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獨”急眼了？臺灣小學校歌中，出現了要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臺獨”急眼了？臺灣小學校歌歌詞中，竟然出現了“要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民進黨籍臺北市議員劉耀仁率先發難，質問市長蔣萬安：市長，你告訴本席！現階段臺北市各學校也好，歌詞出現了要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段歌詞適不適當？
劉耀仁在議會里直接拍桌，要求市政府必須給個說法，蔣萬安倒是沒躲，說得也很痛快，他認為校歌是學校自己的事，不該被政治操控，堅決反對對校歌歌詞搞政治審查，這番話說出口，現場氣氛頓時炸鍋。
其實蔣萬安和劉耀仁，這兩人在議會里本就水火不容，之前還因為大陸師生參訪臺北學校的事吵過一架，劉耀仁諷刺他靠“阿公”當選，蔣萬安反問民進黨是不是想重回戒嚴年代。
說到底，這次的校歌風波，不過是他們政治博弈的又一回合，可這一次，爭的不是政績，也不是錢，而是“誰才有資格決定孩子們的文化身份”。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幾個字，聽起來一點都不新鮮，要說在大陸，這種歌詞隨處可見，家長老師都覺得理所當然，可在臺灣，這五個字一下子成了燙手山芋。
民進黨這些年在教育上折騰得不輕，課本里文言文砍掉一大半，中國史也刪得七零八落，最近還硬塞進“識讀中國威脅”的新教材。
說白了，就是想在下一代心里，慢慢把“中國”這兩個字洗掉，可問題是，島內這么多年，文化根子還在，哪那么容易說斷就斷？
一句校歌歌詞，能讓議員抓著不放，背后其實是民進黨對“去中國化”教育的推動，他們不只是在課本里做手腳，還喜歡在各種細節上動刀。
老一輩還記得小時候唱的校歌、讀的詩詞，到了現在，年輕人卻越來越覺得“我是臺灣人”才是主流，可這股認同危機，其實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而是民進黨這幾年“一刀一刀割下去”的結果。
說起來，這場爭議并非偶然，臺灣社會圍繞“教育自主”和“政治干預”的拉鋸戰，已經打了不止一回合，蔣萬安這次站出來反對政治審查，其實是在捍衛校園的最后一點清凈地。
很多家長也覺得，孩子們唱什么校歌，本來就是學校自己說了算，政治人物沒必要插手，可民進黨偏偏不肯放手，哪怕是小學里的歌詞，也要一層層過篩子，生怕漏掉一絲“不夠本土”的味道。
再往深里看，這種焦慮其實是“臺獨”意識形態的最大軟肋，你說要建立臺灣自己的文化認同，可只要碰到“中華”二字，立刻就炸毛，動不動就上綱上線。
這種“玻璃心”，暴露的不是自信，而是極度的不安，島內有人說，民進黨搞的不是“自信教育”，而是“自閉教育”，怕孩子們知道自己來自哪里，怕他們長大后不認同這套新說辭。
校歌事件之所以鬧大，正因為它像一面鏡子，把臺灣社會的分歧照得明明白白，有人覺得，“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過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自豪感，有什么好怕的？
也有人堅持，臺灣的孩子應該有自己的認同，不必被歷史綁架，可仔細想想，這兩種聲音，其實都不是極端對立。
問題在于，政治人物非要把一切都二元對立，把文化歸屬變成政治斗爭的籌碼，才讓一首校歌變得如此敏感。
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去中國化”教育帶來的，不只是課堂上的變化，更是島內年輕一代認同結構的重塑，課本上看不到中國歷史，電視劇里不再有大陸背景，久而久之，臺灣青年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只會越來越淡。
這種斷裂一旦形成，兩岸之間的紐帶也就越來越脆弱，民進黨以為這樣能培養“新臺灣人”，其實不過是在制造更多迷茫的年輕人。
說白了，臺灣社會現在的問題，不是“誰更愛臺灣”，而是“誰更怕歷史”，一首老校歌，能否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其實不是歌詞說了算，也不是政治人物拍板決定，而是整個社會如何面對自己的來路和歸屬。
這場爭議背后，反映的正是臺灣社會在身份認同上的巨大拉扯，蔣萬安的表態，表面上看是避免政治介入校園，實際上等于給了大家一個思考的空間。
畢竟，孩子們唱什么歌，怎么認同自己，終歸要靠文化和教育來慢慢熏陶，靠刪歌詞、改課本、推新教材，最多只是治標不治本，只要島內社會還有人記得“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條文化脈絡就不會斷。
現在再看那句校歌歌詞，倒像是一道“文化試金石”，誰能坦然面對自己的歷史，誰就能真正自信地走下去，臺灣社會不必因為一句老歌詞就驚慌失措，更不該把孩子們的文化認同當作政治斗爭的戰場。
教育應該是讓人明白自己從哪里來，未來要走向哪里，而不是被政客拿來當作“割斷歷史”的工具。
總結來看，這場校歌風波其實就是一場關于身份、文化和自信的較量，民進黨試圖用行政手段重塑認同，但歷史和文化根基不是說斷就斷。
蔣萬安選擇尊重學校自主，等于把決定權還給了社會家庭，這場爭議還會繼續，但誰能在喧囂中保持一份沉靜，誰就能守住那份“堂堂正正”的底氣，歷史的路，只有走得穩，才能走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