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離開體制，我開辦了自己的語文學校｜三明治

文 | 彩色電視機

編輯｜珍妮

1

頂著一蓬亂發，踢掉奇怪的高跟鞋，我，終究又出逃了。

不必夾雜在列隊的成人中，面對著一只生銹的水龍頭，日復一日去清洗那只冰冷的飯盒了，不必再參加同事之間相戀而生的婚禮………

前校長將兩百多位穿墨藍色西服的成年人集結在一起，人們從昆明的四面八方出發，在清晨的8:30開始震動，在夜晚的9:30風塵仆仆而散。

大部分前輩已在此旋轉了十年以上，一周六日，勤勤懇懇。

人們聚集在一間四面都是藍墻的屋子里，刷題練卷、磨課、試講，再將一番獨家秘笈轟轟烈烈地傳授至備考的孩子。

在這間擁有十四個分校的補習學校課堂里，有人叫喊，有人拍手，但無人吶喊。這里的教學成果，熱烈而驚人。

大部分人信賴這所十年老校，大部分孩子也能在此收獲了心儀的名校錄取通知書，甚至也對相對重要的學科，多了幾分熱愛！

未婚的中年男女教師相互欣賞，相繼雙翼同歸，在這片領土上收獲成就，收獲愛情，收獲家園。

清晨太陽高掛的時候，人們時常會從窗口探出眼睛，看我遲來的摩托在樓下噴完最后兩口尾氣。

不上課的時間，我遲到，逃離團建，逃脫講課大賽，一直在逃。那些理由荒誕可笑：在天橋下被電單車撞到了屁股、公交車壞在了天橋上、人民西路挖大坑攔路了……也許所有人都看穿了我的愚蠢，但從未有人將我驅逐。

走路拖著腿卻仍舊穿高跟鞋的副校長常將我叫到辦公室，虔誠地詢問她近來運勢如何？留洋歸國的白褲裝教學總監，攤開手掌讓我看相。靠吸煙撐著僵硬身體的教研組長，總是偷偷靠過來，問我有沒有好聽的民謠……

我總是神神秘秘，盤珠閉目，像端坐辦公室里的流浪漢。我不會看相，不學看相，對于預感，總是胡亂比劃，張口就說，只要我直視對方的眼睛，一說便是一準。

納西族的秘密，只有天知道！

未成為大師之前，先把自己當成大師！

一個人貓縮在昆明文林街的咖啡館，傲慢地挽著窗內的陽與光，學著大師的模樣書寫教案。

歌手左小祖咒曾說：“我他媽早就是大師了！”

請假往返在鐵路上，耳機一掛，便在小桌板上縱橫紅筆，搖搖晃晃地批改一番作業。

也常會背上學生的試卷，到昆明西郊的筇竹寺，吃一碗齋飯，在眾人燒香的大鼎前，坐下來，聽一場超度，閱一番試卷，再隨著下山買彩票的寺院看門大爺，下山穿林，隨風而去。

每一堂課，把自己和孩子都當作現在和將來的作家 ，將雙目與數十雙清澈的眼睛平行相對，用溫柔的、高亢的、略帶后鼻音稍有不突出的普通話與孩子們交替信息。

我上語文課，總是一副不屑文本的態度。

上好每一堂課，沒有比這更愉悅的逃避。

在非上課時間缺崗逃離而產生的違紀，都能以學生在聯考中驕人的成績和來自眾多家庭的贊嘆中被掩蓋！

不搞教研活動的時間里，教師們整齊地坐在沉悶的屋子四面，無聲地編寫著各自的教材。我掛上耳機，將帽子壓得很低，在音符里縱情溜達，白天可以是黑夜，昆明可以是牙買加。偶爾想要安靜，便在奇人廖閱鵬的催眠中去尋找前世今生的自己，最終,在潛意識訓練中失控。

