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黃金蛀空的帝國北疆，他兢兢業業出差東北十年，把國家整破產了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紫禁城一場大火焚毀了乾清宮與坤寧宮，這場災難不僅摧毀了皇權的象征，更揭開了明神宗財政困局的瘡疤。面對連年“三大征”掏空的國庫和宮殿重建的巨額開支，明神宗在閣臣張位的建議下推行礦稅政策，試圖繞過外朝官僚體系，直接派遣宦官到各地搜刮財富。

朱翊鈞同志陷入到當下特朗普式困境，帝國缺錢，需要搞錢！帶頭人不擇手段的搞錢，求之若渴，說明，帝國的財政運轉已經失靈，出了大問題！

果不其然，遼東，這片自李成梁時代便飽受邊患困擾的邊陲之地，由此被卷入了一場長達十年的浩劫！

遼東地區作為明朝東北邊防核心，既是抵御女真與蒙古的前沿，也是多民族交融的樞紐。遼人作為長期生活于此的漢人群體，兼具農耕文明的傳統與塞外民族的尚武特質，形成獨特的“雙重屬性”。他們熟悉滿漢文化，通曉邊境事務，成為明清雙方競相爭取的對象。明朝鼎盛時，遼東漢人約300萬，其中“遼軍”主力約6萬，駐防于錦州、寧遠、松山等要沖，與后金八旗兵力旗鼓相當。

但是，遼東這個地方早就問題非常嚴重了。從嘉靖年間開始，總兵很少有干夠三年的。蒙古人對這里的劫掠非常嚴重，到了李成梁之前，連續三任遼東總兵與蒙古人作戰被打死。結果李成梁一干二十二年，給了人一種遼東之前似乎還不出的錯覺。實際內部早就要“自爆”了，缺乏導火索而已。

尚膳監出身的宦官高淮，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派往遼東，點燃了這個火藥桶。

這個市井無賴起家的稅監對開礦一竅不通，卻在皇帝急功近利的壓力下，將遼東百姓視作“露天礦產”。他以組建兩千余人的“征稅民團”為爪牙，在遼東推行“礦不必穴，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人稅之人也”的暴政——指著富戶宅院稱地下有礦，逼迫軍戶繳納數倍于田賦的雜稅，甚至公然強征礦工、克扣軍餉、劫掠商旅、侵奪民財。

更惡劣的是，高淮甚至縱容降附的蒙古“夷丁”欺壓遼人，公然鼓勵這些蒙古騎兵劫掠定居農耕民，導致“遼人破產殆盡，賣兒鬻女”。遼人總結出“四大恨”：援軍欺凌、勞役破產、宗族受辱、降夷侵擾。

《神宗實錄》記載高淮在遼東擔任礦監的十年間，僅上繳白銀四萬余兩。而《高淮傳》揭露其私吞數十萬兩，當時遼東最大城市遼陽城內，家產超過幾千兩銀子的富戶有四十七家，經高淮盤剝后全部破產。普通百姓更遭“如虎捕人”般的盤剝。民謠曰“遼人無腦，皆淮剜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字字泣血，道出了這場合法化掠奪的殘酷本質。更致命的是高淮對邊防的破壞。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他強令擊退入侵的蒙古部落后全線追擊，致使各城防務空虛；又屢次越權干預軍政，將邊防體系撕開裂縫。

高淮搜刮到的錢并不多，但破壞性巨大。萬歷在薩爾滸之戰后吐出來的比他在遼東刮的多得多。礦稅屬于皇帝其實也沒拿多少錢，但是對老百姓的傷害驚人。高淮的征稅方式，其實就是明火執仗地搶。萬歷三十一年冬天，大雪逾丈深，高淮帶著家丁數百人，由前屯出發，經遼陽、鎮江、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對沿途擁有百金以上的人家進行強行搜索，沒有任何通知，進去就要，拿，搶。僅這一次，就掠得銀子十萬兩以上。

這種低效的，飲鴆止渴般搶劫自己治下百姓的方式，也就明朝的皇帝能想得出來。乾隆也刮錢，但真的把大錢刮到手了。萬歷則是常年不上朝，太懶了，連刮錢都懶得琢磨。礦稅并不進入國家財政，而是進入皇帝內帑。明代的公共支出，來自戶部；而內帑屬于皇帝的小金庫，皇帝自己花銷，戶部無法插手。萬歷皇帝純粹為了給自己小金庫增加收入，而采取了這種低效率的剝削方式。

哪里有壓迫，自然反抗就風起云涌。

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錦州松山鬧出民變，揭開了反抗序幕。高淮爪牙黃通判以“清查礦脈”為名，將錦州城西農田劃為礦區，勒令每畝繳納五兩“礦地銀”，這相當于正常田賦的十倍。《明神宗實錄》卷三八七記載，當催稅差役闖入松山屯堡時，數百名“持鐮荷鋤之民”突然舉起農具，“盡碎官轎，裂黃冠”，將稅吏追打至海邊溺斃。暴動民眾甚至沖入錦州衛衙門，高懸“寧作刀下鬼，不納礦稅銀”的布幡。高淮急調五百騎兵鎮壓，但遼東巡撫張思忠在《請罷礦稅疏》中直言：“民氣已如沸鼎，若再激變，恐九邊震動。”

