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得閑謹制》是蘭曉龍蘸著血在泥土上寫出的一篇殘酷童話,被孔笙捏成了一個個奇形怪狀卻有血有肉的人形,又在肖戰清澈如潭的眼神里點化成仙。
一個如桃花源般隱秘的角落,一個能發出奇異回聲的小鎮,一群脫離了大部隊的散兵游勇,一個難求一死的老太爺,一個說著蹩腳中國話的日本兵,一門總是狀況百出的蘇羅通炮,以及一位叫做“莫得閑”的逃難鉗工……這一切都足夠離奇,足夠荒誕,足夠蘭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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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曉龍太精于此道。他善于寫作那些在歷史的褶皺里掙扎求生的小人物,在戈止鎮這些人的身上,你依稀可以看見許三多的癡,伍六一的倔,龍文章的瘋,孟凡了的邪,迷龍的狂……蘭曉龍筆下的主角好像從來就沒有變過,他們只是換了一副皮囊在另一世重新活過。
在戰爭面前,一切怪異皆可理喻,現實如夢魘般魔幻。他用童話書寫悲劇,用寓言構建歷史,當苦難到達極致便是幽默,真實到達極致便是荒誕,因為戰爭的殘酷早已超出了人類所能想象的極限。
于是,影片用荒誕的筆調,傳遞出一種沉重的宿命感,又用英雄主義的敘事將這種宿命感擊破。例如,當這群新兵第一次用蘇羅通炮清除了航道上的水雷后,他們爆發出如同勝利后的喜悅,讓觀眾可以輕易感知到這些人對戰爭的陌生和他們注定走向的結局。再例如,主人公莫得閑用襁褓中兒子的呼喊為自己做出選擇,“叫爸爸繼續走,叫媽媽朝天吼”,仿佛稚子的呼喊是冥冥之中的神諭。當然,最為荒誕的設定則是小鎮的名字,因為一塊書寫潦草的匾額,讓“戈止鎮”被錯認為“武鎮”從而招來殺身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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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巧合的藝術,歷史又何嘗不是呢。當所有巧合推導出一場無法避免的戰事時,小人物便只能在宿命的螺旋中殊死一搏。他們不是不信命,只是不認命。
主人公莫得閑如俠隱一般將自己藏身在瑣碎的生活里,以避世的心態茍全于亂世。于他來說,黃河與長江并無不同,逃命路上的洗腳水好過清溪,他可以放下鋪蓋安家,也可以背起包袱趕路,人在家就在,是南京人還是宜昌人他不太看重。但當危險終于逼近他的村莊,威脅他的家人時,他不得不站出來與之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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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莫得閑肩扛竹竿獨自走向敵人那一刻,仿佛蘭博舉起弓箭,邦德放下酒杯,伯恩收起護照,那是殺戮開始的信號。但他沒有爆破手表和炸彈鋼筆,他只有一根竹竿,一根能曲能彎、堅韌如命運的竹竿。竹竿上烙印的“得閑謹制”四個字,是他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他本本分分的信仰,那一刻,這四個字也是他留給自己的墓志銘。
莫得閑和他身邊的這群散兵游勇,他們不是神通廣大的特工,他們就是一群貪生怕死的凡人。貪生無罪,怕死有理,沒親歷過戰爭的人沒權力說三道四。但正因為人人貪生,所以舍生取義者方為大英雄。正因為人人怕死,所以視死如歸者才是真勇士。戈止鎮也是生死場,逃難者不做亡國奴。
在影片的高潮段落,士兵們用麻繩將身體與炮筒固定,向敵人的裝甲車瘋狂射擊,然后被大炮的后坐力震碎內臟,轟然倒下。這些年輕的生命,此前從未真正觸摸過那門陪他們走了一路的蘇羅通炮,如今他們流血的身體與炮管一樣滾燙。在這第一次也注定是最后一次的戰役中,他們把單薄的肉身像破舊的零件一樣,組合成一架真正的蘇羅通炮,把如炮彈般燃燒的生命射向敵人,粉身碎骨,同歸于盡,打了一場死人打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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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長官在臨死前求莫得閑為自己穿上一只鞋,那只光著的腳原本是用來扣動板機送自己一程的。但他終究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如果死得太難看,敵人就會太得意。所以他在最后一刻調轉槍口,將自己置之死地。這讓我想到此前的那一幕,學過幾句中國話的日本兵問莫得閑,中國話里的“要命”是什么意思?莫得閑說,“要命,是比狠還狠的意思。”這就是祖祖輩輩老實本分的中國人骨子里的性格,我們討厭戰爭,我們熱愛生活,我們不愿欺負人,也不愿讓人欺負,我們為了“要命”,可以不要命。
當2025年即將與我們告別,當勝利日閱兵的腳步聲還未走遠,當日本軍國主義的亡靈借尸還魂、口出狂言,電影《得閑謹制》用一則寓言敲響一記警鐘——愛和平的人不怕死,會感恩的人也會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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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祈禱人間永遠不再有戰爭。
我們要戈止!
我們要得閑!
我們要消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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