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藝評｜王汝剛答讀者問：滑稽藝術為何需要“新四功”

滑稽名家王汝剛在梁定東從藝六十周年研討會上提出，滑稽藝術在新時代的傳承發展，亟須建立“新四功”。新民晚報忠實讀者劉德亮是一位愛好文藝的80后，尤其對海派藝術情有獨鐘，他看到后，給新民藝評編輯組發來了自己不同的聲音。他寫道：

看了王汝剛先生最近提出的這新“四功”，有不同看法，直抒胸臆：

首先，其他三功皆認可，前二功是百年來最基本的，談不上“新”。最后的“可寫”倒是需要強調和引領，當年姚周、楊華生、龔一飛、筱聲咪、王輝荃等多少都是可寫的，只是方式、程度不同而已。“寫”不一定就是要會創作劇本，也包括善于二度創作，善于出好的“噱頭”，因為滑稽的根本就是“噱頭”，就是讓人笑，否則劇本寫得再文字優美、文章漂亮，也是空談，并不是作文競賽。

至于“善辯”，個人并不認同。

首先，滑稽戲、獨腳戲不是辯論賽，為什么要善辯？這與這門傳統藝術毫無關聯。其次，因為當今滑稽低迷、遭人詬病，而要“善辯”，掌握話語權，心里可以這么想，但當眾這么說，而且要作為基本的“四功”，就不太合適了。滑稽的低迷，縱然有客觀的原因，但更應從自身找原因、尋方法，比如其提出“可寫”就是對的，實實在在，打鐵還需自身硬。如果要站在受眾對立面，靠“善辯”來立身，而不是真本事立身，那就本末倒置了。而且這一說法，傳導給一些本就不上進的青年滑稽演員，更是會從“善辯”到“詭辯”，好像問題都在外頭。

所以，對王汝剛先生提出的“善辯”并不理解，更不認同。與其“善辯”，不如“善變”（在傳承基礎上的創新變化，或者勇于打破自己的老路，多在專業上下功夫）。

“善辯”就是給退步找理由、給懈怠找借口、給無能找“本事”，實在不敢恭維。

一家之言，卻出于肺腑。

藝術的生命力，既在于創作者的自覺革新，也離不開觀眾的真誠反饋。這封來信，正是一位普通觀眾對本土藝術如何“常演常新”的關切。而當我們把信息反饋給王汝剛后，他很快撰文回答并闡釋了“新四功”的內涵，這也讓我們感受到，真正有生命力的藝術，永遠需要在與時代的對話、與觀眾的互動中汲取養分。

現將王汝剛先生的全文刊發，也歡迎更多讀者朋友加入這場關于滑稽藝術、關于海派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討論。——編者

近期，年屆八十歲的資深編劇梁定東先生從藝六十年，上海市曲藝家協會、上海人民滑稽劇團等單位舉辦《又見紅茶坊》《一見你就笑》曲藝專場，集中展示梁定東部分獲獎作品，五場演出戲票全部售罄，新老觀眾濟濟一堂，歡聲笑語，煞是熱鬧。全國廣播首屆“金話筒”獎得主葉惠賢評價梁定東“個子不高智商高，言語不多作品多，自己不笑觀眾笑”，言簡意賅，恰如其分。

在“梁定東作品研討會”上，市文聯領導為他頒發紀念獎牌，專家祝賀令人捧腹：“希望梁定東成為中國的‘梁氏（莎士）比亞’，不僅有一世，還有二世，三世……”這一切深深感染了我們這些從藝多年的老演員，大家心懷溫暖，感恩時代，感恩觀眾，更加感恩黨和政府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和關愛。

好幾位老中青藝術家相繼發言，我受到啟發，也即席發言，感謝梁定東堅持六十年默默無聞，不計報酬，為造就幾代名家笑星甘作幕后英雄的行為表示崇高敬意，還特地送來一箱新鮮蘋果，請大家分享，寓意梁定東先生“笑果累累”，佳作迭出。同時，我提出一些想法，雖說是即席發言，卻是我從藝多年的一點心得，有待批評，歡迎指正，期待完善。

眾所周知，滑稽表演注重傳統技藝，講究“說學做唱”，這與相聲藝術“說學逗唱”如出一轍，有異曲同工之妙。無論是滑稽還是相聲，演員通過舞臺表演展示扎實的技藝，永遠是個人藝術取得成績，獲得觀眾喜愛與肯定的基礎。

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今天，傳統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人民呼喚舞臺出現新一代名家大師，從高原走向高峰，實現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賡續傳統文脈。對此，我認為，新時代的滑稽演員，若僅學習“說學做唱”四門功課，似乎還不足以把握時代要求，做出新的成績。希望在“能演，會唱，善辯，可寫”四方面發力，試稱為“滑稽新四功”，以此推動傳統藝術在新時代的傳承、創新、融合、發展，通過出人出戲，為優秀民族文化的延續發展作出新貢獻。

首先是“能演”，希望滑稽演員能提高思想內涵，準確把握表演尺度和分寸，不能為了舞臺效果而不顧人物，不顧情理地賣弄噱頭，而是積極深入生活，觀察生活，表現生活，在塑造人物方面下足功夫，噱頭要為人物性格與感情服務。可以說，滑稽界從來不缺好演員。在近期走紅的滬語影視《繁花》《愛情神話》《菜肉餛飩》等作品中，都出現了滑稽演員的身影，他們出色的表現，為作品增光添彩，受到觀眾歡迎。本人雖然長期從事舞臺藝術，偶爾也會客串一些滬語喜劇電影的拍攝，如《股瘋》《股阿股》《考試一家親》等，自以為能對“推廣普通話，保護地方話，學會外國話”的語言環境作些行為支撐。但是，運用謙稱“評彈老聽客”的陳云同志對曲藝作品的鑒賞辦法，作一番“交流，比較，反復”，再對照自己的影視表演，不得不承認，在塑造人物方面，與專業的影視劇演員相比，差距不是“一眼眼”。這不是我自謙，人貴有自知之明。

