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倫氣候大會的悖論（一）

被寄予厚望的“落實”大會，誰來落實？

文/趙玥

悶熱、嘈雜、暴雨……這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下稱COP30）的現場狀況；同時，由于閉幕反復延期，會場的部分參會者只好用吹泡泡打發時間。這個畫面構成一種奇妙的觀照：高溫暴雨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參會者地球變暖、極端天氣增多的現實，然而這并不能讓所有參會者都下定決心達成一致。

客觀上來說，COP30意義非凡。

它是首次在亞馬孫雨林召開的氣候大會，是《巴黎協定》達成十周年之際的一屆氣候大會，也是首次沒有美國代表團參會的氣候大會。最關鍵的是，它被視為是聚焦“落實”承諾的一場大會。然而，遺憾的是，即使有這些定語加持，大會的最終成果并不樂觀。

01

貝倫與森林保護

“在承諾與行動日益脫節的現實下，巴黎協定第二個10年的主題已然明確——從‘承諾’轉向‘實施’。”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碳中和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譚顯春如此評價。

為什么COP30選址貝倫？究其原因，在于它“亞馬孫雨林門戶”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定位。

亞馬孫雨林被視為“地球之肺”，也是當地原住民的家園。它蘊含巨大的碳匯能力，孕育著世界上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其健康狀況與全球氣候變化息息相關。選擇貝倫作為COP30的舉辦地，正是借其毗鄰亞馬孫雨林的獨特地理與文化象征，讓森林保護成為全球談判的中心。

因此，巴西總統盧拉于11月4日簽署法案，決定在11月11日至21日期間將巴西首都由巴西利亞遷至貝倫。其用意至深。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巴西北部小城，突然成了“首都”，第一次登上世界舞臺，暴露在聚光燈下。

其實，今天貝倫的光芒遠比不上10年前的巴黎。

沒有人能忘記2015年12月12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21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1）上，經歷13天馬拉松式的談判后，時任法國外長法比尤斯手中落下的綠色小木槌——近200個締約方國家代表一致贊同的《巴黎協定》通過了。

自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后，人們就期待一份新的氣候決議，真正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巴黎協定》被視為“拯救地球最后、最佳的機會”，也被視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里程碑和轉折點。

《巴黎協定》設立了目前全球范圍內最重要的氣候目標：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之內，并努力限制在1.5℃以內。

在責任分配上，《巴黎協定》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達國家率先減排；發展中國家得到資金與技術支持后，也要積極采取減排行動。協定還規定，從2020年開始，發達國家每年提供美元，協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并最遲在2035年前提出新的資金援助目標。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巴黎協定》將“國家自主貢獻（NDC）”作為核心的運行機制。每五年，每個國家都要提交一份最新計劃，說明各國即將采取的氣候行動。另一個機制是“全球盤點”，同樣以五年為周期，評估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取得的進展。

但10年過去，地球升溫已無可避免。世界氣象組織顯示，“從2015年到2025年的這11年，是有176年觀測記錄以來最溫暖的11年。2025年有望成為有記錄以來第二或第三熱的年份。”

當初《巴黎協定》的眾多協議仍未得到落實。有苛刻的國外媒體以十分制給本屆氣候大會打出低分。妥協、令人失望、人類失敗……負面詞語紛至沓來。

當然，本屆大會也有成功之處。那就是森林議題。

身處亞馬孫雨林，大會宣布成立“熱帶森林永續基金”（TFFF），擬通過債券方式籌集1250億美元。其中，包括由公共資金提供的250億美元擔保，以吸引私人資本支持森林保護。各國總計承諾約95億美元森林保護資金，其中近70億美元流向巴西。

該基金最終籌集66億美元，主要來源于歐盟、北歐國家與印尼。包括中國在內的53個國家為TFFF提供了資金或某種形式的政治支持。其中，34個為熱帶森林國家，覆蓋全球90%的森林面積。此外，法國與歐盟承諾向第二大熱帶雨林剛果盆地提供25億美元資金支持。

此前，環保組織普遍期待本次大會能提出明確的避免毀林與森林退化路線圖、行動方案與時間表。遺憾的是，COP30并未在“避免毀林”議題上提出更具雄心的目標與方案，僅重申了2030年前終止毀林與森林退化的既有用語。

02

化石能源的博弈

淘汰，還是繼續？這是個問題。

原定于11月21日閉幕的COP30，因為一場關于全球能源體系命運的博弈而僵持不下，故而延期。爭論的中心為“化石燃料淘汰路線圖”。這毫無疑問是本屆大會的關注焦點。

這并非新議題。2023年，在阿聯酋舉辦的COP28峰會中，各國首次就“能源系統需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達成歷史性決議。該決議首次明確所有國家需“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減少能源系統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在這關鍵的10年加快行動，以便在2050年實現與科學相符的凈零排放”。然而，這項決議雖然確立了方向，卻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與實施步驟。正因如此，許多國家認為，只有在COP30推動出臺更具體、可衡量的轉型路徑，才能避免共識弱化，并增加減排承諾的可執行性。