所有藍色和紫色的光從宇宙外的兩個球體注入我的大腦，將我身體里的重力洗劫一空。

那個中午，在那張貼了木紋皮的辦公桌上，身著綠衣的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軀體與靈魂剝離，我從身體里走出，凝視著那具身子。這不是夢，是一次真實的靈魂出竅的體驗。

一逃再逃，我終究是逃了！

第一次出逃，大學還未畢業，我通過一次校招考試，以語文老師的身份入職了昆明西郊的一所大專院校。

那里的學生，被靠招生牟利的走鬼運來，與他們的被子一起，被緊緊地鎖在了那座大山里。學生們對老師虔誠禮貌，見到老師都要問好！每接受一次的問好，我的心就會疼一次！

鄰座的女同事有很好聽的名字，像古典名著里的小姐。她曾說：“我帶著一個女孩，去村里的小診所墮了胎，她的男朋友送來了150元，便不敢再露面了。我看見醫生用一個魚嘴鉗將女孩的陰道撐開，取孩子的時候女孩噴了好多血，最后我聯系了女孩的家人，她媽媽從農村趕過來，給了女孩一巴掌……”

她喜笑顏開的樣子令我厭惡了很久，厭惡到引爆量子糾纏，以至于一年后，她再一次成為我第二份工作的同事。

在新的辦公室，她依舊令人厭惡。談陰道松弛，談生孩子的陰道，談墮胎的青少年……在整個沉悶的辦公室，她的語言是她再一次就業的安身之本。那時的她，已過四十歲，有一個愛生病的女兒。

常聽到她女兒生病的消息，即使厭惡她，我也會無償幫她代課。

對座的女同志是一個看不清臉的黑色生物，每當我起座去接熱水，便能清晰地感覺到她的頭會重重地朝我砸過來，我常有一種朝她扔杯子的沖動。

辦公室主任是位很有主任派頭的大姐，她贊揚我寫材料能力強，夸我對外漢語的專業好，并給我增加一項管理學校檔案的工作。

在學校正式工作的第五天，是周五下午，我打開裝人事檔案的抽屜，拿走了自己的證件和資料，揚長而去，永遠地從那座山消失了。

2

11年前的11月，金黃的銀杏在昆明的街道上撒嬌。

27日下午，一輛銀色面包車從昆明最西邊的建材市場駛來，車主打開潮濕的雙腋，把貨推摔在停車場外，駛離。那車傷痕累累，與這幢新建的高樓針鋒相對！搬運工人自然是不愿入樓的，只能靠我自己。

幾只咬破紗窗藏進書袋的長毛老鼠，隨著陳舊的書箱，一起被運往了我的第一個工作室。

夜晚，我在工作室削完了幾只鉛筆，又在墻上釘了三顆水泥釘子，《她是暗淡星》循環數遍后，頸椎有些發緊。

幾顆冬草莓、半只金橙、一支完整的促炎桂皮，煮成了我的第一壺慶生紅酒。這一夜，沒有蛋糕，多了幾分個體戶的隨意。

當被紅酒汁浸泡過的桂皮在藍色玻璃杯中完全暴露，存放著冬蘋果和小粒香米的玻璃屋子里突然熱鬧起來，像幾只想尿尿的小狗，用圓黑圓黑的腳墊，在地磚上踢踏，亦或是有人在用一把極小的刀，在割一塊糖紙……

這個漆黑的夜，整幢41層的高樓，沒有故鄉的瓦貓守護，只有一盞燈陪著我發著微光。這晚，我沒有回到即將舉辦婚禮的家。

工作室的黑板上寫了一行馬賽克白的粉筆字：“媽媽，我想當作家！”

黑板下面，八套可以坐十六個身體的桌椅，剛進屋不久。

每張木桌只有一層清漆，還能聞到些木頭的活氣。

與黑板相對的玻璃門外，沒有一點光。陽臺碩大無比，雖與我家鄉的小院有相同的空曠，四面卻已被鋼筋水泥圍追堵截。

側面，一間堆滿箱子還未整理的書房，箱里是舊書和雜志，一些粉色的小書蟲在里面結婚生子，餓了就吃些黃紙；一間存放著柴燒咖啡杯和蔬果的小屋里，有一扇窗子能通往黑夜；一間放置了電腦和桌椅、文件柜的辦公室，里面能坐個小老板，也能存放一些票據。

