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重慶,秋光浸潤著紅巖村的青磚黛瓦,一場跨越革命領袖與文人詩人的對話,定格了中國文壇與革命史上的溫情瞬間。彼時,重慶談判的硝煙尚未散盡,詩人徐遲懷著對文學的赤誠與困惑,在紅巖村見到了毛澤東,冒昧請教“詩應該怎樣寫”這一核心命題。這份請教,既是一位文人對創(chuàng)作本質的追問,更是亂世中知識分子對精神方向的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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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遲自幼浸潤于書香,兼具文人的細膩敏感與時代的家國情懷。他早年投身文學創(chuàng)作,以詩歌為刃,書寫山河破碎的痛楚、民眾抗爭的不屈,文字里既有江南文人的清雅風骨,又有熱血青年的家國擔當。抗戰(zhàn)時期,他輾轉多地,用筆墨記錄時代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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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徐遲心意的毛澤東,沒有長篇大論的闡釋,而是通過喬冠華,在徐遲珍藏的精美冊頁上,揮毫題寫“詩言志”三字,落筆遒勁有力,字字千鈞。這并非即興之舉,而是領袖對詩學本質的精準洞察,更是對文人情懷的深切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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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言志”源自《尚書·堯典》,是中國千年詩學的開山綱領,而毛澤東的題詞,賦予了這一古老命題全新的時代內涵。在他看來,詩歌從來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戲,而是詩人胸襟、意志與家國理想的具象化,是聯(lián)結個人情懷與民族命運的紐帶。這一見解,既契合中國文人“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又融入了革命年代的時代精神,深刻詮釋了“詩為心聲、志為魂脈”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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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僅以這一理念回應徐遲的請教,1957年《詩刊》創(chuàng)刊時,他也再次題寫“詩言志”,足見對這一詩學主張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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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遲用一生踐行了“詩言志”的囑托,筆墨生涯始終與民族命運同頻共振。著有詩集《二十歲人》、文藝評論集《詩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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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徐遲曾任《人民中國》編輯、《詩刊》副主編、《外國文學研究》主編。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他奔赴前方采訪,寫出了許多戰(zhàn)地通訊和特寫。后來,徐遲在報告文學領域又作出了突出貢獻。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質之光》《祁連山下》《生命之樹常綠》等。曾任中國作協(xié)理事、湖北省文聯(lián)副主席。2002年創(chuàng)立“徐遲報告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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