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通過涉臺法案后，黃仁勛發聲：不知道中國還要不要芯片

前言

美國國會再度將矛頭指向中國。

參眾兩院以全票通過《臺灣保證實施法案》，創下“零反對”的罕見記錄，隨后特朗普于12月2日正式簽署該法案，使其具備法律效力。

就在此時，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現身華盛頓特區，公開表達對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憂慮。他的言論不僅震動政界，更被外界視為向全球發出的一次警示。

那么，特朗普此舉背后有何戰略考量？而黃仁勛又在擔憂怎樣的未來？

簽署涉臺法案

華盛頓的政治舞臺最近上演了一場極具象征意義的戲劇：

當國會山為一項毫無爭議的立法歡呼雀躍之際，數英里之外，一位掌舵萬億市值科技帝國的企業領袖正匆忙叩響白宮與參議院的大門，試圖在一輛高速前行的列車上扳動哪怕一絲減速的閘柄。

事件的起點可追溯至11月中旬——美國參眾兩院出人意料地達成高度一致，全票通過《臺灣保證實施法案》，并于12月2日由特朗普完成簽署程序。

這一次，華盛頓的立法者們所針對的不僅是北京，某種程度上，他們也將本國總統和本土商業巨頭一同卷入了這場政治博弈之中。

這是一場精密策劃的立法圍堵。早在法案遞交階段，國會資深議員便巧妙運用“時間差”策略：根據美國憲法規定，若總統在十日內未簽署或否決法案，且國會正處于休會狀態，則法案自動失效，即所謂“口袋否決”。

為徹底封死這一退路，國會特意延遲三天提交文件，硬是將截止日期鎖定在國會仍在運作的時間窗口內。

擺在特朗普面前的選擇極為有限：要么簽字放行，順勢而為；要么行使否決權，繼而直面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強行推翻否決所帶來的政治羞辱。

最終，他選擇了前者——將原本僅具指導性質的2020年《臺灣保證法》，升級為具有強制執行力的法定義務。

這項新法解除了美臺之間官方互動的諸多限制，并要求國務卿每五年必須向國會提交一次政策檢討報告，實質上將部分對臺事務的決策主導權從行政系統轉移至立法機構。

就在特朗普落筆簽署法案的次日，即12月3日，一個略顯孤寂的身影悄然抵達首都——正是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勛。

黃仁勛奔走相告

與國會山那場整齊劃一的政治表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黃仁勛此行可謂背水一戰。

他的日程安排緊湊到極致：先與剛簽完字的總統會面，隨即進入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閉門陳述立場，最后趕赴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主題演講。

如此急迫的行程源于他對“代價”的深刻認知——遠比那些只需舉手投票的議員更為清晰。在這緊張的一天中，他勉強取得一場戰術層面的小勝：原計劃嵌入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的“GAINAI法案”條款，在其強力游說下暫被擱置。

一旦該條款落地，英偉達將被迫優先供應高性能芯片給美國市場，海外客戶只能等待殘羹冷炙。這對一家深度依賴全球布局的企業而言，無異于致命一擊。當得知條款未獲通過時，黃仁勛在公開場合坦言這是“理性決策的結果”。

但這句輕描淡寫的評價之下，掩藏著難以言說的無力感。在CSIS聚光燈下的講話中，他拋開慣常的外交辭令，直指核心問題：真正的癥結不在于H200等尖端芯片能否出口，而在于那個關鍵市場的信心已然崩塌。

信任，作為商業世界最稀缺的資產，一旦破裂便極難修復。數據不會說謊：曾幾何時，英偉達在中國AI加速芯片市場占據95%份額，近乎壟斷地位。

如今，這一數字正急速滑向歸零邊緣。專為中國合規需求定制的H20芯片，第三季度銷售額僅為5000萬美元。

對于年營收超百億美元的英偉達來說，這筆收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與其說是商業回報，不如說是尊嚴上的挫敗。

