰。

對歷史的執著記錄，意外地給中華文明帶來了獨特的優勢：經驗值的無損傳承。中國古代的史書不僅是人物傳記和事件記錄，更是一個龐大的經驗數據庫。哪個朝代為何興盛又為何衰亡？水災如何治理效果最好？瘟疫爆發時應采取哪些措施？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能在史書中找到詳細的案例分析和效果評估。

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讓我們看到了秦朝系統的疫情防控制度：當地方出現疑似傳染病時，官吏必須立即調查并層層上報，朝廷會派遣醫官前往診治，甚至設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傳染病隔離區——“癘所”，還規定知情者需避免與患者接觸、不共用餐具，這種隔離理念比歐洲早了一千多年。而2002年在湖南龍山里耶古城出土的38000余枚秦簡，更是刷新了我們對秦朝治理的認知。這些秦簡是洞庭郡遷陵縣的官署檔案，涵蓋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的政務記錄，內容包括戶口管理、田租賦稅、勞役徭役、兵甲物資、郵驛津渡等各個方面，甚至還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訣表實物。

里耶秦簡中記載的糧食管理體系尤為細致：地方稟食分為“外出給食”和“本地稟食”，發放程序包含“開倉、量谷、記錄、封倉”四個步驟，跨地區的飲食供應還需要不同機構相互配合，官吏考核制度更是嚴格，一枚秦簡詳細記錄了令史“扣”的任職履歷：擔任鄉吏九年零一天，田部吏四年零三個月十一天，令史二個月，36歲時因政績合格被提拔為司空屬官，就連因病缺勤兩天的記錄都清晰在冊。這些詳實的記錄，就像一份份精準的“操作手冊”，讓后世王朝可以直接借鑒，少走無數彎路。

《漢書》中記載，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青州大疫，朝廷“遣使者循行醫藥”，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有明確記載的朝廷大規模醫療救助行動。到了唐朝，安史之亂后人口銳減、財政崩潰，統治者正是借鑒了史書中的賦稅制度經驗，推行“兩稅法”，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的原則，取代了之前的租庸調制，緩解了財政危機，這種稅制甚至影響到了宋代的“不抑兼并”政策。當14世紀黑死病席卷歐洲，奪走2500萬人生命時，中國早已基于歷史經驗建立起相對完善的疫病防治體系，這正是“經驗無損傳承”的強大力量。

有人可能會質疑，中國古代史官都是官方任命的，難道不會被皇權操控嗎？確實，歷史上也有過史官被迫修改史書的情況，比如崔杼屠史后，春秋時期的一些史家開始采取“曲筆避禍”的方式保存實錄——表面上迎合強權，實則通過隱晦的筆法記錄真相，這既是無奈之舉，也是一種智慧的堅守。但即便如此，史官群體的職業信仰從未崩塌。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說，中國史官制度的核心在于“書法不隱”，這種傳統已經深入骨髓。

而且民間史學的存在，對官方史書形成了重要的補充和監督。南宋史學家李燾編纂《續資治通鑒長編》時，為了還原北宋歷史真相，搜集了國史、實錄、日歷、會要、敕令、文集、筆記等各類史料，僅參考的書籍就達400余種，耗時四十年，寫成1063卷、近千萬字的巨著。他堅持“寧失于繁，無失于略”的原則，哪怕是不同記載相互矛盾，也全部收錄，讓后人自行判斷，這種嚴謹態度正是對“秉筆直書”精神的繼承。

明末清初的談遷，更是用一生踐行了這份執著。他花了二十多年時間，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搜集明朝史料，編寫《國榷》。可就在書稿即將完成時，小偷潛入家中，將全部文稿偷走。五十多歲的談遷悲痛欲絕，卻沒有放棄，重新搜集資料，六易其稿，又花了十年時間，再次完成了五百萬字的《國榷》。書中對明朝后期的弊政、宦官專權等史實的記載，毫不避諱，甚至敢于批評崇禎皇帝的剛愎自用，這種精神與古代的太史、董狐一脈相承。

