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潘漢年恢復名譽后，夏衍接到陳云的一封信：請你寫篇紀念文章

1975年深秋，北京的一場細雨把北海公園打得一片黯淡。剛剛“復出”的夏衍撐著傘走過北岸，他對秘書李子云輕聲說了句：“潘漢年的事，總會有個了結。”那年，他七十五歲。七載之后，果然迎來了懸而未決的平反通告，而這段小插曲，也成了后來許多人追索那封“陳云信箋”的緣起。時間像漏斗，溯源得越久，許多看似支離的碎片，反而拼出了清晰圖景。

1982年8月23日，中央宣布為潘漢年恢復名譽。消息一傳出，曾在解放前與潘同處文化統戰線、情報線的老同志們心里都松了口氣。彼時正在主持經濟工作的陳云聽完匯報后，只說了一句：“該有個交代。”十一月初，他揮筆寫下一封不足百字的親筆信，信里僅一句核心要求——“請寫篇紀念文章，登《人民日報》”。末尾添上半行小字：“寫自己所知即可。”語氣平和，卻分量極重。

信是陳云辦公室秘書親手送到東城區府學胡同的。秘書敲門時，夏衍正在翻《孝經》舊注，見到公函，略愣，轉而笑道：“我明白了，老陳還是那個老陳。”這句話只有他自己聽得懂。二人自一九三零年代滬上并肩時起，便形成默契：無論公開還是隱蔽的任務，能說幾分就說幾分，絕不添枝加葉。

距離收到信，僅過去二十天，11月23日清晨，《人民日報》頭版右欄刊出《懷念潘漢年同志》的署名文章。字數不過三千，卻情理交織、克制含蓄。老報人朱匡山回憶，當晚排版車間不少師傅主動留下校對，“連標點都不敢改”。文章甫一見報，各地老同志、電臺、海外僑胞來信鋪天蓋地，編務處統計，兩周信件逾四千封。陳云再看到合訂本時，只點點頭，沒說話。

讀者只看到了夏衍筆下的“點點滴滴”，卻少有人知道整篇稿件刪改了五稿。有一段早期手稿這樣寫：“1930年秋夜，潘漢年交給我一張無名片條，囑我單線聯系楊度。”編輯部認為楊度身份仍涉密，建議刪除。夏衍想了想，刪。原稿中還提到“保留了昔日日記”，同樣被他親手勾掉。有人問他：“留一點細節或許更有趣？”他搖頭，只說一句：“那是紀律。”

再往前追溯，二人結識要從1927年底說起。那時潘在特科，夏衍在魯迅號召下籌建“左聯”，公開身份是文藝青年，暗里卻接觸統戰工作。閘北街頭、霞飛路咖啡館、同孚祥舊倉庫，一場場秘密碰頭像電影穿插。潘漢年擅長布局，以“可靠、簡捷、單線”著稱；夏衍長于筆墨，能把宏大方針轉成市井可聽的故事。周恩來評價過這種組合：“一筆一槍”，缺一不可。

1935年，田漢被捕，劇本《鳳凰的再生》幾乎夭折。負責善后的恰是夏衍，他將劇本改稱《風云兒女》，又把末尾歌詞再潤色交給聶耳。聶耳譜曲時笑道：“這段旋律，能讓全中國都站起來。”這話沒夸張，《義勇軍進行曲》一年后就在上海街頭傳唱。很多年后，夏衍談及此事，還感慨潘漢年提前打點安全通道，“要不然材料根本運不出來”。這種細節，在紀念文章中一字未提。

五十年代初，“潘漢年案”風聲日緊。1955年4月，夏衍被要求隔離審查，同住東四十條六號院的鄰居直到多年后才知道內情。隔離期間，他寫下數十萬字“自述材料”，字里行間對潘只保留稱呼“開兄”。這一稱謂，沿用自1937年。嚴冬單人房里，他頂著兩盞白熾燈寫材料，偶爾抬頭，能聽見走廊遠處值班員咳嗽。有人問過他怕不怕，他說：“怕，就不入這一行。”

1962年，潘漢年在北京一所干部特護病房里獲準保外就醫。按照批示，他需在京養病三月，然后遷往湖南淶江茶場。離京前他給夏衍打了電話，只說一句：“別送，省得麻煩。”夏衍沒有出現，卻托秘書送去一盒郵票和兩本舊劇本。潘漢年看著包裹，長嘆：“老夏這人，心里有數。”他的沉默，是另一種體面。

1983年4月15日，北京站月臺上出現罕見的場面：廖承志、李一氓、周揚、陽翰笙等十余位白發老人靜候13次特快，站臺無喧嘩，只有風聲。潘漢年、余琍兩位老同志的骨灰盒，由茶場專人護送抵京。列車停穩，眾人上前，默默接過。短短幾十米的通道，他們走得極慢，仿佛怕有一點顛簸。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儀式極簡，連哀樂都只放了三遍。結束后，廖承志輕聲說：“該落地的，都落地了。”

同年五月，茶場又給夏衍寄來一封信，附了幾張黑白相片。一封平頭百姓的信，卻蓋著瀟湘山區郵政日戳。照片上，兩只灰黑色骨灰盒靜置于松柏掩映處，背后山坡種滿矮茶。夏衍看完，只嘆一句：“好，好。”

夏衍后來再未提筆專寫隱蔽戰線。有人勸他，“您若寫，能填補許多空白。”他擺手：“檔案沒解密，寫出來也是坑。”1990年，他在病榻上交代秘書整理文稿，唯獨囑咐不得收錄那篇1982年《人民日報》紀念文的原始手稿。他說，“刊出的就夠了，剩下的留給史家。”

直到今天，陳云那封不足百字的信仍存放在國家博物館檔案室，展柜編號J1091。玻璃柜頂燈柔和，字跡微微發黃，卻依舊清楚。信紙右上角，陳云寫下落款日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這枚精準時間戳，把一段特殊戰線的友誼，定格在了那個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