然而，談判桌上，陣營分明，劍拔弩張。

超過80個國家支持制定明確的化石燃料退出計劃，歐盟、哥倫比亞及小島嶼國家聯盟為此陣營的主力軍。COP30會議召開前，歐盟就明確表示支持全球淘汰化石燃料，主張逐步減少對其的生產、消費和補貼，并呼吁全球實現公平、公正的能源系統轉型，在2050年實現覆蓋所有國家的“凈零排放”。因海平面上升而受到威脅的大洋洲島國——馬紹爾群島的氣候特使則指出，呼吁制定淘汰化石燃料的路線圖，是各國為快速落實“1.5℃目標”而采取的緊急行動。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俄羅斯等主要產油國以及依賴化石燃料發展的國家，如印度，組成了另一陣營。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與化石燃料緊密相連，它們擔憂強制性的化石燃料退出將危及本國的經濟增長、財政穩定與能源安全。俄羅斯代表謝爾蓋·科諾努琴科直斥支持淘汰化石燃料者“表現得像一群想要把所有糖果都據為己有的孩子”。

面對僵局，COP30主席國巴西推出了名為“Mutir?o”（集體努力）的折中方案，表示可以通過自愿聯盟的方式推進工作。最終文件中并未出現“化石燃料退出路線圖”的表述，關于擺脫化石燃料的合作僅以自愿性倡議和后續對話等形式出現，未形成具有約束力的聯合國氣候文本條款。

沒有約束，白紙一張。

另外，未出現在談判桌前的美國代表團，其實已經“出現”在談判桌前。自總統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宮后，美國能源政策已經發生根本性逆轉。石油巨頭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戰略分歧。雪佛龍、康菲石油等企業選擇“順勢而為”，悄然弱化氣候承諾，實際動作明顯偏向傳統油氣擴張。

從全球排放看，清潔能源擴張的同時，化石燃料并未出現決定性的絕對下降。《排放缺口報告2025》指出，2024年全球化石燃料相關二氧化碳排放仍在小幅增長，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直接和間接排放合計仍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絕大部分。在缺乏針對化石燃料產量和新項目投資的硬性約束時，“新增綠電”在許多國家更多是滿足增長的能源需求，而不是替代存量化石能源。

國際能源署（IEA）2025年《世界能源展望》以模型分析了三種核心情景，結果令人深思：凈零排放情景（NZE）的總體能源系統成本最低，而依賴化石燃料的CPS情景成本最高。雖然凈零情景需要在清潔技術方面投入更高的前期投資，但最終能節省數萬億美元的支出。IEA的報告清楚地表明，凈零排放已不再只是氣候議題，更是經濟上最優的路徑。然而，在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巨大的分歧讓化石能源的未來之路撲朔迷離。

03

“只說難做”的資金問題

透過各種爭論，我們會發現，“錢袋子”永遠是造成各種分歧背后的那只手。可以說，氣候融資一直是全球氣候談判中最敏感、最關鍵的問題之一。

有氣候雄心，而無雄厚財力。誰來出資，如何問責，始終是氣候大會談判的最大難點。

根據《巴黎協定》，發展中國家堅持《巴黎協定》第9.1條，強調發達國家應當提供氣候資金，特別是適應和公共贈款；而發達國家則回到第6條，強調碳市場和私人資本，更多提供貸款而非贈款。

2024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COP29上，締約方同意設立新的集體資金量化目標（下稱NCQG）：到2035年每年為發展中國家動員至少3000億美元，用于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同時提出，應通過公共和私營部門合力，將資金總量擴大至每年1.3萬億美元。簡言之，3000億美元是發達國家出力的底線，而1.3萬億美元是所有締約國合力籌集的總目標。

COP30圍繞NCQG展開討論，重點在于如何落實《巴黎協定》第9.1條下的公共資金承諾，擴大氣候融資規模。最終版協議要求，最遲2035年前，將適應資金至少提高至3倍，并敦促發達國家明確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適應資金的路徑。

然而，稍微回溯一下，就會發現這個“錢袋子”并不好掏。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2022年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并動員的氣候資金達到1159億美元。這是首次突破“每年1000億美元”的目標，但比原定應在2020年實現的承諾整整延遲了兩年。另一項來自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評估顯示，發展中國家在2035年的適應資金需求預計將達到每年3100億至3650億美元；而截至2023年，全球公共適應資金僅約260億美元，缺口巨大。

另外，在美國影響下，全球最大的銀行聯盟之一——凈零銀行聯盟已經解散，許多頂級企業領導人也未出席今年的COP會議。

因此，多家國際機構認為，本屆大會在資金路徑上仍缺乏清晰方案。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在會后聲明中指出，適應資金3倍化的目標值得肯定，但協議并未明確資金來源，也未形成具有約束力的執行機制。

“貝倫文本最值得檢視之處，在于氣候資金的‘量’和‘質’。”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碳達峰碳中和專委會委員陳鈺什博士評價道。

