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鴉之戰中吃了個大敗仗，為何清廷反而認為英法不是主要敵人？

作者：金

中國有句俗話叫“記吃不記打”，很多時候，人不挨打就不長記性。人是如此，朝廷和國家也是如此。

話說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后，吃了個大敗仗的清廷對洋夷的看法也隨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負責與英法談判的恭親王奕，他在談判過程中即認識到：

列強只是“不愿以屬國自居”，其“內則志在通商，外則力爭體面，如果待以優禮，似覺漸形馴順”；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人“并非爭城奪地而來，實為彼此無欺起見。”

在當時朝中，同意奕看法的大臣也不少。如之前堅決主戰的署理戶部尚書沈兆霖也在條約簽訂后認為：

洋人“火器勝于中國，能及遠而有準”，其“以萬余眾入城，而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之專于牟利，并無他圖，已可深信。”

后成為京中名士的李慈銘，此時初到北京，他觀察一番后也認為，夷人“以數萬里浮海孤懸之軍，長驅入都，據堅城以自便，中國潰喪不復能師，使意在土地，則燕薊既在手中，當早有變易以新耳目，而往返請期，惟和是議。”

由此，奕等意識到，英法夷人也并非“性同犬羊”，他們并無占土奪民的企圖而以商利為重，“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

對此，曾國藩也曾對幕僚賓友說，洋人入京后，“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法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在他看來，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為下手工夫。”

作為儒家精英，曾國藩能有此認識，實屬可貴。

咸豐十年（1860年）末，奕等人上《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其中提出了頗具開創性的觀點：

“發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

在奕等人看來，以通商牟利為目標的英法列強只是“肢體之患”，不足深慮；俄國有侵吞國土的野心，值得高度警惕，乃“肘腋之憂”；當下最棘手的，莫過于發、捻內亂，這才是朝廷的“心腹之患”。

在區分威脅的大小遠近后，奕等人提出了明確的戰略目標與層次：“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折子最后，奕提出了具體建議，包括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關稅等。

接奏后，咸豐頒發上諭予以批準，但在原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事務”前加了“通商”二字。

對此，奕再次上奏，稱通商事宜已有上海、天津兩處南北通商大臣駐扎專理，總理衙門在京不便遙控；

更要緊的是，洋人雖然惟利是圖，但“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必滋疑慮。”

因此，奕堅決要求去掉“通商”二字。考慮再三后，咸豐同意了奕的奏請，“通商”二字被拿去。

由此，在內閣六部、軍機處之外，清廷中央機構又多了一專門的外事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

咸豐駕崩并辛酉政變后，身為皇叔的奕既是“議政王”又兼任首席軍機，這為其實現新的政治主張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早在咸豐尚在世時，奕即在《奏請八旗禁軍訓練槍炮片》中首次提出“自強”口號：

“臣等酌議大局章程六條，其要在于審敵防邊，以弭后患，然治其標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現撫議雖成而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

同為重臣的大學士文祥也認為，目前雖然“中外和好”，但此局面“非信約所能堅，非羈縻所可結，尤非姑息遷就所能了”，“總視中國之自強為定準”，只有“自強”，才是抵御外侮唯一有效手段。

奕說的“練兵”，不再是之前的“鳥槍弓箭”而是“添習火器”，而后者指的顯然是洋槍洋炮。由此，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又被稱為洋務新政）就此次第鋪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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