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強行在全國推行一條鞭，對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該負一定責任

題記：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張居正和他推行的“一條鞭法”多么得好。其實，教科書所能承載的東西太少了。因此，給人的印象就是一條鞭似乎是張居正創立的似的。同時，推行一條鞭法加大了中央財政收入。但這又對國家和百姓有什么好處呢？增加財政收入就是用于正道兒了嗎？所以，過往對于一條鞭法的過度肯定，掩蓋了它在新舊時代下（奢靡、享樂、高度自我，由此導致日后漢奸橫行）過于倉促、過于被動接受白銀而沒有考慮使用白銀的種種問題。從而，晚明社會的“機型經濟繁榮”過于明顯了。今天我們就來專門談談一條鞭。

本文的主旨不再于批評一條鞭法和張居正，而在于說明：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讓百姓取得好處，同時，任何改革都有負效應，應該更公平的看待一條鞭法。它的好處已經談的夠多的了，我們就只談問題。同時，有不少人都說是張居正后面的人把問題搞糟了。但問題是，張居正在推行一條鞭的時候，真正的核心問題都沒有觸碰過，例如土地兼并問題、整個精英階層的利益問題、過度奢侈享樂化問題等。

一條鞭法的名字首先出于嘉靖十年（1531年），那一年江西南部即南贛都御史陶諧（先后兩次）、御史傅漢臣先后提請施行一條鞭法，但是否得到皇帝同意并真正實行起來并無記載。真正有記載的是1534年的南直隸旌德縣知縣甘澧在較大范圍內施行一條鞭法。嘉靖四十年（1551年）、四十四年（1555年）浙江巡撫龐尚鵬在浙江推行一條鞭法。

隆慶初年，江西巡撫周如斗在江西推行。三年（1569年）海瑞巡撫應天九府開始嚴格推行一條鞭法。其后，江南、福建、山東等地也開始推行一條鞭法。最終萬歷九年，張居正將一條鞭法正式推向全國。

一條鞭法暢行全國后，各種問題開始出現。例如，農民交不出白銀造成賤賣糧食、農具等現象，賣兒鬻女的也越來越多。這種情況，在白銀最終成為法定貨幣之前的嘉靖年間就已經非常嚴重，致使流民大量出現。沿海產鹽地區的灶戶們更是“十室九空”。從表面上看，中國是當時世界的第一財富大國，然而，那又有什么用呢？

明末的嚴重貧富分化加劇了政府的財政危機，又由于封建政府無法做到直接征稅到戶，交由地方紳士代收，他們往往會從中克扣稅款。顧炎武曾講過上海地區的賦稅征收中出現的此類現象：每收銀一千兩，往往有五十多兩被克扣，到后來百兩也不足為奇。

正因為如此，明末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才都將矛頭指向了白銀，都提出了“廢銀”的主張。廢銀的主張并不正確，白銀只是流通媒介，問題的根源是明朝的白銀政策，即貨幣政策。

對于明代的貨幣政策歷來思想界就有反思，梁方仲先生是早期指明白銀普遍使用后有負面作用的人之一。他說：銀子的普遍使用，固然是貨幣經濟抬頭的表征，但是銀子的使用方法，隨著階級基礎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銀子自然是集中到少數高級官吏手中……在貨幣的流通范圍內，儼然已分成兩個世界。

明朝晚期的白銀法定貨幣化，對于社會經濟、商品經濟、國家制度典章、社會結構變遷、社會文化思潮、心理價值觀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其間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白銀法定貨幣化對社會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負面影響很大。原因在于：歷史沒有給晚明足夠的時間，規范商人、世人的社會角色。正如一個一貫受到欺辱的人突然暴富后一樣，以為有了錢就可以操控一切。

受慣了蔑視的商人在得到了比“士”還要尊貴的社會地位后，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行為規范。再加上明朝中后期，商人家族成員大規模進入政府，使官商一體化現象非常嚴重，從而加重了吏治腐敗。

當晚明成為白銀帝國之后，皇族、官僚、富商們窖藏大量白銀使得市面上流通的白銀并不多。百姓們賣兒賣女、賣田賣地都無法繳稅。因此，大量百姓逃戶，土地荒蕪，村莊敗落。早在萬歷朝，這種情況就已出現。自1551年到1600年徽州的地價跌幅達40%，請注意，這是在土地市場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出現的現象。

與此同時，各類關于白銀的民事、刑事案件層出不窮。例如，萬歷年間浙江的張應俞編纂的《杜騙新書》90%記載的都是白銀交易以及欺詐案例。天啟、崇禎年間的河北王肯堂縣令也統計了他任知縣時審理的304件案例，涉及貨幣、財產的就有165件，其中涉銀案件就有89件，占全部案件的29%；涉銅錢案件為40件，占全部案件的13%。北方銅錢的使用比南方要廣泛，因此，北方銀銅比例大約是1:2；同期的南方地區，則在 1:3~1:4。