他指出，從資金總量看，問題最突出的仍然是適應領域。根據《氣候適應缺口報告2025》，即使貝倫承諾在當前基礎上“翻倍”，也難以接近實際需求，更難以彌補過去多年承諾與落實之間的缺口。

另外，從資金結構看，債務工具占比過高；從制度安排看，新的“集體目標”與需求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他認為“每年至少向發展中國家提供3000億美元氣候資金”，這一數字相較于此前“每年1000億美元”的目標有所提高，但既沒有單獨設定適應資金的最低比例，也未充分考慮通脹因素。按照測算，到2035年，考慮通脹后的發展中國家適應資金需求將升至每年約4400億至5200億美元，明顯高于NCQG所能覆蓋的水平。

在公共資金明顯不足的背景下，談判方寄希望于撬動私人資本，但資本市場給出的反饋并不樂觀。摩根士丹利報告顯示，截至2025年6月底，全球可持續基金資產約占全部公募基金資產的6.7%。這一占比低于2023年同期的7.2%。利率高企、地緣風險上升和國內政治爭論，使得部分投資者對“氣候”與“可持續”主題持更謹慎態度。

總之，“由誰出資、何時撥付”仍無清晰答案，項目匹配難度較高及落地速度偏慢的三大難題尚未解決，氣候融資仍會出現“資金規模的預期在不斷提升，但真正落地的項目仍推進緩慢；制度框架越來越完備，但執行路徑尚不明確”的尷尬局面。

04

首次亮相的貿易議題

值得慶幸的是，本次大會，貿易議題首次被納入成果文件。

貿易議題是本次大會的“暗線熱點”，特別集中在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與森林砍伐相關進口法規等“單邊貿易措施”上。

發展中國家普遍擔憂此類政策將加劇全球經濟去碳化進程中的不公平現象。最終，談判各方達成關鍵共識：未來將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屬機構框架下，就“氣候相關單邊措施”開展三輪結構化對話，重點討論如何通過國際合作降低發展中國家的合規成本，避免政策疊加導致重復監管或貿易扭曲，并計劃于2028年召開高級別會議對成果進行綜合評估。

協議文本強調，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在采取氣候應對措施時，任何國家不得以單邊行動制造不合理的貿易歧視或變相貿易壁壘。此外，協議提出引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貿易中心、聯合國貿發會議等多邊國際貿易組織參與協調與對話機制。

可以看出，真正的經貿議題正逐步融入氣候政治。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將有更聚焦的正式渠道表達關切、提出調整要求，而非被動接受其他平臺已形成的貿易規則。然而，相關條文對CBAM等具體措施的實際影響仍有待觀察。

對于這一方面，中國恐怕有最切身的體會。

近年來，歐盟和美國宣布對中國“風光”能源領域的調查，以公平競爭之名損害公平競爭環境。隆基綠能德國子公司隆基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電氣的兩家子公司上海電氣英國公司和上海電氣香港國際工程公司展開反補貼調查，此前均受到歐盟所謂是否在以公開招標中違反了《外國補貼條例》規定的排斥。

另外，自2011年11月遭遇美國“雙反”以來，中國光伏產品共遭受美國、歐盟、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的15起貿易救濟調查。

“中國產品走向世界依靠的從來不是所謂的補貼，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企業家的勤奮、創新和競爭意識。”中國駐歐盟使團經濟商務處公使彭剛去年在歐盟媒體上發表署名文章。這是針對歐盟日前先后對我國光伏企業、風機制造商發起最新調查的強力反擊。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稱，中國新能源相關產業的發展是技術、市場、產業鏈等多重優勢的體現，相關產品出口為全球應對通脹、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希望歐方不要一邊唱著應對氣候變化的高調，一邊損害應對氣變的努力。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董一凡認為，當前，歐盟利用新能源產品推進能源轉型的訴求與歐洲新能源制造產業的商業利益存在“溫差”。“一方面，歐盟希望推動可再生能源裝機目標加速落地，尋求更便宜的產品和設備價格；另一方面，出于保護本土市場、獲取利潤的目的，歐盟認為中國產品是對其商業利益的挑戰和威脅，因此向渲染進口產品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方向靠攏。”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胡軍表示，面對以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為首的單邊碳貿易壁壘，中國始終認為應堅持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等國際社會早已達成共識的原則，拒絕以環境問題為借口采取不符合國際法的單邊、懲罰性和歧視性的保護主義措施。此前，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下聯合印度、巴西等立場相近成員連續發起三次提案，推動對CBAM等單邊措施加強審議監督；在COP29上，聯合基礎四國對CBAM等國際碳壁壘問題提出嚴重關切。

在矛盾與希望的風暴中，COP30落下帷幕，全球氣候治理的未來依然充滿了未知與挑戰。COP30的意義不在于新增目標，而在于開啟真正的“實施十年”：讓國家自主貢獻NDC嵌入法律與政策，讓萬億美元融資落實為可執行項目，讓適應指標成為共同衡量體系，讓公平原則通過更快減排與更充分支持落到實處。只有這些進展得以真正推動，COP30才有望成為全球氣候治理從“承諾赤字”走向“行動盈余”的關鍵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