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報告：體育活動對兒童發展非常重要

2025年11月26日，OECD發布《OECD國家如何賦能兒童更積極地參與體育活動？》（How can OECD countries empower children to be more physically active?）工作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1.OECD國家兒童運動不足仍沒改善

報告指出，過去半個世紀以來，OECD成員國的兒童健康狀況平均而言有了多項改善。水果和蔬菜的消費量有所增加，意外死亡和傷害率有所下降，飲酒、吸煙和青少年懷孕率也有所下降。在許多OECD國家，兒童的聲音越來越受到重視和傾聽，一系列舉措為他們提供了參與決策、行使自主權以及就與其健康和福祉息息相關的重要問題采取行動的機會。

盡管兒童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有顯著改善，但兒童體育活動水平低下仍然是政策制定者、家庭和教育工作者極為關注的問題。

2022年一項針對OECD國家政策制定者的調查顯示，體育活動不足和肥胖是受訪國家面臨的兩大最緊迫的身體健康挑戰。這些擔憂得到了確鑿證據的支持。如今的兒童平均而言比前幾代人活動更少、體重更重。

盡管學生可以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進行體育活動，但體育課是學生為數不多的在合格指導下進行適度至劇烈體育活動的常規機會之一。在2015年的PISA評估周期中，略超過一半的學生報告每周至少參加兩節體育課。隨著年齡增長，學生參與體育鍛煉的比例逐漸下降。OECD國家，小學階段10%用于體育和健康教育，初中下降到8%。

2.體育活動對兒童各方面發展都有好處

報告指出，在兒童時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能夠提高其在當下和成年后獲得良好幸福感、教育和健康結果的可能性。例如，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保持活躍的生活方式可以顯著降低成年后肥胖的風險。一項針對歐盟成年人口的研究發現，如果27個歐盟成員國的每個人都達到成人推薦的身體活動量（每人每周150分鐘中等強度身體活動），未來三十年可預防1150萬例新增非傳染性疾病，每年可避免1萬多例過早死亡，從而降低公共衛生支出。

另外，體育活動增加與輕度至中度抑郁癥的減輕、自尊心的提升、自我效能感和韌性的增強、弱勢學生和女孩的教育公平性的提高以及睡眠質量的改善相關。研究表明，與對照組相比，體育活動干預措施顯著降低了兒童和青少年的抑郁癥狀。此外，研究表明，在校體育活動時間的增加不僅不會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產生負面影響，反而會對學業成績產生積極影響。除了個人益處之外，旨在增加體育活動的政策行動還會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協同效益，這有助于各國在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方面取得進展。

3.全球兒童體育活動普遍不足

從全球來看，如今大多數兒童的身體活動量不足。“全球矩陣4.0”（The Global Matrix 4.0）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學齡兒童和青少年（5-17歲）體育活動數據匯編，由來自57個國家的專家團隊分析了涵蓋10項身體活動指標的各種數據集和定性證據。該研究結果表明，僅有27%-33%的兒童和青少年達到了每日推薦的中高強度身體活動量。

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活動量往往會下降，幼兒的活動量通常高于青少年。一項匯總分析了來自33個國家5歲以下兒童數據的研究表明，在幼兒時期，約有一半的兒童達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建議標準。另一項使用青少年數據進行的類似分析估計，這一比例不足20%。

此外，大多數兒童的身體活動來源于游戲而非正式的鍛煉。全球估計數據顯示，每天參與非結構化活躍游戲時間超過兩小時的兒童和青少年不足一半，每天戶外活動時間超過兩小時的兒童和青少年也不足一半。相比之下，一項包含兒童和青少年的研究薈萃分析顯示，疫情前兒童和青少年使用電子設備的基線值為每天2.7小時，疫情期間上升至每天4.1小時。在大多數OECD國家，課外休閑時間過度使用電子設備（定義為每天超過4小時）與較低的學校學習參與度和學習活動參與度相關，而適度使用則與更高的數學成績、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和更強的學校歸屬感相關。也就是說，過度使用數字技術可能會取代其他有益健康的行為。

4.社會生態模型是促進體育活動的普遍選擇

報告指出，促進兒童身體活動的方法有很多，但社會生態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SEM）因其全面性而被廣泛應用。該模型最初由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brenner）提出，后被正式確立為應用于健康促進的理論，之后又被專門應用于體育活動領域。這一模型包括內在層面、人際層、組織層、社區層、公共政策層。