發熱的紅酒會令孤獨發熱，我推開了玻璃屋子的透明門，去尋找熱鬧的聲源。

那些長毛棕老鼠，搭訕了我陳舊的行李，被運到了這里。它們或許躲在滿是試卷的儲物箱里貓冬，或許躲在滿是信件的抽屜里等待遷徙，隨著搬運工人搖搖晃晃的律動，就這樣，從昆明的西邊乘車來到了昆明的北邊。

它們，選擇在我創業的初夜伏出，又在陽臺上用獨有的氣味和聲波召集了新的伙伴，一起來此分享玻璃屋子里的冬蘋果。這些蘋果長在麗江的雪山下，每一只都是母親為我精心挑選而來，和我一樣，又黑又紅，但心是甜的。

毛色發黑的鼠輩，儼然是對面大樓里追來的侵略者，它們曾在超市的冷凍區肆無忌憚地啃咬海鮮，朝著我發出警告，還曾爬上樓頂的培訓學校，和我舊時的學生爭搶漢堡雞翅，狂妄放肆。

它們，并沒有被我穿紅襪子、小黑皮鞋的學生“寇竟友同學”用玩具槍擊斃。

它們來了，它們來了，它們，還是來了。

這是我創業的第一天，也是我辭職后的一周。

辭職的信息以短信形式發出至每位學生的監護人，如果有人對我有所期待，我將成為一個民間的個體戶語文老師！

短信發出后數天，我的身體在輕盈地浮動中慢慢沉了下去。

一些舊時的學生已將進入寒冬的假期，數個家庭期待著能在短暫的假期，遇到一位體面的語文老師，他們期待著孩子能在來年春天里生出新的根，長出新的芽！

我的電話開始頻閃，這也預示著我的創業算是快步入正軌了。

從此，我將追著自由跑，又或被自由踩在腳下。

3

該邀請上幾位搭檔，畫一座我的理想國了。

先撰寫招聘廣告，在同程網和豆瓣網上切切察察。

篩選、加QQ、通話、見面，像小老板一樣，坐得筆直，順便打探一下他們喜歡的音樂。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我想我有必要描述這些伙伴。

第一位，李姓男子，退伍軍人，前同事推薦，應聘數學老師。

他背著手，走進我的屋子，皮帶系得很緊，褲襠拉得高，可以略微看出陰莖的長度。

他和他的褲子一樣急于表現，在一周的試課中，在陽光可以蒸發萬物的夏天，他在我的小屋廁所留下了一地又一地的尿漬。

那些黃色的東西，刺鼻又刺眼，利索地結清課時費，刪掉他的QQ，拉黑他的電話，將他和他的尿關在門外。

一個無法管住尿物噴射點的男人，很難做我可愛孩子的數學老師。

第二位，馬姓女子，大學在讀研究生，58同城而來，應聘教學助理。

她的鏡框很黑，嘴唇很粉，她會直呼我的名字，說話聲音里大概能聽出她不愛小眾音樂。

試崗第五天，我收到了家長放在牛皮信封里的學費，接過時，如接過一份沉重的托付。我將這個信封遞給了馬姓助理，隨即走向講臺。

當我再打開那個信封，一半的學費不翼而飛，與馬姓女子一樣，消失不見。這一次，是她拉黑了我的電話，刪了我的QQ。

第三位，王姓男子，自稱是某機構在職教師，來自58同城，應聘數學老師。

那天晚上，我等了很久。他壓著黑色的帽子，繃著黑色的衣服，手持一本“五三數學教輔”，一瘸一拐地鏟進小屋。

那晚陽臺沒有燈光，只有我的未婚夫在竹椅上看《獅子王》的動畫。

我盯著他眼睛里大片的眼白，問他：“老師，您的腿怎么了？”他冷冷回答：“面試要緊！”