“會唱”，每個滑稽演員都是傳統戲曲的實踐者、傳承者、守護者，在滑稽藝術中，對演員的基本要求，是會唱“南腔北調，九腔十八調”。但新時代對文化工作者要求更高，不僅要會唱各種戲曲、歌曲，還應當對各種瀕臨失傳的珍稀藝術加以挖掘和傳承，如蘇州文書、湖州三跳、南方歌劇、鈸子書、挖花牌、小販叫賣，甚至宗教科儀，梵音唄念……都應當有所了解、學習。不如此，如何應對人工智能的強大威力？畢竟AI技術不僅能還原影像，更能模仿人聲。只有所學的藝術越多元，積淀越豐厚，才有可能“更勝一籌”。有人問我，要求這么高，你自己能做到嗎？說實話，我也依舊在學習之中，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畢竟，我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堅持曲藝事業，初心不改，愿為文脈傳承盡綿薄之力。

“善辯”，滑稽演員擅長傳播口頭語言，從古到今，無不如此，春秋戰國時期優孟衣冠可警醒君主；漢代的東方朔伶牙俐齒，自圓其說，反話正講，滑稽突梯，能針砭時弊；明代的柳敬亭描寫刻畫，微入毫發，寓愛憎褒貶于家國情懷之中……先賢運用語言藝術的智慧而名垂千古，能言善辯的機巧，生動有趣的故事流傳至今，被尊為中國曲藝的鼻祖。

一個好的滑稽演員，不僅要求口吐蓮花，妙語如珠，還要把語言變化為智慧與機鋒，正如司馬遷在《滑稽列傳》中所說的：“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記得相聲大師侯寶林首次赴港演出，有位記者潑冷水：“請問侯大師，香港人聽不懂普通話，他們會來劇場看戲嗎？”侯大師一派儒雅風度，即刻回復：“聽不懂的不會來，能聽懂的都會來。”姚慕雙、周柏春兩位滑稽大師在評論某部不成熟的作品時，只用寥寥十個字：“滑稽戲不滑稽，真叫滑稽。”中國曲藝牡丹獎終身成就獎得主，滑稽大師楊華生先生在西安某大學授課時曾說過：“笑聲大體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有益的笑，第二種是有害的笑，第三種是既無益又無害的，所謂一笑了之。我認為，應當提倡第一種笑，反對第二種笑，保留第三種笑。”作為楊華生大師的學生，我經常會引用業師這番精彩的理論，以此啟發學生，并與大家共勉。

前輩智慧的語言給了我們巨大的啟發。所謂“善辯”，并非“詭辯”“狡辯”，更不是為不作為、不進取找尋“躺平”的理由與借口，相反，希望滑稽演員珍惜自己每一次“開口”的機會，積極為百姓言，為時事辯，為生活歌。雖然通俗與庸俗不過一字之差，然而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不可不察。在今天，新一代滑稽演員應當以習近平總書記的文藝思想為指引方向，加強理論研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結合時代精神，變化語言，豐富詞匯，適應語境，積極探索創新。滑稽演員作為口頭文化傳播者，在新時代、新舞臺、新媒體的傳播過程中，應當理直氣壯去守正創新，積極發揮語言藝術的優勢，演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節目，說老百姓心里想說的話，通過藝術之“辯”（也可視為“變”），把通俗有趣的滑稽藝術提升為充滿智慧的幽默文化。

最后是“可寫”。不少專家學者都承認，寫喜劇比寫悲劇更難，難在哪里，不可一言蔽之。但是，滑稽藝術的創作方法是頗為特殊的，從前輩成功經驗來看，其創作流程是：先由編劇提供大致故事框架，召集主創人員一起座談，集思廣益，充分發揮大家的藝術積極性，群策群力使之完善，然后，編劇從中采擷精華，形成二度創作，演員則根據這一較為成熟的劇本搬上舞臺，并在演出過程之中不斷修改，打磨完善。由此看來，在創作一部優秀作品的過程中，作為演出者，早已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其中了。滑稽表演藝術大師笑嘻嘻雖是千度近視眼，硬是戴上眼鏡，拿起放大鏡，寫出了十幾萬字的“鏡品力作”，令人感動。因此，專家在評論某位名家大師時，常常會說他“有一支筆”或者他“有兩把刷子”。所謂的“可寫”，就是提倡表演者與編劇積極配合，主動參與案頭創作，并在演出過程中結合觀眾反應、劇場效果甚至時事變化，常改常新，打磨出叫得響、傳得開、留得下的藝術精品。

所謂滑稽表演“新四功”的拙見，是不成熟的一家之言。但是，高樓大廈平地起，添磚加瓦皆貢獻，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傳承人，年過七旬的我總想為保護傳承優秀中華文化盡綿薄之力，因此說出了幾句心里話，借此拋磚引玉。衷心希望新一代滑稽演員能做到心有人民，口有華章，筆有神采，胸有擔當，通過守正創新的藝術作品，重塑滑稽藝術在當代的精、氣、神。

原標題：《新民藝評｜王汝剛答讀者問：滑稽藝術為何需要“新四功”》

欄目編輯：吳南瑤 文字編輯：錢衛

來源：作者：王汝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