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盯互聯網巨頭 法國調整數字服務稅

法國政府顯然看到了開征數字服務稅的成效，近期對該稅種的稅率與征稅范圍進行了調整。

2025年11月底，法國國民議會通過2026年預算案修正案，宣布對數字服務稅進行重大調整：將針對大型數字科技企業的稅率從現行3%提升至6%，同時將全球年營業額征稅門檻從7.5億歐元提高至20億歐元。

這是法國自2019開始征收數字服務稅后的首次調整，該稅種也為法國財政帶來了持續增收的機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大使館網站信息顯示，綜合法媒2023年10月9日報道，2022年，法國數字服務稅收入為6.2億歐元，2023年將達7億歐元，2024年預計增至8億歐元，2025年將突破10歐元大關。

山東大學稅務研究中心主任李華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法國調整數字稅是數字經濟時代“單邊稅收措施”與“多邊規則改革”碰撞的典型案例。其核心目標是解決稅收不公、維護本土利益，直接沖擊美國科技巨頭，同時對OECD（經濟貿易與合作組織）“雙支柱”改革形成“施壓與參考”的雙重作用。

安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葉永青認為，法國政府在提高稅率水平的同時，也提高了征稅門檻，使得眾多中小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新規則的適用范圍之外。因此，受影響的企業集中在少數大型跨國互聯網巨頭身上，其中最核心的群體來自美國和中國，尤其以美國為甚。

“盡管中國互聯網企業近年來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張，但除個別平臺外，大多數中國企業在法國市場所占的份額和影響力仍然相對有限，因此美國互聯網巨頭成為當前法國數字服務稅政策最主要的針對對象?！比~永青說。

今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國際稅收要聞編譯組在《全球數字服務稅發展現狀》一文中提到，截至2025年5月，歐洲經合組織國家/地區的數字服務稅立法呈現多樣化趨勢。其中，奧地利、丹麥、法國、匈牙利、意大利、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和英國已正式實施數字服務稅；比利時、捷克共和國、拉脫維亞、挪威、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則已正式宣布或表示有意實施此類稅種。

法國數字稅的背后

作為全球首個開征數字服務稅的國家，法國的數字稅實踐始終與國際稅收規則變革、美法經貿博弈深度綁定。

隨著全球商業環境的巨大變化，傳統的稅收管理已顯現諸多不適應性。例如，互聯網的興起擴大了納稅人（主要為美國跨國科技公司）選擇納稅地點的自由度，導致數字經濟的市場國分享的利潤極其有限，進而造成各國稅收收入的兩極分化。對此，2018年3月歐盟委員會就數字化業務活動征稅的新方式提出立法提案，并提出征收數字服務稅（DST）的這一反避稅手段。

2019年，法國正式出臺全球首部數字服務稅法案，明確對“全球數字業務年收入超7.5億歐元、法國境內數字收入超2500萬歐元”的企業，按法國市場收入3%征稅，直接瞄準長期通過“愛爾蘭—荷蘭—盧森堡”架構避稅的美國科技巨頭。這種被稱為“愛爾蘭荷蘭三明治”的結構，是指一種通過兩家愛爾蘭子公司與一家荷蘭子公司間的資金流轉實現的跨國避稅方法，蘋果、雅虎等科技公司都曾采用過該架構。

李華告訴記者，傳統國際稅收以“常設機構”為核心判定標準，即企業需實體存在才能征稅，但谷歌、蘋果等美國科技巨頭依托數字平臺，在法國無實體機構卻能獲取巨額廣告、數據收入，并通過“愛爾蘭—荷蘭—盧森堡”等避稅架構轉移利潤，導致法國陷入“有經濟活動卻無稅收收益”的困境。

從行業背景來看，在全球互聯網浪潮中，歐洲多數國家并未誕生本土互聯網巨頭，市場份額主要被美國等外部互聯網企業占據。以亞馬遜、谷歌為代表的大型平臺，在歐洲擁有龐大的用戶基數與市場份額，長期為當地客戶提供電商、廣告等數字服務，是歐洲數字市場的核心參與者。