填完表后，他突然彈射起來……。 “我有話跟你說！”我楞了一下！

“我來應聘路上開車撞車了，車在二環上報廢了，腿也受了傷！”他掀起褲腳，露出丑陋的臟繃帶，像要殺了我一般。多么愚蠢的說辭……

“你先拿些錢給我，我去醫院的時候把錢花完了！”

“我沒有現金呀，王老師！”

“你這么大個學校，怎么可能沒有錢，你叫你們老師送些錢來！”

匪徒入侵……

我想起在黑陽臺上看動畫片的未婚夫，向匪徒示意陽臺上有一位老師，我需要過去問問。

“那個應聘的讓我拿錢給他。”我來不及說清楚。

“不要給他！”未婚夫繼續看動畫片。

我的工作室已經暴露，這里有孩子，有老人，有婦女，未來會有更多孩子。

我拉出抽屜里剩下的半個信封，雙手遞給了匪徒，并祝他早日康復，不停向他道歉。

他突然打直了腿，快步走出了屋子。

我將門迅速推上，用整個身子緊緊壓住了門，直至外面不再有電梯的聲響。

未婚夫依舊在看《獅子王》，并不知道鬣狗已經來過……

第四位，簡單來說，一位應聘成功后工作時長滿三個月的柯姓女子。

記得她第一次在這里來例假，我在玻璃屋子為她熬了三天的豆漿，并向她表示感恩！

三個月后，新年來了，我坐上高鐵，蜷縮回了我的故鄉。雪山下的鞭炮禮花聲不斷，柯姓女子一直關機，我在床上翻動，眼淚隨著身子一直打轉。提前購了機票，朝我虛弱的奶奶磕了幾個頭，飛上天空奔向了教室。

誒，教室里的臺式電腦、筆記本都被洗劫一空。橙黃色的書架上站著一張衛生紙條：“張老師，我欠了高利貸，電腦我拿走了，不要再找我！”

我曾在那一刻以為天塌了！

十一年后，我和丈夫、兒子搬到了坡道上的新家，坡下是平靜的翠湖。當車駛向坡道，我在黑色的車窗里，看見了坡下的柯姓女子。

如果可以，我想下車和她一起跳舞，再在坡下放一把火，任火蔓延到坡上，讓過去和現在都溫暖起來。

4

冬天真的來了，在西南邊陲的小城里。

老人們披著透了些黑斑的羊皮，以白云的姿態倚靠在巷道的石墻邊，靠陽光溫煮著身體里的血液，骨頭熱了，心里自然就熱乎了。

他們細數著時光河流里淌過的細水和浪花，聊著彼此生命里離世的人，倔強地望著高原的天，把過去翻過來、數過去。

自我的奶奶不太愛走路后，我便隱約感到她的日子不多了。

非體制內的語文老師，在別人閑暇的周末忙碌，大概是像姑母所說：“你干的是一份把別人的興趣當作立命之本的工作，不體面工作！”

家族同輩人中，大概只有我一人不體面。

在旅人稀少的周內，請上幾日的短假，坐一趟火車，往返于昆明蜿蜒到麗江的鐵路上。

爬山脊，穿山洞，裝成作家的樣子，在火車上翻幾頁書、批改一疊作業，落回麗江的太陽下，為奶奶清理一番耵聹，將她的白發清洗一番，再在陽光下曬一曬。

我們常在小院東側的木屋里彼此依偎、偷吃糖果和糕點，她更像我兒時的玩伴，把所有大人當作假想敵。

我曾帶回一卷薄荷味的牙線。失蹤后的數年，奶奶抽屜里躺著被小刀割傷的它。也許它曾被當作美味的糖果，掉光門牙的老太太想咬上一口融化在嘴里，終究不能將它分解。想到她躲在黑夜里啃咬牙線的影子，我竟淚流不止。

