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朱元璋打天下的34個人，朱元璋殺了30個，還有4人為何不敢動？

那年秋天，鳳陽老家傳來消息，說信國公湯和病了。

宮里接到奏報的時候，朱元璋正在御書房看兵部送來的邊防簡報。

他沒說話，只是把折子往桌上一放，緩緩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風吹得黃葉紛飛，天色灰得發沉。

他盯著院子里那棵老槐樹看了半天，才輕輕說了一句：“湯和啊，真是聰明人。”

這話沒人敢接。

湯和是朱元璋少年時期的玩伴，也是跟著他打下大半個江山的老兄弟。

可后來在位子坐穩之后，朱元璋親手清洗了三十位開國功臣，幾乎一個不剩。

湯和卻活到了老，善終，還能在老家閉眼之前，收到皇帝送去的太醫和御藥。

這事兒說起來，確實不太尋常。

那會兒朝廷氣氛緊得很。

胡惟庸案剛過，藍玉案又起，錦衣衛滿城查人。

人心惶惶，連正三品的官也不敢輕易在私宅多留客。

可偏偏這時候，鳳陽那邊傳來一個消息，說湯和“自請辭職”，理由是年邁體衰，請求還鄉養老。

這不是普通人能說出口的話。

那時候誰敢自己說不干了？朝廷還沒動手，你先退了，萬一被皇帝以“意圖不軌”定個罪名，連累三族都有可能。

可他真就退了，還退得干凈。

兵權一交、不留家將、不再上朝，從此深居簡出。

老百姓說他是“明朝最會走路的功臣”，不是說他武藝高，而是說他知道什么時候該走，怎么走，走到哪去。

朱元璋沒為難他，只在湯和辭官那年賜了一塊匾，四個字：“知進知退”。

這塊匾現在還在，掛在鳳陽老宅的正廳上。

其實類似的“聰明人”在那會兒并不多。

比如耿炳文，打仗厲害，領兵也穩，可朱元璋偏偏沒重用他。

原因倒不是他做錯了什么，而是他太安靜了。

朝堂上從不多言，邊防軍務也處理得四平八穩，沒給皇帝添麻煩，也沒給自己樹敵。

別人升官，他照舊鎮守邊疆。

朱元璋有一次還對左丞相李善長說：“耿炳文這種人，可用，但不可重。”

李善長那時候還沒出事，聽了這話也只是低頭應了聲“是”。

而沐英就更特殊了。

他是朱元璋的義子，從小在身邊長大。

有人說他是“半個皇族”，可沐英自己從不這么看。

他鎮守云南多年，從不插手朝政，連朝廷的政令也常常晚幾個月才知道。

他不姓朱，是他自己堅持改回本姓。

他說：“我是皇上養大的，不是皇上生的。”

有一次，朱元璋讓他進京述職，他只帶了兩個隨從，不帶兵，也不帶禮。

他說：“我是來請罪的，不是來邀功的。”

朱元璋聽了這話，反倒笑了，說：“你這孩子，倒是比那些老狐貍清楚。”

郭英的情況又不一樣。

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武人，腦子里只有軍務，沒有官場。

他打仗狠，行軍快，軍紀嚴，手下的兵都說他是“鐵將軍”。

可他從不主動求官，甚至連封賞都常常推辭。

朱元璋曾私下問他：“你怎么總不來報功？”

郭英只說了一句：“打仗是職責，不是買賣。”

這話傳出去之后，朝廷上有些人開始嘀咕，說這人太“直”，怕是早晚要出事。

可朱元璋一直沒動他。

大概他心里也清楚，這樣的“武癡”，用得安心，不用也無害。

可這幾個人能活下來，真就只是“會做人”嗎？

其實不全是。

朱元璋對功臣的疑心，是從太子朱標早死那年開始的。

那時候他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如從前，皇太孫朱允炆年紀輕，性子軟。

朱元璋看著那些手握兵權的大臣，心里就忐忑。

他擔心這些人將來不服新君，搞出亂子。

于是決定先動手，把不聽話的、可能有野心的、哪怕只是“太聰明”的人，一個個清理掉。

胡惟庸案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爆發的。

那年是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是丞相，權勢極大。

朱元璋找了個理由，說他“圖謀不軌”，結果一查就是幾萬人被牽連，連隔了五服的親戚都沒放過。

后來藍玉案更大，牽連朝廷三分之一的武將。

那個時候，連錦衣衛指揮使蔣瓛都說：“再查下去，京城的官就剩咱幾個了。”

可就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湯和、沐英、耿炳文、郭英，這四個人偏偏都活了下來。

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功勞，也不是因為他們運氣好。

他們都曾是朱元璋最倚重的人馬。

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不爭。

不爭權、不爭名、不爭地盤。

有的主動退，有的甘愿守邊，有的只管打仗，有的壓根不說話。

朱元璋不是不知道他們的本事，也不是沒起過疑心。

可每次想動手，又找不到理由。

再加上這些人或多或少有點“私人情分”，要下手也得三思。

有人說他們是“老朱的甜棗”。

說得挺對。

朱元璋殺了那么多人，也得留下幾個“榜樣”讓人看看——不是所有功臣都會被殺。

只要你忠誠、識相、不添亂，也能活得安穩。

這話聽著冷，可在那種時代，已經是極大的寬容了。

洪武二十四年，湯和病逝于鳳陽，終年六十七歲。

朱元璋親筆寫了悼詞，賜葬于故里，還派太監送去靈柩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