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專業調整如何實現人才培養“加速跑”

“學科專業目錄已經從10年前每10年修訂一次，到現在每年更新發布急需學科專業清單，并適時發布微專業、微學分，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在近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呈現的這一數據，揭示了我國高等教育領域正在進行的深刻而迅捷的變革。數據顯示，過去兩年多，全國高校學科專業點調整比例已超過20%，遠超“十四五”規劃設定的同期目標。這場規模空前的“學科專業調整優化”浪潮因何而起？其深層邏輯何在？

學科專業調整的必然性

2025年8月，《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行動方案（2025—2027年）》的印發，為這場優化行動繪制了清晰的“路線圖”。而早在2023年提出的“到2025年，優化調整高校20%左右學科專業布點”的目標已實現。數字背后是行動的力度——全國高校增設博士點1064個、碩士點2258個，同時撤銷部分博士、碩士點；本科專業點新增3715個，撤銷和停招6638個；高職院校專業點變動更為劇烈。

“學科專業調整的加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疊加的必然結果。”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徐飛提出，國家競爭范式的轉變是首要驅動力。科技自立自強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核心，推動教育鏈、人才鏈與創新鏈深度融合刻不容緩。他類比了美國推出“芯片法案”后高校密集布局半導體專業的做法，強調我國同樣需要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進行超常規的人才培養布局。

與此同時，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加速度”正倒逼高等教育體系改革。此外，高校辦學自主權的穩步擴大與動態調整機制的不斷完善，也為專業設置響應“市場脈搏”提供了制度保障。

上海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宋佳曾依據相關數據對42所一流大學學科調整規律與變化進行統計分析，并發現了人才培養固有周期與市場需求快速變化之間的矛盾。“高校不能完全被動地‘跟著市場走’，但必須高度重視市場信號，避免‘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困境。”宋佳提醒，高等教育學科發展有其內在規律，不能完全被市場牽著鼻子走，陷入過度市場化的陷阱。

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王建華則從國際比較視角觀察到，盡管中西方驅動機制不同——我國更多由政策驅動，西方高校自主權較大，但文科一定程度的壓縮和學科的交叉融合已成為共同趨勢。這是高等教育應對知識生產模式變革和社會需求多元化的必然選擇。

徐飛將這場調整的底層邏輯歸結為“供需再平衡”，即通過高等教育人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與經濟社會需求之間存在的“系統性錯配”，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正從以規模擴張為主的發展階段，轉向追求“質量—結構—效益”協同并重的新范式。

警惕調整的誤區與風險

在國家戰略與市場需求的強勁驅動下，合理的加速調整是必要的。然而，多位學者在采訪中表達了對可能出現偏差的擔憂：必須警惕“重調整速度、輕建設質量”“盲目追逐熱點、忽視特色培育”等問題，亟須從國家規劃、學校定位、評價體系等多維度進行系統性改革，真正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王建華直言，當前的調整中，“調整”的操作色彩較濃，而“優化”的戰略意識有待加強。“有時操作標準過于簡單化。”他舉例道，比如，僅僅依據高考錄取分數高低、初次就業率排名或學科評估等級來決定專業的“生死”或規模。這種“撤弱扶強”“擴優縮劣”“增新去舊”的做法，短期內或許能提升某些辦學指標，但從長遠看，可能破壞高校內部良性的學科生態，最終不利于形成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沃土。

宋佳特別強調了基礎學科與人文社科的重要性。“沒有扎實的理科基礎和人才的理科素養，工科發展將缺乏根基，技術創新難以持續。而沒有人文社科的滋養，大學將失去靈魂與精神高度。”她提出，那些看似“無用”的知識，往往承載著培養批判性思維、價值判斷能力和文化素養的重任，其價值是長遠而深厚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則提出，如果僅改變專業名稱，而師資隊伍、課程體系、培養模式等核心要素并未隨之革新，那么這種“優化”無異于“換湯不換藥”。他擔心，這種應付式的調整不僅無法培養出市場真正需要的高質量人才，還會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

回歸立德樹人強化分類施策

面對復雜多元的影響因素，學者們普遍認為，學科專業調整優化必須進行系統考量，綜合平衡國家戰略、科技前沿、產業規劃、就業市場、學科邏輯、高校基礎、國際經驗與區域需求等多重維度。

王建華強調，最根本的原則是必須有利于立德樹人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不能違背高等教育的“教育性原則”。

“就國家層面而言，關鍵在于做好前瞻性規劃、實施分類管理和推動信息公開。”熊丙奇認為，應制定5—10年的中長期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加快建立和完善分類管理、分類評價體系，進一步落實和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同時提升專業開設、招生規模、就業狀況、緊缺專業清單等信息的公開透明度，倒逼高校基于自身條件、定位和社會需求，科學論證專業設置與優化路徑。

學科專業調整絕非簡單的“加減法”，而是一場關乎教育理念更新和制度體系重構的深刻變革。熊丙奇強調，高校自身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厘清自身的辦學定位與發展戰略。全面梳理現有師資隊伍結構，找準自身的學科特色和核心競爭力所在，避免“千校一面”。“只有真正回歸育人本質，堅持質量優先、特色發展，才能避免今天的‘熱門’淪為明天的‘冷門’，才能為國家長遠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優化調整的主體責任在高校，必須激發高校的內生動力，形成上下聯動、權責清晰的良性格局。“各地及各校在生存與發展的壓力下，自然會主動開展學科專業與區域發展的匹配度分析，找到對自身長遠發展最有利的建設方向，并調配資源堅守特色。”他對此抱有信心。

構建動態調整體系

《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行動方案（2025—2027年）》明確提出實施“急需學科專業超常布局行動”。

“某種意義上，急需學科的超常布局反映了我國現行‘目錄式’學科專業管理制度的某種困境。”王建華認為，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應是一種“動態適配”的關系，而非刻板的、靜態的一一對應關系。

王建華提醒，高等教育必須保持“常為新”的活力，但不能陷入“一味追新”的浮躁。學科專業調整需要戰略“定力”，不要盲目“跟風”。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識積累和課程體系支撐，僅靠更改專業名稱無法解決深層次問題。

為確保“即時響應”機制下的專業建設質量，徐飛提出要構建“四道防線”。一是強化“需求論證前置”，設立跨學科、跨領域的專家委員會進行科學性評估，杜絕“條件不足硬上馬”的情況。二是嚴格“資源配套審核”，教育主管部門在批準超常布局專業時，需確保高校具備相應的師資力量、實驗設施、經費投入等硬性條件。三是深化“產教融合課程開發”，邀請行業企業專家深度參與培養方案制定和能力標準構建，將產業真實項目、案例融入教學過程。四是建立“專業預警與退出機制”，對連續就業質量不高、培養條件不達標、社會評價差的新設專業，及時亮“黃牌”甚至“紅牌”，堅決撤銷。

在徐飛看來，要從根本上保障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質量，核心在于構建一個覆蓋全鏈條的治理體系。依靠“標準與認證”守住質量底線，持續完善各類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健全專業認證體系；依靠“產教融合”貫通培養環節，推廣共建現代產業學院、實行校企雙導師制等模式；借助“大數據”精準預測需求，依托國家人才供需數據平臺，發布預警報告，形成需求牽引的閉環反饋；最終要“激發院系內生動力”，改革教師評價機制，加大教學成果和育人實效的權重，鼓勵跨學科團隊合作解決真問題、開發新課程，切實避免“重申報、輕建設”的現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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