好似也是一個冬天，我從麗江開來的夜班車上回到了滿是《我愛搖滾樂》和鮑勃·馬利貼標的出租屋，電視上放映出一位倚靠在柿子樹邊的留守老人，音樂不悲情，畫面很平常，剛離開奶奶不到10小時的我，已然跪在地上極其自然地抽泣起來。

每到歸家的路口，就有一位影子很長的納西老人呼喚我的小名，她像我老去的樣子，趾高氣昂，手上拎著一個大河里清洗過的垃圾桶。

我們在老屋里按下影碟機，輪轉在《還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間。她有她的皇阿瑪和黑豹子，也有墻上穿婚紗的少女舊照。

1925年，麗江小城邊的拉市海壩子里，第一位辦學堂的富農木衛先生，生下了第三個女兒。她和馬夫相戀，看馬夫獨自殉情，殉情不是傳說，也不是悲劇，不同經緯度上的年輕的男女，都有獨特的生命存在方式。

1949年，龍云省長的護衛隊長回了麗江，他身著黑色西服，提著棕色小皮箱，拄一把黑色長傘，將皮箱里的婚紗獻給了她的新娘。他們住在麗江古城的中心四合院，把彼此的過去鎖進木箱，隨著門外的口號一起把過去燒個精光，織布、磨豆，連生五子。他不再是軍官，她也不再是小姐。

一個筆挺的女子，在她的66歲的年紀，躺在床上，開著黑白色山茶牌電視機，聽窗外的兒女為她的丈夫舉辦葬禮。

天底下小姐出生的人，都有這般本事，凡事不論悲喜，躺在床上，就能不落入凡間。

我常問奶奶她和丈夫是否相愛，“不相愛如何生下五個孩子”，這是她給我最堅定的回答。

她抽屜里的舊照片，混著些白糖舊粒，留下了我們彼此的指印，那些死了的人，又在我們的撫摸下活了過來。

我是在奶奶身邊吃著鼻涕長大的孩子，和她牽手多了，自然就放不下她的手。

離家求學、謀生的幾年間，我在不同的語言里切換自如，而我與奶奶，始終只說納西語。不會說漢語的她，更不識漢字，卻也在逐漸漢化的小城中心一過90年，她買菜罵罵咧咧，買糖和糕點毫不留情。

我常忘帶鑰匙，總能在小河邊的診所里支起的麻將桌上找到她。她的鑰匙，和一根羊皮繩子纏繞在一起，閃閃地掛在圍腰上，比鉆石更珍貴。至于她的牌友，診所腦梗后的老醫生，夜總會愛抽煙的四川黃發女老板、街邊小吃店的金牙老趙、隔壁大院軍官的安徽情婦、路邊喪葬用品店寫挽聯的大脖子老王……

納西人的秘密，只有天知道。

我渴望用母語和眾人交流，但能聞能語者甚少。在偌大的異鄉，獵奇者更占多數。

這令我聯想到多年后在高校的一堂文學課。

一位沈從文先生的研究者，在集體課上剖析著苗人被砍頭的場面。我抬頭凝視著她，面露著勝利者的笑容，嘴角間劃過調侃的痕跡，仿佛人是她殺的，勝利是她的。

這樣類似的場景，也常在我的社交生活中再現，人們似乎對我的高鼻梁、黑皮膚、我的母語、我的婚戀觀格外在意。對于“少數”一詞，也常與“粗魯”、“野蠻”掛鉤，日子久了，我竟也把自己當作“野人”來看待了。

我想把這些場景盡量一筆帶過，這與對錯、沖突無關。人間的沖突每天都在發生，只是如果這場沖突發生在一片偏遠的土地，勝利的常常是多數人。

我想，成為非體制內的語文老師或者辭職的理由，一定是我想離太陽更近吧！我想鉆進奶奶逐漸模糊的記憶，甚至貪婪地將她的海馬體填滿，想把陽光大口大口吞下，想逃離人群，想躺在地上，想與天空對視至死，我想要多數，又想要少數。我想當作家。