明神宗雖下詔“暫緩催征”，卻仍命高淮“戴罪管事”。畢竟，自己的家奴，錯誤再大，也是為皇家辦事，怎么可能真正懲處呢？太監，只要不是叛國謀反，歷朝歷代都是皇帝的貼心人。

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前屯衛兵變。據《山中聞見錄》載，高淮克扣軍餉長達十三個月，士卒只能“鬻妻女易粟”。四月十六日，當高淮率三百親兵耀武揚威巡視前屯衛時，饑寒交迫的士兵突然“持弓刀圍驛館”，齊呼“吾輩效死戍邊，而宦官吸髓至此！”《明史·高淮傳》生動描述其狼狽：“淮匿廄中，夜半縋墻遁”，暴動士兵焚毀其行轅，繳獲滿載稅銀的三十輛馬車。兵科給事中宋一韓在《惡珰釀亂疏》中痛陳：“各營聞前屯事，皆摩拳擦掌，謂當盡誅閹黨。”萬歷皇帝充耳不聞，僅將高淮召回京師“待勘”，卻不懲處其黨羽，次年竟另派稅監張烽繼續搜刮。

同年六月初三，錦州兵變。當高淮心腹韋夢祥再赴錦州催稅時，守軍突然關閉城門。《遼左見聞錄》記載，參將馮文弼在城頭怒斥：“爾等剝軍士皮作鼓，尚敢來耶？”士卒將韋夢祥捆縛城樓示眾三日，高淮暗中賄賂薊遼總督蹇達求援，卻被遼東總兵杜松以“恐激更大變”為由拒絕。耐人尋味的是，明廷最終處理方式竟是“釋亂兵不問，調淮赴直隸”——如同熊廷弼在《撫遼疏稿》中諷刺的：“罪民護國，苛政亡邊。”

三次民變、兵變如連環驚雷，炸碎了高淮的暴政，也炸開了遼東防線的裂痕。

當遼東巡撫李化龍疾呼“淮去則遼安，淮在則遼亡”時，盡管山西道御史畢佐周、遼東巡撫李化龍等官員屢次諫言，但萬歷帝及后繼君主對遼東亂象置若罔聞。遼人憤懣之下，大量絕望的邊民傳唱著“生于遼，不如走于胡”，攜家帶口投奔努爾哈赤。據《酌中志》記載，遼東“少壯強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這些流民不僅為女真提供了勞動力和兵源，更帶去了冶鐵、農耕等關鍵技術。這種大規模人口外流不僅削弱明朝邊防，更為后金提供了勞動力和軍事技術，加速其崛起。

《萬歷邸鈔》記載，僅萬歷三十六年就有二千三百余名邊軍攜械投奔女真，他們唱著“寧隨老汗射雕去，不伴稅監做鬼來”的民謠，將大明邊情盡數泄于努爾哈赤。更有“合營男婦數千北走”，欲逃往建州女真。遼東邊防軍原有十三萬人，后來“逃敵者,十有四五。” “全鎮軍額亡失幾半，見在軍雖八萬余，而有馬者僅十五，軍贏馬弱又十五，廢人馬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韃子再打下遼陽大開殺戒胡亂殺人之前，遼東人心在韃子那邊。

遼東的崩潰在熊廷弼筆下觸目驚心：“遼人浸染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當朝廷依舊沉醉于礦稅帶來的蠅頭小利時，遼東軍民早已用鮮血在史冊上刻下警示：苛政猛于虎，而失民心者終將失天下。

當薩爾滸之戰明軍慘敗時，人們方才驚覺：高淮亂遼十年，早已為努爾哈赤鋪就了崛起的階梯，而明神宗親手將帝國推向了“遼亡則京師未得安枕”的深淵。

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反明，同時推行懷柔政策：安置遼人、分配土地、吸納漢官（如李永芳、范文程）。相較于明朝的苛政，后金的務實策略更得遼人民心。至山海關戰役時，清軍已整合蒙古八旗3萬、遼人“漢八旗”3萬及吳三桂部3萬，總兵力達15萬，形成對明的壓倒優勢。

遼人倒戈直接導致明朝遼東防御體系瓦解。撫順之戰后，明軍節節敗退，最終僅能據守寧錦防線，而遼西走廊的失守為清軍入關鋪平道路。遼人選擇背離“同源”的明朝，凸顯基層民眾對政權合法性的重新定義——生存利益高于華夷之辨。這種務實心態成為明清易代的重要推力。

這段歷史最荒誕的注腳，莫過于暴政終結的方式——不是靠朝廷反省，而是靠邊民用腳投票。當“達子（女真）就是我投主，催稅的就是我對頭”的民諺響徹遼東，大明王朝不僅失去了疆土，更喪失了維系帝國的民心根基。高淮亂遼的教訓，恰如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專制皇權下，財政掠奪如何異化為自毀長城的慢性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