法國的這一舉措曾引發美國強烈反彈。2019年12月，美國政府指責其“歧視美國企業”，擬對法國葡萄酒、手提包、化妝品和乳酪等商品加征關稅，稅率最高可能達100%。

2020年1月，法美雙方達成共識，暫停征稅與報復行動，將數字經濟征稅權爭議納入OECD多邊框架解決。但由于相關談判進展緩慢，法國于2020年12月恢復征收數字服務稅，英國、意大利等國也在2020年內先后開征數字服務稅。

2025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就職典禮當天發布行政令，指示美國政府調查外國對美國公民或企業實施“歧視性或域外稅收”的情況。

當月，法國財政部長隆巴爾（EricLombard）表示，在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之際，法國不會為了安撫特朗普而放棄對美國大型科技跨國公司征收數字稅?！斑@不是一個談判工具，我們已經開始實施。它不會改變。”

法國的數字稅行動獲得了法律層面的支撐。2025年9月12日，法國憲法委員會發布QPC第2025—1157號裁定，明確自2019年起實施的數字服務稅符合憲法原則，澄清應稅服務聚焦“價值源于用戶活動”的廣告定向等業務，稅基以營業收入計算，不與企業所得稅重復征稅。

李華認為，一方面，數字稅是法國重要財政補充，2026年提至6%稅率后，針對大型數字企業的稅收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可緩解法國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將征稅門檻從7.5億歐元升至20億歐元，是為了避免稅率提升誤傷本土中小企業，多數法國數字企業全球營業額低于20億歐元，可豁免繳稅，使政策更具針對性。

對沖OECD“雙支柱”改革停滯

法國此次數字服務稅調整，本質是對OECD“雙支柱”國際稅改長期停滯的回應。

OECD推動“支柱1”和“支柱2”方案，核心目的就是平衡“市場地征稅”與“服務地征稅”之間的沖突——所謂“市場地”，是指互聯網平臺提供服務時其客戶所在的地區（比如亞馬遜在法國服務的法國用戶所在區域）；而“服務地”則涉及平臺提供服務的相關屬地。

按照原有國際稅收規則中“常設機構”的判定標準，只有企業在市場地設立實體機構，當地才能對其營業利潤征稅。但亞馬遜、谷歌等平臺無須在海外國家設立實體常設機構，就能通過線上模式開展業務、獲取利潤，這直接導致海外國家難以對這類平臺征收相應稅收，陷入“有市場活動卻無稅收收益”的困境。

葉永青認為，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常設機構”原則作為判定跨境利潤征稅權分配的傳統標準以及系列稅收規則，逐漸顯現出與現實經濟形態的脫節，難以有效應對新型商業模式所帶來的挑戰，各國之間在征稅權上的矛盾與沖突也隨之加劇。

為應對這一挑戰，OECD主導推動了名為“雙支柱”的國際稅收改革方案，旨在重新調整和平衡市場國與居民國之間的稅收管轄權。其中，“支柱1”的核心內容在于突破傳統“常設機構”原則的限制，試圖建立一套新的聯結點規則和利潤分配機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數字經濟帶來的征稅不公問題。在這一共識基礎上，美歐雙方進一步達成協議：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承諾在“支柱1”方案正式生效后，將取消此前已實施的數字服務稅；而美國則同意放棄對歐洲國家加征報復性關稅的威脅。

正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OECD“支柱1”和“支柱2”方案才被重點推進，試圖通過改革稅收規則，打破“常設機構”的限制，讓市場能夠對跨國數字企業的利潤行使合理征稅權——而法國調整數字服務稅，也是在OECD“雙支柱”方案落地滯后的背景下，為應對自美國特朗普上臺后對“支柱1”持消極態度，這直接導致全球推進“支柱1”和“支柱2”的進程放緩。

