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中國英文媒體頭版刊登了1629年明朝敕諭復制件,要求琉球新王遵守藩屬之禮。泛黃的紙面和規整的小楷把歷史直接放在了現實中,很快就刺痛了東京人的神經。
不到24小時,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緊急會見記者,表示需要向各國說明日本的立場、爭取理解;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參院全體會議上重申了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則沒有改變。兩句雖短,但分量很重,前者忙著做國際解釋,后者在國內的話語中后退了一步。
中國此次選擇以琉球為切入點,并非偶然或者新近發現的結果。學界早有共識:1879年日本以“琉球處分”吞并之前,琉球同明清保持著長期的朝貢、冊封關系。把明朝敕諭放在頭版,既是對史實的一種還原,也是把爭議從臺海單一軸線拉入更廣闊的歷史和法理維度之中,直接指向了日本領土敘事的底盤,迫使對方低頭去審視自己的腳下是否站穩了腳跟。
日本的回答就暴露出了問題,官房長官木原稔表示“不需要評論,沖繩毫無疑問屬于日本”,表面上強硬,實際上回避了歷史和法理問題,只是抱著現狀不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也批評日本在臺海問題上模棱兩可、含糊其辭,說明對于敏感問題打擦邊球、靠模糊語言過關的空間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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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不只限于文字,而且還有敘事權。把冊封、朝貢、敕諭等學術術語帶入到國際輿論場中,直接點明日本長期以來用《舊金山和約》來遮掩、把臺海問題的定位說成是“模棱兩可”的論調。一旦歷史暴露在陽光之下,誰在篡改概念、挑文件,觀眾就很容易看穿。
除了用經濟、軍演或者制裁之外,歷史也可以作為一種手段來反制。老證據和新爭議一碰,信息就非常清楚了:如果在歷史和主權問題上繼續玩火,那么回應的手段就不會只停留在現實層面,還會用到更深層次、可以考證并且站得住腳的歷史資源。
把高市的“立場沒有改變”和茂木的“爭取理解”放在一起:國內語氣輕了,國際上急著解釋,表面上穩住了,實際上還是處于被動的狀態。被動的原因是自身敘事漏洞多,一旦對方從歷史出牌,遮擋就無能為力了。史料可以重新塑造敘事格局、增加籌碼,從而使單向喊話變成多維交鋒——這才是效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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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份戰后的國際文件多次被提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這并不是在翻舊賬,而是在提醒當年對于侵略、領土以及戰后安排的原則已經寫得很清楚了。用《舊金山和約》作擋箭牌,用技術性的方式去規避不利條款,遲早是要撞上歷史的硬墻的。一旦琉球被納入該框架之中,日本所承受的敘事壓力就會成倍增加。
社會層面的評判也是直接的:畏威而不懷德。高市先是強硬地表達觀點,然后又引用聯合聲明中的主要內容來收斂,不是因為道理突然通了,而是因為實力讓對方清醒了。把琉球拿出來談,又把日本在臺海問題上的話語權壓縮了。立場一致、沒有改變,如果真要相信的話,就應該落實好聯合聲明的精神,而不是在關鍵的地方打折扣。
頭版采用“以彼之道還治彼身”的方式:對方在臺海做文章,這邊就把鏡頭對準了琉球,把歷史和法理擺出來,并不是嚇人,而是提醒大家規則不是由某一方來定的,也讓第三方不要只盯著一個地方。茂木表示“各國的理解非常的重要”,表面上是常見的表達方式,實際上卻流露出一種不安的情緒:如果認為自己的論據已經充分,就應該宣布出來,一旦提到“理解”,就說明自己不夠自信,甚至有可能被孤立。
這兩天的細節還有個反差:木原說不需要評論,高市說立場沒有改變,茂木說理解更重要。一個抓著現狀,一個抓著文件,一個抓著國際場,看起來很忙,但是效果不大。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語言,不能把同一個歷史問題分開來處理。
對于中國而言,提出琉球問題并不是開辟新的戰場,而是在提醒舊的問題:拉直歷史的這條線、理清主權的底色,同時留好對話的大門;也為國內提供更加立體的理解路徑——從1629年的敕諭到1972年的聯合聲明,三百多年過去了,很多東西已經改變,但是底線沒有變。
當對方試圖用“技術性措辭”把臺海說成“特殊地位”時,就要把鏡頭轉向更廣闊的空間,把琉球的歷史關系、戰后條款講清楚,讓觀眾看到完整的脈絡,一旦脈絡完整了,話術就失去了作用,敘事的主動權也就自然地回到了我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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