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情緒管理”，更重要的是“情緒自由”

《凪的新生活》

對當下感到不滿，對未來感到不安，懷有改變的決心，卻總是有心無力。焦慮，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tài)。

社會為什么不能允許我們在床上結結實實躺一個禮拜而不加評判？到底怎么做，才能找到我們自己的步伐、擺脫無處不在的焦慮？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和《帶著裂痕生活》為我們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思考與應對的方式。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一書批駁了市面上流行的“ 自我情緒管理”“積極正能量心理學”，相反，作者肯定了我們的焦慮、抑郁、哀慟、憤怒、痛苦等情緒，以廣闊的哲學、文學、心理學視野，真誠地寬慰我們：負面情緒并不是我們的缺陷，而是智慧、是人性、是人類獨有的力量；真正需要修補的不是懷有負面情緒的我們，而是這個充滿壓抑與偏見的社會。

《帶著裂痕生活》則基于40年的研究，梳理PTSD的診斷歷史、人們關于創(chuàng)傷的認識之變化，真實展現經受創(chuàng)傷者與生命困境角力的過程，讓我們在不確定性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即使破碎，即使創(chuàng)傷不會消失，也沒關系，尋找屬于自己的方法，不被它們支配，慢慢走。

壓力全面席卷，“正能量”成為新的枷鎖，我們需要以一種新的思維去理解焦慮，以一種更輕盈、智慧的方式與負面情緒共處——焦慮不是我們的敵人，裂痕不是我們的缺陷，帶著它們生活，才是真正自由的開端。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

“學會正確焦慮”

我問學生，有一枚紫色藥丸，吃下后能保證沒有痛苦地度過一生，他們會不會吃。

有少數幾個學生說不會，他們不想把生活中丑陋的部分（痛苦和恐懼）統(tǒng)統(tǒng)交出，只留下好的；他們希望人生能夠高處夠高，低處夠低，對人造的幸福沒有興趣。但至少也有一部分學生說了會吃，他們的思路是希望能夠多來點刺激，多來點冒險，多多享受生活；他們說痛苦和恐懼只會妨礙他們活出自我，少了這兩樣，生活會容易得多。

說“會”的學生不明白的是，少了對痛苦和恐懼的感受，反而會成為人所能經受的最危險的磨難。

比如先天性痛覺缺失，患者無法在受傷部位和腦之間形成恰當的通路，手挨上滾燙的爐子也不知縮回 。還有一種 烏—維二氏病 ，會 導致腦內感受恐懼的杏仁核受損。20世紀80年代，研究者報告了一名代號SM-046的患者，她不知恐懼為何物，因此一生中屢遭陌生人和親友的身體虐待。比起這兩種病癥，普通人對痛苦和恐懼的感受就顯得像超能力了。

我們感受焦慮的能力也是如此。蘇格拉底曾經告訴別人，他走到哪里都會有一個小小的聲音跟著，他稱之為自己的精靈（daimon），如果他要做一件危險或不合倫理的事，精靈就會發(fā)出警示。或許焦慮就是我們的精靈。

基爾克果不接受焦慮是一種不完美的觀點，他甚至說拒絕焦慮是“拘謹的懦弱”。他寫道：“偉大的焦慮宛如先知，預言著奇跡般的完美。”如果說完美是一個我們永遠求之不得的奇跡，那么焦慮就能告訴我們如何離這個奇跡更近一些。

它是一個聲音，提醒我們真實而又不確定的危險。它會說：“走錯路了！”“別進那個房間！”一個人感受不到焦慮，就和他感受不到恐懼或痛苦一樣危險。只有動物和天使不會焦慮，基爾克果如是說（雖然今天我們得問問他怎么就這么確定）。

他其實要說的是，遭受焦慮之苦總比根本體會不到焦慮要好。基爾克果認為焦慮絕不是醫(yī)學上的一種疾病，反而是人類獨有的一種力量。無論會誤導我們幾回，焦慮都永遠是一種正確的智慧……關于某些事情的智慧（焦慮的誤導性也許是它最壞的一面）。用基爾克果的模型來估算，焦慮的不是三成的美國人，而是十成的全人類。我們即使不愿參考可憐的基爾克果來規(guī)劃人生（他常常做不到實踐自己宣揚的道理），也至少可以先接受“焦慮完完全全屬于人類”的觀念。

《海邊的曼徹斯特》

在基爾克果、薩特和其他存在主義者看來，沒有在抉擇面前體會過眩暈，我們就不可能誠實地生活——因為那樣就不可能有意圖地生活。深淵召喚我們對它俯視，逼著我們直面徹底失敗的可能。當我們呆呆地劃著Instagram上的照片打發(fā)時間，后悔就在未來等著我們。對選擇閉上眼睛，并不能在日后使我們免于悔不當初。

