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逃，逃

關于“逃”這個話題，大家最熟悉的莫過于陳子美和張愛玲的故事。

陳子美是陳獨秀最小的女兒，命運坎坷——年輕時被“騙婚”，和第一任丈夫生下兩個孩子后，才知道對方早就已婚且有原配；文革中，她受牽連遭迫害。

為了生命安全和自由，已經58歲的陳子美決定從居住地廣州偷渡到香港。她帶著兩個兒子，每天練習游泳、規劃路線。

1970年9月，陳子美將五個裝食用油的空鐵皮桶綁在身上，帶著兩個兒子在朋友幫助下，從廣州珠江口下水。經過六個小時“漂流”后，一家三口神奇地登上了香港的土地。她一上岸即被警察逮捕，但警察不但沒為難她，還和她握手表達敬意。

1975年，陳子美與小兒子移民美國。這一年，她64歲。2004年，陳子美在紐約病逝，享年93歲。

張愛玲的故事則更廣為人知。據說起因是1950年，夏衍在上海開文藝代表大會。與會的幾百人都穿上灰藍列寧裝，只有張愛玲格格不入穿了件旗袍。又過了幾個月，張愛玲隨團到蘇北農村體驗生活。別人看到的都是“翻身農奴把歌唱”、“一屁股坐到了金蛋上”，只有張愛玲看到了饑餓與不幸。

因為認定“想要統一思想是極度危險的”，張愛玲開始策劃出逃。但這時候想走已經不容易——五十年代正是無數海歸回來報效祖國的高潮時刻，張愛玲反其道而行之很容易引人側目。

她以繼續學業為由提出到香港讀書，并表示“讀完書可以回來建設偉大祖國”。多次懇求后，終獲夏衍同意。

因為擔心夜長夢多，張愛玲甚至沒和弟弟張子靜道別，只告訴了朝夕相處的姑姑，且和姑姑約定：為免將來發生政治運動受牽連，兩人此后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也不通信。

1952年7月，張愛玲32歲。她一個人乘車從上海到深圳，再由羅湖過關到達香港。張愛玲在自己的小說中詳細描述了過關時的情景：“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我那個腳夫顯然還認為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我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舍。挑夫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只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紅土來，一直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上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在瘋狂又極度封閉的五十到七十年代，還有更多關于“逃”的故事甚至比好萊塢大片還曲折離奇、驚心動魄：

關愚謙，1931年生人。父親關錫斌是早期黨員，后任國務院參事。關愚謙畢業于北京外語學院，畢業后分配到財政部做俄文翻譯。1957年，關愚謙因為性格外向，經常和蘇聯專家開“沒大沒小”的玩笑，又給中央提了不少意見，被打成右派。

1958年，他被“流放”到青海改造。因為仍對政策“有質疑”，再次被定為“漏網右派”；1962年，關愚謙完成思想改造回到北京，調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做對外聯絡工作。

文革爆發后，他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火上澆油的是，他的妻子還主動向上級檢舉他。一想到曾經在青海受的折磨和未來可能遭受的可怕命運，關愚謙萬念俱灰，決定自我了斷。

但當他拉開辦公室的抽屜找剃須刀片時，意外看到了一本外國護照。當時關愚謙的工作是替外賓辦理出入境手續，護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他看到的護照屬于日本人西園寺一晃，不僅如此，護照上還有到埃及和法國的簽證。

關愚謙越看護照上的照片越覺得和自己十分相似，一個瘋狂大膽的計劃瞬間涌上心頭。當一個人置之死地而后生時，大概會迸發出驚人的勇氣。

他馬上打電話給民航局，要求給外賓訂一張第二天到開羅的機票。當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多，本來民航局一口回絕，但聽到是國家領導的坐上賓有急事要出國，民航局還是一路綠燈，為這個“日本民間大使”訂到了一張從上海經卡拉奇再到開羅的機票。

此時已是開弓沒有回頭箭，關愚謙開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出國的一系列流程——他先在下班前趕到公安局，找到熟悉的外事警察蓋了出境許可章，再馬不停蹄地到單位財務科領支票。

神奇的是，由于當時關愚謙正在挨整，有思想覺悟的人一般不會搭理他。于是財務科科長一見到他扭頭就走，這簡直是一分天大的運氣。因為如果財務科長對此事進行核實，關愚謙會被當場拆穿。科里的出納按照程序給他開出了支票，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關愚謙就憑借出境許可、護照和支票，順利領到了機票。

當晚，他回家見了母親、妻子和兒子最后一面，并以即將被整為借口，將家人安排到親戚家居住。

夜深人靜之時，關愚謙再次拿出西園寺一晃的護照，卻越看越覺得護照上的人和自己長得完全不一樣。思索再三，他決定把照片換成自己的：他把自己的照片疊在西園寺一晃的照片上，用指甲輕輕拓出鋼印，再用小刀將護照上的照片揭下來……一切似乎毫無破綻，但這一夜關愚謙緊張得徹底未眠。

第二天，他就像是傳說中的間諜一樣，內穿西裝，外穿藍制服來到機場。由于長年從事外事工作，機場的很多工作人員都和他相熟，得知他在替日本友人“跑腿”，工作人員也沒為難他，甚至沒檢查他帶來的行李。

