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16次不是為了旅游：兩名中國男子剛入境日本就被捕……

12月3日，東京成田機場。

兩名中國籍男子以赴日旅游的名義入境，卻在機場入境口被守株待兔的警視廳搜查3課逮個正著，兩人分別為楊曉坤，39歲，劉德重，40歲。

據日媒報道，今年6月20日上午10點35分左右，他們在東京地鐵千代田線湯島站至新御茶水站之間行駛的車廂內，從一名40多歲女性的手提包里偷走了裝有約16000（約750人民幣）日元現金的錢包（含錢包本身，總價值約23000日元）。

這并非他們的首次入境。警方記錄顯示，從2023年到此次逮捕為止，兩人共入境日本16次。而更驚人的數字在后面：2023年以來的三年間，東京都內地鐵發生了近兩百起扒竊案。其中91起——占總數的約48%——都發生在這兩人來日的時期。

這次案件發生在上午10點35分左右——早高峰剛過，人們正在放松警惕。防犯攝像頭記錄下了他們的作案過程。在行駛中的地鐵車廂里，楊曉坤用自己的包遮擋住手部動作，快速從女性乘客的包里抽出錢包。劉德重則站在旁邊，掃視周圍。一人下手，一人放風。

面對警方訊問，兩名嫌疑人均以"沒有做過"等說辭否認指控。但防犯攝像頭清晰記錄了他們地鐵內扒竊的全過程。正是因為有這些影像證據，警視廳搜查3課在兩人再次來日時，在成田機場將其逮捕。警方正在進一步調查過去三年間的其他案件，是否也與這兩人有關。

2023年至2025年的三年間，東京都內地鐵系統總共發生189起扒竊案件。但在楊曉坤和劉德重來日的時間段內，發生了91起——占總數的約48%，重疊率很高。

為什么選擇日本？2025年9月，另一起案件給出了答案。在大阪萬博會場，一名41歲的中國籍男子田紅波因扒竊被捕。在警方訊問中，他的回答直白而刺眼："日本人防范意識低，扒竊很容易，所以多次來日本賺生活費。"

這不是狡辯，而是國際犯罪團體的普遍認知。日本的治安聲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個悖論。長期的低犯罪率讓大多數人放松了警惕。包隨意放在桌上、錢包裝在后口袋——這些在其他國家被視為"危險行為"的習慣，在日本卻是日常。

現金社會的特征，更是讓日本成為扒竊者的目標國。盡管日本近年來推廣電子支付，但現金交易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根據日本銀行的數據，日本消費支付中現金占比仍超過60%，遠高于中國的10%左右。許多日本人錢包里會放著數萬日元現金，用于日常消費。盜取現金，較難追蹤，也無需復雜銷贓流程，直接就能使用。

交通成本的降低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近年來，中日之間的廉價航空大量增加。從上海、北京等主要城市飛往東京、大阪，往返機票最低可以在1000-2000元人民幣以內找到。如果一次"作業"能偷到幾個裝有數萬日元的錢包，扣除機票和住宿成本，依然有可觀的"利潤空間"。

更關鍵的是，簽證獲取相對容易。在疫情前中國公民赴日旅游簽證的發放數量持續增長。雖然需要通過旅行社代辦，提供收入證明、行程安排等材料，但對于"職業扒竊者"來說，這些材料并不難準備。如果每次來日都能"賺到"足夠的錢，偽造或美化申請材料的成本就變得微不足道。

這類案件的影響，遠遠超出兩個犯罪嫌疑人的范圍。

首先付出代價的，是那些被盜竊的普通人。一個裝有16000日元的錢包，對一個普通上班族來說可能是幾天的工資。被盜的不僅是金錢，還有對公共空間的信任感。

其次受影響的，是在日中國人群體的整體形象。大多數赴日的中國人是正常的游客、留學生、商務人士。但當這類案件被媒體大量報道時，"中國籍"三個字就成了最顯眼的標簽。這會強化部分日本人的偏見，也會讓在日生活的中國人感到更多壓力。

而日本社會也在付出代價。長久以來形成的"低防范、高信任"的社會氛圍，正在遭受沖擊。

日本作為旅游國家，需要保持對外國游客的開放態度。但在開放的同時，如何防止被有組織的犯罪團伙利用？

日本網友紛紛評論：

“「因為日本人防范意識薄弱，容易行竊，所以我為了賺生活費，多次到日本反復進行扒竊。」開什么玩笑！既然有錢買機票，不如在自己國家花掉！「在日本容易行竊」這一點確實已經成了外界的評價。其他鄰國的竊賊也說過同樣的話。至于這個犯人，應該永久禁止入境，但考慮到今后類似的人還可能來日本，我認為日本現在必須在這方面對他們采取數倍的特別強化措施。”

“像 YouTube 之類的視頻中，經常傳播日本治安良好，例如在餐館等地方，即使把包放在座位上去廁所也不會被偷，這樣的內容被傳到全世界，所以全世界的小偷們大概都會蜂擁而至來到日本吧。”

當犯罪被當作一門"跨境生意"來運作時，它就不再只是個體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需要系統性應對的社會問題。

警視廳搜查3課提醒，扒竊案件在年末往往會增多，提醒乘客在電車內務必不要讓視線離開自己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