在第二次入主白宮的第一天，特朗普特別簽署了一項備忘錄，指示美國財政部長、貿易談判代表和美國常駐OECD代表通知OECD，美國退出國際稅改談判，前任政府代表美國就全球稅改協議作出的任何承諾對美國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之后，美國駐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代理代表宣布，美國退出聯合國主導的國際稅收公約談判，并表示美國將對公約談判的任何結果持反對立場。這一舉動使得“雙支柱”的落實時間一再推遲。

在此背景下，葉永青判斷，目前，各方開始擔心“支柱1”制度最終可能無法達成原本預期效果，或是短期內看不到其達成的機會與希望。在此背景下，結合此前討論的（歐洲數字市場稅收流失等）情況，法國此次可能試圖采取單邊行動，通過提高數字服務稅的方式，一來增加財政收入，二來改變原本稅收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狀態，也就是改變原有稅收分配中市場國與居民國利益嚴重不均衡的狀態。

葉永青認為，法國之所以選擇修正數字服務稅，其背后的關鍵推動因素在于當前OECD“雙支柱”國際稅收改革方案的進展狀況不明朗、缺乏確定性。倘若各國因對“雙支柱”方案的實施路徑與最終效果產生普遍質疑，并因此逐漸喪失信心，采取單邊措施重新分配稅收管轄權，那么國際社會推動“雙支柱”的動力將受到嚴重沖擊。這種各行其是的局面，可能進一步削弱各國對“雙支柱”框架的信任與支持，甚至引發更多國家轉向單邊行動，最終形成一種與“雙支柱”改革目標背道而馳的狀態。

“當然，可能也有觀點認為，法國的這一舉措實際上可能產生某種‘倒逼’效應，促使OECD及其他參與方加快‘雙支柱’談判進程，但是從現實層面考量，這種‘倒逼’效應能否真正發揮積極作用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比~永青表示。

影響

盡管法國數字稅調整有明確的法律支撐與現實需求，但其未來仍面臨多重不確定性：美國是否重啟關稅報復、OECD“雙支柱”何時突破僵局、新興市場國家是否跟進單邊措施，均將影響全球數字稅治理走向。

葉永青對經濟觀察表示，法國調整數字稅相關要素，除了對互聯網平臺產生的直接影響之外，法國這種政策變動很有可能進一步傳導至經營者和消費者層面。因為，大型互聯網平臺通常擁有較強的議價能力，這就為其將稅負向經營者和消費者轉嫁創造了條件與空間。法國的數字服務稅在設計上更趨近于間接稅性質，因此互聯網平臺能夠較為順利地將稅收成本通過調整服務價格、降低優惠力度或改變傭金結構等方式轉移給經營者和消費者。當然，稅負轉嫁的實際程度仍受市場競爭態勢的顯著制約。如果某一平臺因轉嫁稅負而使得其服務價格明顯高于其他替代選擇，經營者和消費者完全可能不再買單。

葉永青認為，總體來看，法國對數字服務稅的調整所帶來的最直接影響無疑將落在大型互聯網企業身上，但同時也會波及依賴這些平臺開展經營活動的廣大商家與最終消費者，進而可能會對法國經濟本身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因為對法國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但對亞馬遜這種全球巨頭，除了法國市場以外，它在美國本土和其他國家和地區仍有廣闊的市場，這也是為什么法國政府內部對該修正案仍有不同意見。”。

在葉永青看來，盡管互聯網平臺具有全球性，但其運營仍高度依賴本地生產商和客戶群，這是“地產地銷”（本地生產銷售）模式的天然優勢。平臺離客戶越近，本地屬性越強。舉例而言，即便是亞馬遜這樣的全球巨頭，其核心業務和最大客戶群依然在美國本土。

（作者 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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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濤

財稅與環保新聞部主任 長期關注宏觀經濟，財政和貨幣政策領域。主要關注財稅、審計、環保、基建以及PPP等方向。線索請聯系：dutao@e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