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城〕攀枝花以工業思維擘畫共同富裕藍圖

文 / 李后強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成都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四川攀枝花市作為全國首個地級市共同富裕試驗區，立足其深厚的工業基因與資源稟賦，創造性地將“辦工業”的理念與方法融入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之中。研究攀枝花以工業思維的系統化、項目化、規模化、標準化、效率化方式推進共同富裕試驗區建設的路徑，探討其如何將發展經濟的邏輯轉化為促進社會公平的動能，能夠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具有辨識度的“市域樣板”。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面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挑戰，探索有效的實踐路徑至關重要。2022年12月，四川省委、省政府賦予攀枝花“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試驗區”的歷史使命。作為一座因工業而興的新興城市，攀枝花并未沿用傳統的福利分配或單純輸血式幫扶模式，而是發揮其在規劃、管理、投入、產出等方面的工業優勢，將“辦工業”的系統思維、效率原則和項目化管理方式，全面應用于共同富裕這一“社會工程”的建設中，開創了以高質量發展驅動共同富裕的新范式。

一、注重頂層設計，以戰略規劃引領共富方向

“工業思維“源于工業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生產實踐，強調通過標準化、規模化、效率化、分工協作、技術創新、資源配置和質量控制等手段，構建高效、可控、可持續的生產體系，這是一種以工業化的邏輯和方法來推動產業發展的系統思維方式。這種思維不僅適用于傳統制造業，也逐漸滲透到農業、服務業、旅游業、社會建設、新興產業等領域，成為推動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理念。工業化思維與數字化技術融合是未來趨勢。在高度復雜和不確定的社會環境中，傳統的線性思維可能難以應對，必須從”牛頓思維“轉向”量子思維“，正確處理個性化與標準化、靈活性與原則性、局部性與整體性、傳承性與創造性、勻速性與躍變性、剛體性與疊加性、物質性與精神性等關系。辦工業，首重規劃與藍圖。攀枝花將共同富裕視為一項需要精密設計的“超級項目”，強化頂層設計與戰略統籌。

首先，確立清晰的“戰略目標”。如同設定工業項目的產能與產值目標，攀枝花明確了試驗區的階段目標與核心指標。例如，設定2025年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并量化了城鄉收入比、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等關鍵數據，確保改革方向不偏、力度不減。

其次，構建高效的“組織架構”。如同建立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四川省成立了由省級領導牽頭的推進試驗區建設專項小組，攀枝花成立了領導小組和辦公室，并建立工作例會制度，實現了高位統籌與資源的跨層級整合，破解了改革中的權限與協調難題。

最后，制定科學的“投入機制”。借鑒工業項目資本金制度，攀枝花設立了規模達5億元的“共同富裕專項資金”、 30億元的綠色低碳產業基金。資金采用“市級主導、上下聯動”的“提取+拼盤”模式，整合市、縣（區）財政資源，并明確資金投向“共同富裕試驗區重大項目”。基金主要是支持老工礦區、老舊小區、民族地區和新興產業發展，確保財政投入精準、高效，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共富資本”。

二、注重項目驅動，以重大舉措夯實共富根基

辦工業的核心在于抓項目、促投產。攀枝花將共同富裕的宏大愿景分解為一個個可落地、可考核的“共富項目”。

一是聚焦產業“延鏈補鏈”。如同升級工業生產線以提升附加值，攀枝花著力于提升傳統資源產業的價值段位。米易縣將釩鈦磁鐵礦廢渣轉化為新能源材料，鹽邊縣將鈦材加工附加值提升70倍，通過技術創新實現“變廢為寶”，為地方經濟注入新活力，為居民創造高附加值就業崗位。

二是實施城鄉“百村示范”工程。借鑒工業園區的開發模式，攀枝花實施“百村示范、全域整治”行動，構建“一主一副、一區兩帶”經濟布局。通過創建現代農業園區，建立鮮果深加工體系，形成“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產業鏈，有效帶動農戶增收，將鄉村打造為承載共同富裕的“共富基本單元”。

三是布局未來“新質生產力”。如同招商引資培育新興產業，攀枝花積極發展釩鈦鋼鐵新材料、氫能、釩電池、低空經濟等9圈21鏈產業集群，并在仁和區建成占據國內90%市場份額的光電信息產業集群。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有機融合，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些前瞻性布局不僅鞏固了工業基本盤，更為共同富裕提供了持久的內生動力，夯實了共富的經濟基礎。

三、注重系統管理，以機制創新保障共富效能

辦工業講究流程、標準與效率。攀枝花將這一管理哲學應用于社會治理，構建了系統化的共富保障機制。

在資金管理上，專項資金的分配遵循嚴格的決策程序，根據資金額度大小，分別報請市政府、市政府常務會議乃至市委常委會審定，確保重大資金投向科學、透明、合規，體現了“重大經濟事項決策”的工業級嚴謹。

在公共服務上，推行“公共服務人口地圖”建設，深化教育數智化改革，如同工業領域的“精益生產”和“精準營銷”，旨在實現公共服務的精準供給和均等化覆蓋。通過建設醫療教育共同體，有效解決了群眾“看病難、上學難”問題。近三年，本市就診率保持在97%以上，門診、住院次均費用分別下降5.7%、17.2%，基層就診量提高了10.6%，患者滿意度提升至95%。

在基層治理上，創新“工會進村”、“鄉村發展公司”、“智慧農資共富驛站”等模式，如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入市場化、專業化運營理念，盤活了鄉村資源，激發了內生動力。大力推進以城帶鄉，以工帶農，以先富帶后富，通過托底提低擴中等專項行動，兜住最困難的、幫助低收入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加快了共富進程。

攀枝花從市情特點出發，推進產業轉型升級，讓產品向中高端發展，產業鏈條向高附加值延伸。探索建立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聯農帶農機制，大力推動物流、文旅、康養等新興服務業發展。大力實施城市更新，改善工礦區和老舊小區城市面貌。推動關鍵領域深化改革，完善低收入群體托底、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實現路徑，統籌好精神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推動城鄉融合高質量發展。凝聚工作合力，促進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政策鏈有效協同，將試驗區建設與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有機結合，打造共同富裕樣板。2024年攀枝花人均GDP11.4萬元，排名全省第一，年收入超過10萬元的家庭占比突破了50%。

四、結論與展望

攀枝花以工業思維推進共同富裕試驗區建設，其本質是將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創造性地遷移至社會建設領域。他們的實踐證明，共同富裕并非簡單的財富再分配，而是一項需要系統謀劃、項目支撐、高效管理的復雜系統工程。通過戰略規劃、項目驅動和機制創新，攀枝花成功地將工業優勢轉化為共富動能，有效縮小了城鄉差距，提升了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并實現了常住人口的連續正增長。

展望未來，攀枝花還要在深化“全民、全域、全面富裕”的進程中，進一步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關注“一老一小”等重點群體的保障，持續優化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協調聯動，探索第四次分配方法，編制共同富裕總指數（GTF或者GCP）計算方案，向著“建全一套制度（推動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框架）、縮小兩大差距（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提升三個指標（經濟質量、公共服務、治理能力）的目標努力。攀枝花“以工促富”的探索，不僅為四川省乃至西部地區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更深刻啟示我們——在高質量發展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必須善用一切行之有效的發展工具，將發展的“硬實力”轉化為共享的“軟實力”，方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