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欲后撤，麻生強硬放話：干涉臺海乃日本一貫政策

東京一天兩次“警報”，上午高市早苗收口，稱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屬于既定立場；下午麻生太郎加碼，評價高市之前對于“臺灣有事”的表述為“恰到好處、一如既往”，還說“沒有發展成什么大問題”。

從11月7日開始，在國會答辯中，高市把“臺灣有事”和“存亡危機事態”聯系在一起，等于把集體自衛權的門檻又推開了一步。北京連夜強硬回應，密集發聲、約見；國內輿情沸騰，首相官邸外群情洶涌，石破茂潑冷水，維新會拍桌走人，自民黨出現縫隙，民調從七成多跌到五成左右。

在壓力之下，高市團隊尋找臺階：10日稱只是“假設性回答”，以后少說這種具體的話；木原稔補位強調立場沒有改變；16日黨內又放出風聲說首相在反省。正當風波將要平息的時候，12月3-4日麻生先后兩次站臺，明確表示高市的表述“只是具體的說明一貫的立場”，還說“恰到好處”。

2015年的新安保法是以“存亡危機事態”為突破口打開集體自衛權的縫隙；2021年安倍晉三提出“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亦即日美同盟有事”，繼續延續岸信介系統的安保和修憲執念；之后由麻生接替，2023年以自民黨副總裁的身份去臺灣強調“戰斗覺悟、聯合抑止”，2024年在華盛頓用英語談論“存亡危機事態”，到了10月直接把臺灣稱為“中華民國”，把臺海和集體自衛權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發言也越來越露骨。

2025年10月，在麻生的支持下，高市成為自民黨總裁，并擔任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隨即與麻生形成了權力聯盟：參拜靖國神社、推動修憲、提出“國防軍”、大幅增加防衛開支，4月以議員身份去臺灣商討“安全合作/準同盟”，11月7日又以在任首相的身份把“臺灣有事”推向了“存亡危機”的邊緣。從安倍的“臺灣有事”，麻生的“戰斗覺悟”，到高市的“存亡危機”，身份層次和措辭強度逐級升高，指向也一致。

為什么盯上臺灣？一是地緣算計：臺灣位于第一島鏈要道，日本的能源和原料海運線都經過這里，擔心統一之后會打破島鏈，使日本的戰略處境更加不利；二是歷史情感：臺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右翼沉迷于“榮光”，把臺灣想象成自己的“后院”。兩種力量相互影響，政策傾向就會走向極端。

新安保法中規定了“存亡危機事態”，只要判斷出“與日本關系密切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威脅日本生存”，就可以使用集體自衛權；自民黨和防衛省多次就“臺灣有事”進行推演，麻生系統推進的黨際“2+2安全磋商”把溝通機制化了，這不是嘴上說說而已。

中方的態度非常直接且嚴厲，在孫衛東召見日本大使的時候就指責其為“極其錯誤、極為危險、粗暴干涉、嚴重破壞”，外交部“三問”也問到了是否要重蹈軍國主義覆轍的問題上，并且重申了1972年聯合聲明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理解并尊重中國臺灣屬于中國”的內容，還用一張海報來強調“無論誰上臺執政，日本都必須遵守承諾”。

11月底，中國駐日本使館還用“敵國條款”來提醒歷史之賬還沒有翻篇，刺眼又有效。多個國家重申一個中國的原則，周邊國家對于日本的不滿情緒也在增大；韓國因為對獨島的表述而正式抗議，并且取消了相關的演習；俄羅斯也對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行為進行了譴責。日本用強硬的外交手段來突圍，結果卻使自己在輿論場中陷入了孤立。

國內的情況并不是單方面的，鳩山由紀夫明確表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日本不應該干涉；學界和媒體接連發出警告，《東京新聞》用“魯莽、輕率”來評價；網上熱帖整理了歷屆政府都沒有把“臺灣有事”當作“存亡危機”，瀏覽量很大；街頭集會經常舉行，口號直接是“不要戰爭、打倒高市”，民意調查曲線明顯下降。

臺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和紅線，觸碰的代價并不是一句道歉就可以抹平的。高市口頭“不作具體表述”，麻生馬上“加大糾偏力度”，踩線的意愿反而得到了鼓勵。臺海不是下注的地方。把它當作籌碼，遲早要付出賭徒的代價。對于日本來說，應該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學會止損，而不是執念復刻某種“輝煌”。高市收口、麻生加碼，一前一后，表明這不是一時之語，而是長期路線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