自由就是會使人眩暈。它既美妙又悲慘，最重要的是它代價高昂。自由的代價就是焦慮。

薩特指出，人為了穩(wěn)定住自己，有時會對自己的角色過分認同。我們全心擁抱“母親”“總裁”“學生”的身份，就好像這些固定的身份能讓我們不掉進絕望的深淵似的。可是用薩特的邏輯看，這世上根本沒有什么母親、總裁或學生，也沒有什么內向者、精神分裂患者或阿斯伯格綜合征人士；有的只是一個個焦慮的人，因為眩暈而迫切地想將自己系在什么固定的東西上面。不這么做就只有自由落體這一條路了，而相較之下，將自己的手腕腳踝鎖在別人身上，鎖在不喜歡的工作上，鎖在孩子身上，倒顯得相當不錯了。

然而我們終究會在鎖鏈中覺醒。薩特認為，我們都是長了腿的一捆捆被否定的決策束。焦慮最突出的一環(huán)是所謂的“中年危機”：在這個時刻，我們會自問怎么走到了現在這一步，當初為什么沒有選擇更好的生活，或者余生打算怎么度過。

我們常常拿中年危機說笑，說它最出名的業(yè)績是破壞婚姻和提高跑車銷量，但其實中年危機是焦慮在賦予我們第二次機會。它在提醒我們自己不是機器人或者植物（我們是精神，不只是肉體，基爾克果說）。我們想好好生活，想做正派、幸福的人。沒有焦慮，我們就不會聽見這聲喚醒，也不會意識到自己已喪失了自由。焦慮讓我們接觸到飄浮在肉身上方的那部分自我。薩特把它稱為人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就是它在推動我們覺醒。沒有焦慮，我們就永遠醒不過來。我們也不會有意圖地愛或生活。

《曬后假日》

道爾自述她戒酒時，有另一個酒鬼給了她一種眼光，讓她可以不在酒精的掩護下遙望自己的未來人生。那個智慧的女人說道，做一個完整的人，“不是要感受到幸福，而是要感受一切”。

從那時起，道爾就始終在告訴讀者“感受一切”是什么感覺：“沮喪、失落、恐懼、憤怒、焦慮——這些我曾經用酒精麻痹的，現在第一次感受到了。”那感覺“毛骨悚然”，但道爾說那也是對世界顯露本真自我的唯一法子。她用了好些年才終于不把自己的焦慮看成一種不完美了。在她最近的一本暢銷書《未馴服》（Untamed）中，道爾這樣寫道：

自從戒酒之后，我再也沒好受過，一刻也沒有。我始終精疲力竭，又怕又怒。我一時不知所措，一時無動于衷，抑郁和焦慮折磨得我虛脫乏力。但我也感到了驚奇、敬畏、欣喜，開心到爆炸。疼痛總在提醒我說：都會過去，跟緊一點。我活了。

道爾戒酒之后就沒“好受”過。和她一樣，焦慮也從未離開基爾克果，他短暫的余生，一直被“思想那沉默的不安”所“包裹”，就在去世前三年，他還在為此感到“窒息”。但他相信，焦慮也可以分出好壞。我們或許不用把基爾克果看成演示焦慮的模范，但即使不效仿他，我們也依然能傾聽他的忠告。

在人生的后程，基爾克果寫道：“誰學會了正確地焦慮，就是學會了終極奧義。”

社會只教了我們錯誤的焦慮方式，它告訴我們焦慮是“正常”生活的阻礙，建議我們尋找各種應對機制來撫平那些可怕的聲音。面對風暴，它只給了我們差勁的準備。

即便說基爾克果從未學會正確地焦慮，道爾也學會了。自戒酒后，她找到了應對焦慮的更好方法。她創(chuàng)立了一個非營利機構，和有需要的人分享金錢及資源。學會了正確焦慮的她，在世界各地聽見了火災警報，也發(fā)現了需要撲滅的火情。道爾的敘事是基爾克果式的：焦慮的人沒有殘破，我們焦慮卻也完整。采納這個觀念是開始“正確”焦慮的一條路。亞隆補充說，通過“把握自身的人類境況，也就是人的有限性，人身處光明的短暫時間”，我們就能“增強對自己和對所有人的惻隱”。

《迷失東京》

《帶著裂痕生活》

適應威脅，關注挑戰(zhàn)

當人們處于逆境中，會自然地感受到威脅。至少起初是如此，人們只關注事情會變得多么糟糕。心理學家認為，當人們認為“自己應對壓力的能力和資源不足以應對危機”時（簡單來說，我們會認為自己將被威脅壓垮，或者由于應激源的存在，我們的處境會比當下還要糟糕），會進行威脅評估。實質上，我們就是在告訴自己：“情況會很糟糕，而且可能會越來越糟。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處理好。”我們越專注于威脅，就可能越痛苦、越焦慮；痛苦、焦慮的情緒又常常妨礙我們采取有效行動。長期的威脅導向又會催生消極反應。我們就會任由事件發(fā)展，不主動應對也不做任何嘗試。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加無法改善處境。

