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州明朝那些事：順天王曹甫起義始末，一場撼動巴蜀的農民抗爭

大家好，我是江陽沽酒客，土生土長的瀘州人。從2025年11月28日起，我打算慢慢寫點瀘州的老風物——這是12月4日寫的第5篇，今天我們聊一聊瀘州在明朝正德年間發生的一件大事，它不僅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更折射出明朝中期的深層危機。（原創作品，未經許可不得盜用，違者必究。寫作雖然不易，但水平能耐有高低，肯定有不周全之處，但是本人只接受文明友善交流和探討，拒絕一切道德綁架和白嫖，以及夾槍帶棒的話，不懂尊重人的留言一律拉黑。本文部分圖片來自網絡未知出處，同樣表示感謝，只為宣傳地方人文。）

揭竿者曹甫：他是誰？為何敢在瀘州舉事？

要講這場起義，先得弄清核心人物曹甫。史料記載雖不算詳盡，但結合《明史》旁證及地方文獻梳理可知，曹甫（？-1511）本是四川江津農民，并非傳統認知中“嘯聚山林的匪徒”，而是不堪壓迫的底層民眾代表。他能在瀘州振臂一呼，絕非偶然，這背后是正德朝四川地區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

從時代背景看，正德帝朱厚照14歲登基，朝政很快被以劉瑾為首的“八虎”宦官集團把持。劉瑾專權期間大肆貪污受賄、結黨營私，地方官員為攀附權貴層層盤剝百姓，四川尤為嚴重。明代中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四川衛所制度崩壞，“原額六萬余軍，今見在者不足半數”（正德八年奏報），大量脫籍軍士與失地農民淪為流民，成為起義的潛在力量。

而曹甫這場起義，更暗合了巴蜀歷史上著名的“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規律——這句論斷的最早明確文字記載，出自明末清初親歷蜀地戰亂的歐陽直所著《歐陽氏遺書》（又名《蜀亂》《蜀警錄》），其思想雛形可追溯至北宋“蜀人多變”的認知（如仁宗朝“甲午再亂”謠言即源于此），核心在于四川東有夔門天險、西有川西高原、北有秦嶺阻隔、南有云貴山脈的封閉地形，易形成割據或動亂根基；而流民問題與吏治腐敗疊加，往往成為動亂導火索。

曹甫作為江津人選擇瀘州舉事，正是吃透了瀘州在這一規律中的關鍵地位。明清時江津與瀘州同屬川南，隔長江相望，水路航運貫通兩地，是川南鹽、糧、酒等物資轉運核心通道（《輿地志》載“瀘州港日泊商船數百艘，江津、敘永貨船皆聚于此”），曹甫大概率通過航運務工熟悉瀘州情況。

更關鍵的是，瀘州自宋代便是“川南雄鎮”，明代設瀘州衛，承擔川黔邊境軍糧轉運與防務重任，官吏借“軍需”之名額外勒索，百姓負擔遠超重鎮重慶；且瀘州地處瀘州衛、敘州府、重慶府交界，流民聚集規模達“近萬余眾”（《四川通志·食貨志》），便于快速集結；起義后可沿長江上通敘永、下抵重慶，依托山水地形轉戰——反觀江津，雖為故里但屬重慶府轄地，管控嚴密且地域輻射有限，這便是曹甫擇瀘州發難的核心原因，也印證了“蜀亂先起于邊郡要沖”的歷史現象。

起義始末：從瀘州發難到江津喋血

正德五年（1510年），曹甫在瀘州正式舉起義旗，自稱“順天王”，這個稱號直白體現了底層民眾對“順天應人”的訴求，也迅速吸引了周邊流民、破產農民加入。起義初期進展迅猛，很快形成規模，隨后轉戰四川各地，成為當時川蜀地區民變的重要一支。

明朝廷起初并未重視，僅派地方官軍鎮壓，卻屢遭挫敗。時任四川巡撫林俊見狀，一面調兵遣將，一面試圖招安曹甫。曹甫為爭取備戰時間假意應允，暗中卻派弟弟曹琯繼續率部集結力量，不料計劃敗露，明軍指揮李蔭突襲斬殺曹琯，招安之計徹底破產。這一細節可見《明史·林俊傳》《明武宗實錄》及正德五年領兵副使何珊奏報《題為捷音事》等多重史料佐證。

痛失弟弟的曹甫將兵力轉移至江津，憑借地形優勢分設七座營寨，軍容嚴整，甚至制定了進攻重慶的計劃，震動川東。他率部攻破江津縣城，斬殺知縣吳景，極大提振了起義軍士氣。林俊急調酉陽、播州（今貴州遵義）的土司兵增援，這些土司兵戰斗力強悍，本想一舉圍剿，卻在進軍途中遭曹甫埋伏，明軍指揮汪遷戰死，官軍兇焰大挫。

然而勝利讓起義軍放松了警惕。正德六年（1511年）春節，義軍將士飲酒狂歡，疏于防備。林俊抓住時機，連夜率軍包圍江津城，四面縱火。火光中明軍發起總攻，起義軍倉促應戰，雖奮勇抵抗，但終因猝不及防而潰敗，曹甫在激戰中犧牲，800余名義軍將士陣亡（據《正德朝紀事》載）。殘余部隊突出重圍后，仍堅持與官軍周旋，直至正德九年（1514年）才最終被平定。