內在層——這一層面考察個體特征，例如知識、態度、行為、自我概念和技能。針對這一層面的干預措施可以包括一些旨在改變社會影響的技巧，以期獲得即時效果，其最終目標是長期改變個體的體育活動行為。

人際層——來自朋友、父母和老師的支持是兒童體育活動水平的重要正向預測因素，也是有前景的干預目標。一項針對影響學齡兒童參與身體活動的因素的系統性綜述指出，人際層提及最多的因素是朋友的影響。干預研究發現，同伴的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時期的體育活動呈正相關，但僅憑這一因素的影響程度仍然較小。此外，父母對兒童體育活動的積極影響已在多項研究中反復得到證實。研究表明，支持父母與孩子共同進行體育鍛煉、體育鍛煉示范和育兒方法的干預措施，對5歲及以上兒童最有前景。然而，全球成年人運動不足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從2000年的約四分之一上升到2022年的約三分之一。但高收入西方國家已接近實現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到2030年將體育活動不足率降低15%的目標。

組織層面——這一層面對應于具有組織特征的社會機構，這些特征決定了它們的運作方式，例如正式和非正式的規章制度。在這一層面上的干預將改變包括機構承諾/目標、行為激勵、管理結構、角色和職責、學習機會和設施在內的因素。該層面的干預措施旨在促使組織文化發生轉變，并促進有效方案的采納、實施以及制度化。

其中學校可以通過賦能學生、支持教師和改善學校環境來鼓勵學生在整個上學日進行運動，從而在促進體育鍛煉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但其他組織在塑造兒童的體育活動行為方面也至關重要，如體育俱樂部等。

社區層面——在社區層面，干預措施往往側重于政治、地理或社會網絡邊界內的變革。這可能包括發展社交網絡、志愿協會和鄰里便利設施，加強組織之間的協調和關系，以及促進政治和經濟權力結構的轉變。促進兒童體育活動需要建設更安全的社區，并在社區內配備高質量且易于使用的設施。

公共政策層面——該層面包括旨在促進兒童體育活動的本地、區域和國家法律和政策。政策層面的變革在向學校、組織和社區傳遞“促進體育活動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一信息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此類變革可能包括修改法規、激勵措施、服務/設施的可及性、資源分配以及開展公眾宣傳活動。

報告指出，兒童體育活動不足是一個復雜的公共衛生問題，需要全面的政策設計。這需要在所有較低層級的社會經濟管理和部門（例如衛生、體育、交通和城市規劃）采用多種策略，同時確定可衡量的監測指標，分配實施和評估預算，包括為特定群體（例如兒童、殘疾人）提供資金，并部署大眾媒體宣傳（例如營銷活動）。但政策設計精良，如果執行不力，也無法提高兒童的體育活動水平，有效的干預措施包括社區參與（例如共同設計）、針對多種行為（例如身體活動、久坐行為和睡眠）、采用綜合多組分方法（例如針對家庭、學校和社區環境）、在適當情況下使用技術（例如使用應用程序記錄活動）以及選擇合適的干預持續時間。另外，使用實用指南（如實施和擴大規模的實用規劃框架）可能會增加成功實施和擴大體育活動干預措施的可能性。

報告還指出，制定國家體育活動指南是支持實施相關政策、監測和實踐的關鍵工具，這些政策、監測和實踐旨在促進體育活動。指南為向不同受眾群體改進體育活動宣傳提供了契機，旨在提高兒童的活動水平。體育活動指南還可以通過引導投資等方式，幫助改善體育活動機會的提供和可及性，而不是直接影響達到推薦體育活動水平的人口比例。近年來，鑒于全天健康機會的潛在重要性，一些OECD國家已實施了24小時運動指南。

教育機構中干預措施的實施效果不佳往往發生在干預措施擴大規模和推廣的過程中，這也是這些措施在改變體育活動行為方面大多不成功的原因。政策制定者需要改進對項目支持的評估，并確保在不同背景下產生更多更好的有效實施證據。

資料來源：

Hill, J. and C. Shewbridge (2025), “How can OECD countries empower children to be more physically active?”, OEC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No. 339,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f534b2d0-en.

[本文為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本文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國際前沿”課題組成員整理，課題組負責人張永軍，編輯劉強，內容僅供參考。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可下載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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