5

自由的空氣流竄在昆明北市區被拆掉又建起的繁華街區，積蓄尚且充足。陽光如小老鼠的肉墊，迫不及待地嘀嗒入屋內。令人歡喜的原木桌椅，乘坐數趟黑摩的挎回的綠蘿、清香、一帆風順、吊蘭、大葉榕以及現在已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手掌、手腕上長出的創業勒痕。

用患腱鞘炎的手掌敲打鍵盤，用孩子的眼睛編寫著不同年齡段的授課教材，清晰的邏輯和獨特的閱讀選篇如《米店》里洗干凈的頭發，一根根在我奮斗的黑夜滴著晶瑩的希望。

學生、家長開始像尋找一位民間醫生一般尋找我。

坐在像小棺材一般的小辦公室里，我攤平了紅色封皮的筆記本，像畫畫一樣畫著每位家長的傾訴。人們所認為的語文，就像“閱讀、寫作”四個字一般直白，我一遍遍向來訪者暢談著關于語文世界里很少被多數人看見的火焰，談著孩子眼睛里被忽視的光芒，小棺材里如同坐著一位作家出生的赤腳醫生。

這是一間叫大魚的語文工作室，在《大魚海棠》出現之前，風靡在一座少有人知曉的孤島。

我的語文課如同那把放在陽臺窗口的白色吉他，不分古典流行，不分和弦樂理，只要它發出聲響，我即能縱情歌唱，沒有章法，野生又野蠻。

我是個大多數時候說話會發抖的大人，講臺能殺死怯懦的我，這樣的我在課上呼喚天地，談蟲論豬，有時連屎都不會放過，每一堂舒展的課就如從泥沼掙脫逃入荒流，在震蕩的荒流中張開雙臂洄游。每一名通過真誠面談而加入的學生，在課堂中能激起比我更大的聲浪，將我們彼此推向更遠的地方。

不上課的時候，我在滿陽臺的花草間行走、彈自成小調的吉他、跳小時候跳的跳跳鼠；工作日，踩著月亮，回到我與未婚夫的家；再牽著兩只小狗崽，蹦在小區滿是動物糞便的草地上繼續踩月亮。

有一些夜晚，我曾為改變世界的妄想而瘋狂。每當有新的上課思路，我將從床上一躍而起，任憑這種興奮變成錘子砸向我的腦垂體，它會變成具體的人像與情景在我的腦中變大變小，如果我不燒上一把火，它會一直跳躍。這是一個瘋狂者在改變世界前最瘋狂的時刻。

如果這種興奮還未能停止，我將在半夜發動我的藍色SUV，往昆明西邊的雨花公路轉一轉山。那些夜晚，車輪里卡住的公分石子，常常在柏油馬路上踢踏，這聲音驚醒過山里的妖精，拆散過土里的蟋蟀。有一段日子，我的丈夫甚至認為我患了妄想癥，其實他被我診斷為躁郁癥。我的妄想，僅僅是屬于我的時刻，他的躁郁，籠罩他，也割裂我。

6

一樣是十一年后，我依舊是一名野生的語文老師，工作室已注冊成了學校，搬到了西南聯大學子舊時喝咖啡的街道。

在銀杏黃了又綠的街道上穿梭，已有九年。

此時的“大魚老師”，是昆明翠湖邊一位游走在作家夢里的民間語文老師。只要閉上眼睛，夢就會找上她，夢故人，夢未來的人，時常在夢里展翅飛山，或清晰可見的小河蕩槳。當然，還有第一次在童年否定我的女孩，不斷地在野生廁所排泄……