關愚謙找機會躲進廁所，脫下外面的制服，再拿出早準備好的領帶熟練地打上，又戴上一幅黑邊眼鏡。很快，一個“如假包換”的日本友人就出現在機場。

最驚心動魄的時刻是邊防檢查護照時。假如關愚謙遇到自己認識的警員，那對方打開護照看到照片就會發現破綻。幸運女神又一次降臨：當天值班的竟然是一個新來的邊防警，從來沒和他見過面！

現在就差最后一步了——登機！當時，三個登機口都有女服務員把守，她們負責查驗乘客的護照和機票。這些女服務員關愚謙幾乎都認識。以前每次來送外賓時，大家都會互相打招呼、聊幾句家常。只要這些女服務員中的任何一個人認出他，后果不堪設想。

就在他猶豫不決的時候，忽然響起廣播播報：機長來了一位首長，所有工作人員都必須到二號門夾道歡迎。關愚謙趁著這個機會，迅速穿過無人把守的登機口，跑到停機坪，上了一架蘇聯制的小型客機。

但直到這時，關愚謙還沒有真正自由。飛機要在上海停留再轉飛卡拉奇。假如北京那邊出了紕漏，自己馬上會在上海被逮捕。

降落上海之前，關愚謙把臉貼在窗戶上，觀察機場有沒有大批警察出現。沒有，一切正常。由于上海機場沒人認識他，出境時一切順利。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客機最終起飛后，關愚謙忍不住熱淚盈眶——他在心中吶喊：自由了，終于自由了！

1969年，在國際紅十字會幫助下，關愚謙來到德國，成為漢堡大學的學生；1977年，他獲得文學博士，并被漢堡大學聘為高級講師；也是同一年，在得知妻子早就單方面與他解除了婚姻關系后，關愚謙與德國女友海佩春喜結良緣。此后四十年，兩人相濡以沫，相伴終生；2018年，關愚謙因病在柏林離世，享年87歲。

徐洪慈，1933年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富裕家庭，精通英、德、俄三國語言；1948年加入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1954年進入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習；1957年“引蛇出洞”運動中，徐洪慈聯絡了醫學院的十幾個同學提出了51條意見。該大字報貼出后不久，開始反右。

徐洪慈遭到點名批判，將他定性為右派分子和叛徒。他的女友也跳出來揭發，說徐曾經對她說過：“如果我在這兒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國。無產階級革命不分國界。”

徐洪慈被開除黨籍、學籍，并在1958年被下放到安徽的白茅嶺農場改造。改造期間，因為對判決不服，徐洪慈和一個獄友從白茅嶺中逃了出來。但他一回到上海就被重新逮捕，并被送回白茅嶺。

徐洪慈心中仍然不服。多年后他回憶說：“我想不通。明明是他們號召我們寫大字報的，還說不寫就是對黨沒感情……”于是他第二次逃跑，這次他沒回上海，而是逃往昆陽，又由昆陽抵達瀘水。他的目標很明確——穿越國境去緬甸。

當時實行嚴格的“編戶齊民”政策，徐洪慈很快被人舉報，并被當地派出所拘留。在瀘水的看守所中，徐洪慈策劃并實施了第三次逃跑。由于瀘水地處邊境，條件相對落后，看守所的土墻并不很堅固。徐洪慈便用一把不銹鋼勺子開始挖墻，挖下來的土就堆在床底下。

下面的一幕，雖然充滿了戲劇性但絕對真實：當他終于挖通土墻，把手伸出去感受自由的時候，他的手卻被一把叉子給叉住了。原來他的所作所為早就已經被發現，警察等的就是這一刻。

一年之中三次逃跑，讓徐洪慈成為不折不扣的“頑固分子”。最終，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先后在麗江大鹽農場、拉馬古銅礦等地改造。刑滿后，他并沒有被釋放，而是被強制變更為“留場人員”。

1966年文革爆發，因為反對管教在半夜用大喇叭對犯人進行思想改造，徐洪慈遭到管教報復——他很快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這時的徐洪慈再次萌生越獄的想法。這一次，他總結了前幾次越獄失敗的教訓，先是偽造了公章以及三封蓋有公章的探親介紹信，之后便開始策劃和準備一切與逃跑有關的事宜。

1972年8月的一個晚上，監獄收到停電通知——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徐洪慈立刻把早就準備好的、分解的木梯子放在車間的一個死角。晚上點過名后，徐洪慈潛入花壇將分拆的梯子重新組裝好，然后越過電網，拿著多年來準備妥當的假介紹信、食物等飛奔而去。

他一路風餐露宿，徒步走出云南，在四川乘火車回到上海。徐洪慈的母親見到兒子又驚又喜，將家中僅有的一百元錢全部給了他。徐洪慈告別母親后，又用乘車、步行等方式，花了近一個月時間來到中蒙邊境的二連浩特。

當時是1972年9月，想要偷渡到另外一個國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避開邊境線上的探照燈和雷達。1972年9月10日深夜，又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出現了：因為停電，亮如白晝的探照燈忽然熄滅了。