白銀帝國給普通百姓帶來的是無盡苦難。之前是官僚壓迫，而白銀帝國時期則是官商共同壓迫百姓。白銀在破壞了舊的等級觀念的同時，又催生了新的等級觀念。一些儒家理念中的正面思想，如“愛國”被效忠家族利益所代替。再如，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員往往非常重視“名節”，然而，到了晚明，名節敵不過十兩銀子的官員大有人在。

在當時，商人中有文化的人可以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沒有文化的則可以通過捐錢成為官員。例如，正統年間的江蘇淮安人徐頤、常熟魏姓商人，二人花巨資買了中書舍人的官職，其后魏姓商人還當上了主事。當時，北京有一句口頭禪叫“金中書，銀主事”。到了1451年，明政府正式允許賣官鬻爵之后，大富大商可以買大官，一般商人和地主通過捐錢也可以成為“義民”，好處就是可以頭戴紗帽、免除勞役。

僅從咸化十年到弘治元年（1487年），長洲一個縣就有差不多三百人花錢買“義民”的頭銜，每人40兩銀。這一個縣，僅賣“義民”名號的錢就達到了1.2萬兩。然而，“義民”們不會做賠本買賣，因為可以免除勞役，這些人變著法兒地將不相干的人收攏在自己的家園內，形成了一大群不用繳稅的人。可以說，明政府在一方面增加了財政收入，卻在另一方面導致了長期稅收收入流失，并越來越對治理下的臣民失去控制。

商人買官、買義民稱號，其主要不是為了免除勞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到了后期隨著高利貸經濟的發展，官商的關系又有了新的變化，商人向官員放貸，從而緊緊地將官員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學，為了應付官場越來越奢侈的消費之風，怕被別人看不起，也向高利貸商人借了三四千兩銀子，最終給后世子孫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債務。即使國家處于危難時期，這些人同樣為了保護自己的榮華富貴拒絕幫助政府。例如，為了抵擋李自成起義軍，崇禎要求大臣、皇親國戚、宦官捐錢。結果如何呢？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崇禎皇帝號召捐錢結果官員也就捐了幾十萬而已，可李自成一逼問，至少得了兩千萬。正如崇禎所說：假如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大明就有救了。然而，這可能嗎？

如果沒有外敵、沒有內亂，這種情況還不至于非常危險，但是崇禎就趕上了這個倒霉時期。而且，史上最大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也來湊熱鬧。自1638年開始，中國連續十數年發生大范圍的干旱，其后是瘟疫，與此同時水災、地震也頻繁發生。這一切又造成了糧食危機、通貨膨脹。在經濟發達的蘇州地區，一斤大米的價格達到了100文，在陜西某些地方一斤大米的價格高到二三百文，顯而易見，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大富之家也難以承受。崇禎年間，陜西華州故縣堡的百姓將當時的物價刻在了石頭上。

感時傷悲記

蓋自累朝以來，饑荒年歲，止見斗米三錢倍增七錢者，余等痛此遭逢，尚謂稀有之事，豈料崇禎八、九年來，蝗旱交加，浸至十三、四年，天降大饑，商雒等處稍康，四外男婦奔走就食者、攜者、負者、死于道路者，不計其數；萬狀疾楚，細陳不盡。余等菜羹糠食，幸得生全，出此大劫。回思苦狀，可傷可畏，日夜難忘，以故糾眾同心，立石謹志，后之考古君子覽焉。

頌曰：囑咐一塊石，記載千古愁；來世有見者，難道不淚流。計開當年時值：

稻米粟米每斗二兩三錢，小麥一斗二兩一錢，大麥一斗一兩四錢，蕎麥一斗九錢，莞斗一兩八錢，麩子一斗五錢，谷糠一斗一錢，柿果一斗一錢五分，核棗一升一錢，鹽一升銀九分，清油一斤一錢六分，豬肉一斤一錢八分，紅白羅蒲一斤一分，棉花一斤三錢二分，麻一斤一錢，梭布一尺五分……

糧食問題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國實在太重要了。假如糧食問題真的像茅于軾等教授說的那樣簡單，花錢買的話就好了。可惜，動亂、戰爭發生時，你有錢也買不到糧食。

官商在進行大量窖藏白銀的同時，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使用去向，那就是開典當鋪。如果各位仔細觀察的話，在劉瑾、嚴嵩、徐階等高官的生意中，都有典當業。無論劉瑾、嚴嵩等奸臣庸臣，還是徐階、張居正等忠臣能臣都一樣。

由此看出，白銀帝國下高度發達的高利貸經濟是又一大特色。很顯然，高利貸經濟使農民、中小商人的破產速度加快了。如此，就造成官員更貪，民眾更加仇視政府，知識分子走投無路，開始投靠農民起義軍。而正是這種過于一刀切的政策，使得北方特別是西北缺銀地區的百姓，最終因為無銀而交不起稅。再加上自然災害的嚴重，農民起義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對此，張居正強推一條鞭法的做法應該對此負有一定責任。

對于明亡，本號內還有如下文章

從官員休假與娛樂談享樂亡國，明朝的皇帝背叛了祖先朱元璋此文有四篇比較重要的文章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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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經濟學家說的，當明朝內閣大學士的他早就說過了，結果明亡了

明亡于萬歷，國內遍布流氓的朝代怎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