但如果我們關注挑戰(zhàn)，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首先，我們會以積極的姿態(tài)、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應激源。我們不會將其視為必須承受的威脅，而會將其看作即將應對的挑戰(zhàn)。而當我們積極擁抱挑戰(zhàn)時，我們就不會簡單地告訴自己事情會發(fā)展到何種糟糕境地，而是轉向思考需要做什么來解決問題。

談及挑戰(zhàn)導向如何促進靈活性思維，最近常常出現在新聞中的作曲家約翰·佐恩（John Zorn）就是最好的案例。佐恩花了幾個月的心血來籌備自己的作曲回顧展。他親力親為地把控各個方面，包括排列不同音樂家的樂譜，將它們分為不同的組合并進行錄制，制作伴奏混響來最終生產出成品。然而，就在一切工作接近尾聲時，他突然失去了資金支持。這個項目開銷很大，而現在已經沒有資金來支付任何開支。在經歷和消化了“最初的震驚”后，佐恩意識到他別無選擇，只能降低期待。他說：“我進入了‘來吧，來解決問題吧’的狀態(tài)。我總是有B計劃，我試著用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由挑戰(zhàn)導向促成的適應性變化會自動地映射到我們的身體反應上。

一系列研究驗證了這個過程。在一組研究中，研究人員會詢問被試者，他們認為自己會對某種應激源（例如輕微電擊）產生何種反應。在另一組研究中，研究人員要求被試者把應激源設定為威脅或挑戰(zhàn)。但無論被試者是自發(fā)的還是被要求的，相比于將應激源看作威脅的人，將之視作挑戰(zhàn)的人的身體反應明顯更傾向于采取行動，也更明顯地表現出適應性變化。適應性變化的過程如下：首先，交感神經系統(tǒng)增加了心血管的工作強度。心室收縮程度增強，心臟輸出量增加。通俗地說，也就是我們的心臟泵出了更多的血液。同時，腎上腺素被釋放并進入血液。腎上腺素水平上升，骨骼肌和肺部的血管擴張，這反過來又有助于控制血壓，幫助我們準備好更多的能量和機體資源以應對挑戰(zhàn)。同時，身體也可能會釋放另一種有效時間更長、威力更大的應激激素—皮質醇（cortisol），但這種反應是可控的，我們很快就能適應皮質醇的變化。上述身體反應的綜合作用，可以與進行高效的體育運動時的身體反應相媲美。

《強風吹拂》

反之，如果我們只關注威脅，我們的心臟輸出也會增加，但不會伴隨血管擴張。缺少了這一激素作用機制，心臟輸出增加往往會造成血壓過高及其他持久的整體應激反應。我們的身體也無法像前一種情況那樣，做好應對的必需準備。研究已證實，對威脅導向的生理反應與人將手腳浸入冰水中的消極應激反應類似。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能被動地忍受，而后隨著痛苦加深，能做的只有將手腳從冰水中抽出。

當應激源持續(xù)時間較長時，挑戰(zhàn)導向就變得更加關鍵。例如，人們發(fā)現，如果在學校遭到霸凌的孩子把事件看作一項挑戰(zhàn)，就更有可能去尋求幫助，從而有更高的概率擺脫事件產生的影響。人們發(fā)現，健康狀況整體良好的士兵更傾向于將戰(zhàn)爭經歷視為挑戰(zhàn)，同時具有挑戰(zhàn)導向的士兵的抑郁水平較低，身體不適情況較少，負面情緒較少，積極情緒更多。

脊髓損傷患者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忍受傷痛，對他們而言，挑戰(zhàn)導向尤其需要適應能力。保羅總是提到他的一位脊髓損傷病人的故事。那是一位瓦匠，在二十多歲時因工傷而癱瘓。事故發(fā)生后，他沒有沉浸在自怨自艾中，而是將自己的不幸理解為一種挑戰(zhàn)。他覺得這是一個重新關注生活的機會，隨后他開始在當地的一所大學里學習。在學習過程中，他發(fā)現自己對統(tǒng)計學非常感興趣。而最終，他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計算機研究員，開始了全新的職業(yè)生涯。還不止于此，這位成功轉型為研究員的瓦匠甚至表示，脊髓損傷是發(fā)生在他身上最好的事情。在講述這個故事時，保羅總是迫不及待地用他那濃重的愛爾蘭口音感嘆道：“其實只要提前做一下職業(yè)咨詢（而不必遭遇如此重大的不幸），他也能成為程序員。”

保羅對脊髓損傷患者的群體研究顯示，挑戰(zhàn)導向和心理健康之間也有著明顯關聯(lián)。例如，一項研究顯示，具有挑戰(zhàn)導向的患者與其他患者相比，抑郁水平較低，焦慮程度也較低。同樣的，我們共同進行的軌跡研究的結果顯示，具有挑戰(zhàn)導向的脊髓受損患者表現出復原力軌跡的比例也高于其他軌跡。同一項研究還說明，具備復原力的患者具備更加高昂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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