為何中國企業不再買單？黃仁勛在閉門會議與公開演說中反復闡明一個觀點：并非產品性能不足，而是供應鏈安全無法保障。

沒有哪家理性的科技企業愿意將自身算力根基，寄托在一個可能因華盛頓一道行政命令就中斷供貨、甚至遠程禁用的供應商身上。這種“政治不確定性”已使英偉達的產品標簽從“技術巔峰”轉變為“潛在風險源”。

預計未來五年，中國AI市場規模將達到2000億美元。而此刻，美國企業只能旁觀這塊龐大市場被寒武紀、壁仞科技以及華為等本土力量逐步瓜分。

北京的定力

在美國政商界日益撕裂的同時，北京展現出沉穩而多層次的戰略應對能力。面對美方簽署法案的行為，中方并未止步于外交抗議。

12月3日當天，外交部與國臺辦發布聲明僅是開端，真正引發關注的是解放軍在渤海海域連續發布五次軍事警告，并展開實彈演習。炮火轟鳴明確傳遞出一條信息：臺灣問題觸及底線，不容談判。

但正是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氛圍中，一筆引人深思的貿易動向浮出水面——在法案簽署前后，中國低調重啟對美大豆采購，總量高達1200萬噸，且成交價高于同期巴西貨源。

這一“大棒加胡蘿卜”的組合拳意味深遠：一方面以軍演彰顯捍衛主權的決心，另一方面通過實際訂單向美國商界釋放信號——只要不觸碰政治紅線，經貿合作仍可持續。

這種復雜姿態令美國決策層陷入前所未有的認知混亂。

特朗普本人在簽署法案前一周的11月24日，還曾與中方領導人通話近一小時，期間高度評價中國在二戰中的歷史貢獻，并表示尊重中方關切。然而轉頭便迫于國內壓力簽署了極具挑釁性的法案。

更令人錯愕的是，他曾親自致電日本鷹派代表高市早苗，勸其在臺灣議題上謹言慎行。結果對方非但未收斂，反而變本加厲，甚至試圖引入以色列無人機技術，鼓吹“臺灣地位未定論”，全然不顧此舉可能使日本陷入外交孤立。

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官員貝森特不得不站出來扮演“危機調解人”角色。

為緩解金融市場不安情緒，他公開嘗試軟化緊張局勢，甚至使用“盟友”一詞形容中美關系，試圖以模糊表述回避美軍是否介入臺海沖突的核心疑問。

貝森特與黃仁勛一樣，代表著華爾街與硅谷的真實訴求：他們渴望享受地緣政治強硬帶來的短期紅利，卻無力承受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面脫鉤所引發的經濟海嘯。

這一系列眼花繚亂的動作表明，中美關系已步入前所未有的深水博弈階段，“斗而不破”的舊模式正在讓位于一場更為激烈的“規則重塑”進程。

全球供應鏈的基本邏輯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過去奉行“效率優先”原則——誰的產品優質且便宜就采購誰的；如今則轉向“安全優先”——即便自主研發或尋找替代方案效率較低，也必須確保關鍵技術不受制于人。

歐盟正加緊建立關鍵原材料儲備體系，美國推動排他性聯盟，而中國則加速推進內循環與核心技術自主化進程。

結語

黃仁勛在華盛頓的四處奔走，實則是為一個時代的終結奏響挽歌。那個“技術無邊界、優品通天下”的全球化黃金年代，已然落幕。

如今，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將其頂尖企業困于政治牢籠之中。他們誤以為憑借立法手段、出口禁令與軍事威懾便可遏制對手發展，現實卻是迫使對方在絕境中鍛造出自立自強的能力。

這不只是某項法案的生效或一次芯片禁售事件，而是一場關于未來發展主導權的深層較量。

當信任徹底瓦解，所有商業邏輯都需為政治安全讓位。對于英偉達這類跨國企業而言，最嚴酷的寒冬或許才剛剛拉開序幕；而對于走上自主創新之路的中國科技產業來說，這既是至暗時刻，也是黎明前最后一道關卡。

信息來源：

《黃仁勛：不知道中國還要不要，反正不要“閹割版”》觀察者網2025-12-04 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