余波與鏡鑒：對明朝及瀘州的深遠影響

曹甫起義雖歷時短短一年多便以失敗告終，但其恰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規律的鮮活例證。

從全國層面看，正德年間全國爆發三十余次民變，曹甫起義與北方劉六、劉七起義、江西王浩八起義形成“南北呼應”之勢，而蜀地動亂率先爆發，正是因為四川封閉環境下，吏治腐敗與流民問題的矛盾更易激化且難以快速平息。

劉瑾集團的倒臺雖直接源于宮廷權力斗爭，但《明武宗實錄》載劉瑾倒臺前夕，內閣大臣楊一清曾以“川蜀民變不止，恐成割據之患”勸諫武宗，可見曹甫等起義引發的統治危機，無疑加速了劉瑾集團的覆滅。

明武宗后來啟用林俊、彭澤等能臣平定內亂，推行“撫流弭亂”政策，也正是對“蜀亂先起”規律的被動應對——畢竟蜀地若亂，朝廷需耗費數倍兵力鎮壓，如曹甫起義雖規模不大，卻調動了四川官軍及貴州、湖廣土司兵共兩萬余人（《明史·四川土司傳》），耗費軍餉百萬兩，這對正德朝本就空虛的國庫是沉重打擊。

對四川而言，曹甫起義后，朝廷不得不正視川地的民生與防務問題。一方面，林俊等人推行了部分輕徭薄賦政策，安撫流民；另一方面，針對衛所兵士大量脫籍的問題，開始整頓軍備，強化對土司兵的調度與管控。不過這些措施只是權宜之計，未能根治土地兼并、吏治腐敗等核心問題，以致正德后期四川又爆發廖麻子等起義，曹甫起義的余波持續發酵。

對瀘州本地來說，這場起義更強化了其“川南治亂樞紐”的歷史定位。

瀘州的戰略價值并非正德朝獨有：宋代抗元時，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構建了以“川中八柱”為核心的山城防御體系，這八座要塞山城經元代史料及現代史學考證，明確為金堂云頂城、蓬安運山城、蒼溪大獲城、通江得漢城、奉節白帝城、合川釣魚城、南充青居城、劍閣苦竹寨。

瀘州神臂城雖未列入“八柱”，卻是同期川南抗元的核心據點——其始建于淳祐元年（1241年），憑長江天險筑城，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防御優勢被譽為“鐵打的瀘州”，宋蒙雙方曾在此反復爭奪，前后五易其城，堅守34年直至1277年才失陷，其戰略意義在于護衛重慶西側、牽制川南蒙軍，與“八柱”形成南北呼應。

明代初期，瀘州衛更是震懾西南土司的軍事支點；而曹甫起義選擇此處，恰是看中其“進可攻渝敘，退可守川黔”的地理優勢。起義后，朝廷更意識到瀘州的關鍵作用——正德七年（1512年）便撥款修繕瀘州城，將原土城改為磚石城，增設敵樓12座；同時將瀘州衛兵力從3000人增至5000人，管轄范圍擴展至赤水河流域。

這種軍事強化，讓瀘州在后續正德九年廖麻子起義、嘉靖年間奢安之亂中，始終成為抵御動亂的前沿陣地，踐行了“蜀亂則瀘州先守，蜀定則瀘州后安”的角色。更深刻的是，起義折射出的“要沖之地民生為要”的道理，被后世地方官奉為治瀘準則：清代乾隆年間瀘州知州張士浩所著《勸農書》中直言“正德曹甫之變，非民之好亂，實役重之故”，推行“減漕糧三成、革除軍需附加”政策，其施政理念便源于對這場起義的反思。

塵埃中的歷史回響

如今漫步瀘州神臂城遺址、老瀘州城垣殘段，那些磚石縫隙間，江陽沽酒客突然想起曹甫這位江津農民，或許未曾想過自己的起義會成為巴蜀治亂規律的注腳，但他選擇瀘州舉事的邏輯，早已被歷代治蜀者洞悉——瀘州安，則川南安；川南安，則蜀地穩。

這場看似普通的農民起義，不僅是正德朝統治危機的縮影，更讓我們讀懂了瀘州在巴蜀歷史格局中的獨特分量：它既是“蜀亂”的潛在引爆點，更是“蜀定”的關鍵屏障。而神臂城雖未躋身“川中八柱”，卻以“鐵打的瀘州”之名，在宋蒙戰爭中書寫了川南抗元的悲壯篇章，這份歷史厚重與曹甫起義的教訓交織，更讓瀘州的戰略地位愈發清晰。不知道各位對這場起義背后的巴蜀治亂規律，或是神臂城的抗元歷史有什么看法？歡迎在評論區文明交流。

參考資料：1. 《明史》卷186《林俊傳》、卷311《四川土司傳》；2. （明）何珊《題為捷音事》（正德五年平叛奏報，收錄于《明經世文編》卷142）；3. 《明武宗實錄》卷七十二；4. （清）《四川通志》（嘉慶版）之《武備志》《食貨志》《紀事志·明》；5. （清）《瀘州府志》（乾隆版）之《輿地志》《城池志》《紀事》《藝文志》；6. （明末清初）歐陽直《歐陽氏遺書》（《蜀警錄》）；7. （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