與談遷同時代的黃宗羲，更是通過修史批判君主專制。他的《明夷待訪錄》以歷史為鏡，深刻揭露了封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的罪惡，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進步思想，比盧梭的《民約論》早了一百年，被梁啟超稱為“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黃宗羲在編纂《明儒學案》時，堅持“一本萬殊”的原則，如實記錄不同學派的思想，不摻雜個人偏見，哪怕是與自己觀點相悖的學者，也客觀公正地評價其學術成就。他的著作在清朝被列為禁書，卻依然通過民間手抄本流傳，成為晚清維新變法的思想武器，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宣傳民權，將《明夷待訪錄》節抄數萬本秘密散布，可見歷史真相的力量終究無法被壓制。

2022年，英國考古學家在拉特蘭發現了一幅羅馬時期的鑲嵌畫，描繪的是特洛伊戰爭的場景，其設計靈感源自800年前的希臘陶器圖案，這印證了文明記憶的傳承力量。而在中國，這種傳承更為系統和制度化。從周朝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到漢朝設立太史令，再到唐朝完善的史館制度，記錄歷史始終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制度化的歷史記錄，構成了中華文明最堅固的記憶防線。

五胡亂華時期，中原動蕩，典籍散佚，但史官們依然在戰亂中堅持記錄——東晉史官干寶在流離失所中完成《晉紀》，如實記載了西晉的滅亡原因，提出“述往事，思來者”的修史宗旨；安史之亂中，唐玄宗西逃，史官杜佑仍攜帶大量史料隨行，后來編纂的《通典》，系統總結了歷代典章制度的得失，成為后世治理的重要參考。正是這種近乎偏執的記錄精神，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戰火可以摧毀城池，但摧毀不了刻在竹簡、紙張上的記憶，王朝可以更迭，但歷史的脈絡始終清晰可辨。

歷史記錄的真正力量，或許要在很久以后才能被完全理解。那些在強權面前顫抖卻依然握筆的手，那些明知會死卻依然前赴后繼的身影，捍衛的不僅是事實本身。他們捍衛的是一種可能性：即使是最弱勢的個體，也能通過書寫參與對強者的審判，即使是最短暫的瞬間，也能通過記錄獲得永恒的意義，即使是已被埋葬的真相，也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史官”。我們在社交媒體上記錄生活，在新聞評論中表達觀點，在自媒體平臺上分享見解。這種全民記錄的時代，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信息過載、虛假新聞、算法偏見……當我們被海量信息淹沒時，或許需要回到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記錄是為了什么？是單純的情緒發泄，還是為了呈現真相？是追求即時流量，還是為了留下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內容？崔杼的故事提供了一個簡單而沉重的答案：記錄是為了讓真相活下去，即使記錄者可能會死。

今天的我們站在歷史的新節點上，面臨著與古代史官不同的挑戰，卻也面對著相似的選擇：在流量與真相之間，在迎合與堅持之間，在沉默與發聲之間，我們該如何選擇？

兩千多年前，崔杼最終沒有殺死太史季。不是因為憐憫，而是因為他發現殺戮毫無意義——你無法通過殺死信使來阻止消息的傳播，無法通過銷毀記錄來抹去已經發生的事實。那把曾經斬下三位史官頭顱的刀，在第四個史官面前停住了。不是因為刀變鈍了，而是因為握刀的手開始明白：有些東西，比刀更鋒利，有些力量，比死亡更持久。

宮殿外，南史氏的腳步聲由遠及近。他不知道里面的殺戮已經停止，也不知道自己的竹簡可能用不上了。但他依然快步走著，像他的同行們一樣，履行著一個史官最樸素的使命：去到應該去的地方，記下應該被記住的事。

這種看似笨拙的堅持，或許才是文明能夠穿越時間迷霧、抵抗強權侵蝕的真正原因。當權者低頭的那一刻，不是向某個人低頭，而是向一種更高的秩序低頭——那種秩序叫歷史，那種力量叫真相，那種信仰叫：總得有人記得，到底發生了什么。

就像1644之后，那段曾經被滿清極力隱藏的歷史如今又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知道根本沒有所謂盛世的存在，只有愚昧和隔閡的始終貫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