徐洪慈馬上沿著崗樓的底線走過去，那個地方恰好是雷達的一個盲區。也就是說，本來探照燈無法工作后，雷達還有備用電源繼續工作，但徐洪慈誤打誤撞，沿著盲區越過了邊境，順利抵達蒙古。

1974年，徐洪慈在醫院結識了一位叫奧永的女護士，兩人很快相戀結婚。這一年，徐洪慈41歲。期間，徐洪慈曾要求加入蒙古籍，以避免被遣返，但入籍要求被蒙古當局拒絕。

1981年，在母親的努力下，徐洪慈獲得平反；1983年，他回到上海，見到了分離多年的母親。至此，從1958年被接受勞動改造到1983年平反，整整過去了25年。

1984年，在蒙古國最高元首的親自過問下，徐洪慈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女安家上海。妻子奧永依舊做護士，徐洪慈則進入上海石化總廠教育中心擔任老師；2008年4月4日，一生四次越獄的徐洪慈在上海因病離世，享年75歲。

倪匡，1935年，倪匡出生在上海。1951年，為了追求烏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倪匡從中學輟學，只身來到蘇州。受訓后成為華東公安部隊的一名基層軍官。

之后，他投身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參加過土改和淮河治理等工程。隨后被派去內蒙古，專門管理勞改農場的犯人。那一年，他20歲。

在內蒙的保安沼勞改支隊，倪匡養了幾條狼狗。某天，總隊領導來支隊視察，不想被倪匡的狼狗咬傷。這位領導隨即掏出手槍將狗全部擊斃，自此兩人結怨。

之后不久，隊里開某人的批斗大會，倪匡不但沒跟著大家一起批斗，反而提出不同意見。領導當即對他提出批評，但因為文化水平和口才相差太遠，領導被他反駁得說不出話來，自此兩人結怨更深。

內蒙古的冬天極為寒冷，有一回因大雪封路燃煤沒有及時運到，倪匡便將不遠處的一座小木橋拆了當木柴取暖。領導終于抓住機會，將這事定性為“破壞交通”的“反革命罪行”，還把從前被狼狗咬傷的事情翻出來，認為是“早有預謀的反革命行為”。

很快，倪匡就被隔離，等待接受調查和定罪。幸好他為人豪爽，結交了不少好朋友。定罪前，有人偷偷向他通氣，告訴他不是死刑就是有期徒刑二十年。事已至此，倪匡決定逃跑。

一位蒙古朋友為他偷了一匹馬和一些干糧，讓他先到蒙古躲幾年，風頭過了再說。可上路后不久，倪匡就遇上了暴風雪。他在風雪中奔行一天一夜后，才發現一條火車軌道，并沿著軌道找到了一個火車站。最終，倪匡憑借扒火車來到了黑龍江的泰來縣。他用身上僅有的一點錢買了去往鞍山的火車票，投奔哥哥倪亦方。

由于倪匡的父親倪純壯和母親王靜嫻1950年都搬去了香港，敏感的身份再加上緊張的政治氛圍，兄弟倆經過反復討論后決定：先去上海，然后想辦法去香港。

倪匡坐船回到上海后住在舅公家，但親友們誰也不敢收留他太久。某天，倪匡在報紙上看到幫忙定居香港的廣告——實際上就是偷渡。他立刻聯系親友，籌措到了偷渡所需的四百五十元人民幣。之后，倪匡按照這家“機構”的安排，先坐火車來到廣州，再從廣州乘坐運菜的船偷渡澳門，最后由澳門到達香港。

抵達初期，倪匡曾在工廠打雜，但是金子總會發光。他很快獲得《真報》聘用，成為一名助理編輯和記者。

1958年，倪匡開始創作武俠小說，我們比較熟悉的有《浪子高達》《神仙手高飛》以及《六指琴魔》；1963年，倪匡開始創作系列小說《衛斯理》，引起轟動。后與金庸、黃霑、蔡瀾并稱為“香港四大才子”；2022年，倪匡在香港病逝，享年87歲。

除了倪匡和前面提到的陳子美，根據學者陳秉安的研究：從1951至1980年間，約有161.4萬人成功逃至香港，其中我們比較熟悉的有：音樂家馬思聰、金利來集團創辦人曾憲梓、演員麥嘉等。

國內媒體經常拿陳子美、張愛玲等人當作反面典型來宣傳，無非是她們晚景凄涼、貧困交加。更有甚者，謠傳張愛玲赴美后流落街頭，嫁給流浪漢丈夫賴雅。

而實際上，張愛玲稿酬豐厚，生活無憂。丈夫賴雅是哈佛的高材生、編劇。讀過張愛玲的文字就知道，兩人于作家營相識且真心相愛。

無論如何，幸與不幸都是個人感受；逃與不逃，也是個人選擇。我今天想說的無關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勇敢的精神。

我們應該永遠警惕：當別人眾口一詞時，我們能否保持清醒？當一切看似山窮水盡時，我們是否有勇氣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們應該永遠充滿希望，永遠不輕言放棄。因為人生的轉折，往往發生在某個看似無望的至暗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