我的夢境和醒來一樣清晰，但從未出現彩色，記夢的時候多了，險些把現實忘了。

孔丘先生一生弟子三千，而十幾年間，在我班上畢業的孩子已超1000人。

這些長長短短的日子里，我一直是語文老師。我出版過教輔，但未能成為作家；我開過書店，但未能成為作家；我成為了媽媽，但未能成為作家。

“雙減政策”來過，一些奇奇怪怪或一本正經的應聘者也來過，我依舊不舍得稱他們是員工，依舊像少年維特一樣毫無防備地愛著每個人。

孜孜不倦地請員工吃飯，隱忍中不扣員工工資，嬉皮笑臉地對每一個有生命體征的人，像孩子一樣對每一個大人。

學校還在，課堂還在，學生還在，但上課的終究是我一人。

“雙減”第一年，大多數人還和綠碼一起躲在家里，有人說教培要完蛋了，有人說教育要完蛋了。

那一年，有幾面交情的數學老師懸梁自盡。

微信群里時常有他轉發的視頻：一個壯壯的小男孩，帶上一行大人，在掃樓間向管理者舉報上課的老師，教室門被一腳踹開，老師被眾人擒拿，像妓女一樣被無情地推向了未知的審判！

類似的視頻他轉發過很多，我能隔著屏幕感覺到他的不安與恐懼。

“雙減”第二年，和同行在新年前一天吃飯。

“李老師拿走的書還未還我呢！”

“大魚老師，李老師走了………”

那天的對話很難再繼續……

最后一次見他，藍色的速干衣邊緣有熒光綠的點綴，整齊的睫毛問有一些溫澗。

7

我的奶奶去下一個世界已是第十年了。

2015年12月2日，居委會沒等我飛機落地，緊鑼密鼓地為給她安排了火化。我未能擁抱她的尸體，她留下的小物件，也已被她的四個女兒洗劫一空。

她被推進熔爐，化作煙塵。

喪葬改革那一年，奶奶還能怒目圓睜，她擔心火化的自己不能與土葬的至親舊友重逢，一個人悄悄地哭過。

最終，她還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在煉獄中被炙烤……

這十年間，我的抽屜里還藏著她曾在抽屜里灑落的小糖粒。她偶爾會走入我的夢境，在某些特殊的時刻，會化作一陣風，裹挾著她獨有的氣味，在我身邊飄一飄、游一游！

她只是換了活法。

我依舊執著于搖晃在周內的高鐵路上，盡量地靠近我的家，靠近父母養了一院子的鳥和烏龜。

未婚夫已是我的丈夫，我們相戀至今18年，他依舊是一名愛看動畫片的鼓手。

在大人的世界里，我遇過很多騙子，也許我才是騙子，一個謙卑的騙子，一個騙騙子成為騙子。

每年都會與畢業后的五、六學生相見，問候中鮮花常在。學生們有新聞工作者、公務員、研究生、導演、研究員……我常常像“尊者”一樣坐在青年中間，笑嘻嘻地在他們的人生中輕盈穿行。

我能記住大部分學生的名字和他們少年時期的臉龐，少年將一生不會在老師的眼中老去。

故事終將結束，結束在我37歲后的第四天。這四天，生命中無鼠穿行，但多了些疾病！

媽媽，我要當作家！你曾回復：“好的！”兒子，媽媽要當作家，你說：“沒問題，媽媽！”鼓手，我要當作家，然后再追憶與你的過往，再熬一鍋毒湯，殺死你！鼓手回復：“有病！”

后記

故事營終將是結束了，完成第一稿，正式進入37歲。鉆進辦公室打包舊物，迫不及待地扔掉，我想這便是珍妮對我最有力地推動。

把不完整的文字織成一段過去，在反復地回看中，再無牽掛。在7月復旦大學的創寫課上，我與陌生的同學袒露了自己50歲獲諾獎的妄想，沒有抬頭看同學的眼睛，但我看到了自己的無禮與坦誠。我，會與我的世界坦誠相待。故事未完待續，電話響起，是公司樓下的女校長糾纏下水道漏水事件的電話……對于文字，除了生的故事，還有活的故事，感謝三明治，感謝珍妮……

編輯導師｜珍妮

寫作者，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注冊針灸師

目前在西門菲沙大學學習小說和跨體裁（hybrid-form）創意寫作。她喜歡在寫作中讓人物經歷種種緣分巧合，發現內在的覺悟和成長。作品見于三明治，emerge2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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