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老鼓樓衙署：重慶城底的宋元密碼

引子：巴縣衙門下的驚天發現

在重慶渝中區解放東路望龍門街道，有一片被老重慶人稱為“巴縣衙門”的地方。這里背靠金碧山，面朝長江，是重慶主城的核心區域。

2010年4月，當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這里揮下第一鏟時，誰也不會想到。

腳下竟埋藏著一座，能夠改寫重慶城市史的珍貴遺址——老鼓樓衙署遺址，將為我們揭開一段，塵封了近八百年的山城往事。

宋元之際的軍政中樞

戰火催生的川渝指揮中心

老鼓樓衙署遺址，興建于宋蒙戰爭的歷史背景下，這在考古發現中得到了充分印證。

遺址中最為震撼的發現，當屬那座夯土包磚式高臺建筑（編號F1）。

這座建筑已揭露部分南北殘長24.3米，東西寬24.7米，護坡墻及條石基礎殘高近10米，規模之宏大，令人嘆為觀止。

最讓考古人員興奮的是，在筑墻磚上發現了“淳祐乙巳東窯城磚”“淳祐乙巳西窯城磚”等紀年銘文。

這些銘文如同穿越時空的身份證，明確告訴我們這些建筑建于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

在那個蒙古鐵騎南下的動蕩年代，這里正是川渝地區的軍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慶府治所。

布局嚴密的宋代衙署

考古發現顯示，宋元時期的遺跡共有58個。

其中Ⅰ區的F14與Ⅱ區的F83、F87形制規整，結構相似，在遺址東、西部遙相呼應。

這些建筑與中部因地勢北高南低、呈階梯狀分布的F82、F55、F36及南部的F54、F80，大致圍合成了宋代衙署的院落式布局。

考古專家推測，那座宏偉的高臺建筑F1，很可能就是附屬于當時衙署建筑的“譙樓”或“望樓”。

在戰時，它既是報時的鐘鼓樓，也是觀察敵情的瞭望塔。

與此同時，在Ⅱ區西部還發現了一組由F82、F55等建筑組成的建筑群，根據出土的佛像及香爐器足等遺物分析，其功能可能與宗教活動有關。

明清時期的沿革變遷

明代衙署的規整格局

進入明代，老鼓樓衙署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考古發現的明代遺跡達100個之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Ⅱ區的一組大型建筑群。

這組建筑被東西兩道貫穿發掘區南北的大型石墻（Q3、Q5）圍合成一個大型院落，南北殘長115.6米，東西寬54.1米，面積達6200余平方米。

該建筑群分區明確、布局規整，存在明顯的南北中軸線，應當是明代重慶衙署的核心組成部分。

各組院落在布局結構上存在主次之分，很可能對應著衙署的不同功能分區。

清代巴縣衙門的最后輝煌

到了清代，這里的衙署功能依然延續。

考古發現的清代遺跡有101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Ⅰ區北部的建筑基址F7。最令人驚訝的是，F7四壁墻基內側設排水暗溝，是古代先進的排水系統。

考古發現的重大意義

填補空白的城市考古

老鼓樓衙署遺址的發掘，填補了重慶城市考古的重大空白。

遺址規模宏大、紀年明確，文物遺存豐富，地層關系清晰，宋元、明代、清至民國三個時期的衙署建筑疊壓分布，如同一本立體歷史教科書，直觀展示了重慶近千年的沿革變遷。

發掘中，考古人員共清理房址、水溝、水井、道路及灰坑等各類遺跡261個。

出土了文物9000余件（套），標本數萬件。

這些實物資料為了解，重慶古代城市發展提供了第一手證據。

見證歷史的獨特價值

老鼓樓衙署遺址的獨特價值，首先體現在它與宋蒙戰爭的密切關系。

這里曾是南宋時期川渝山城防御體系的籌劃指揮中心，而這個防御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從這里發出的每一道指令，都可能改變戰爭的走向。

其次，遺址背山面江、坐北朝南的布局，既符合中國傳統衙署建筑規制，又體現了鮮明的巴渝地域特色。

這種將中原制度與地方特色完美結合的案例，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提供了絕佳樣本。

結論：重新認識重慶的歷史地位

老鼓樓衙署遺址的發現，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重慶在宋元時期的歷史地位。

這里不僅僅是偏安西南的地方治所，更是在宋蒙戰爭時期承擔了區域性指揮中心的重要職能。

遺址中出土的那些帶有紀年銘文的城磚，那些規模宏大的建筑基址，那些設計精巧的排水系統，都在向我們訴說著這座城市往日的輝煌。

從南宋的四川置制司，到明代的重慶衙署，再到清代的巴縣衙門，這里始終是重慶城市行政的核心區域。

當我們漫步在解放東路的現代街巷中，很難想象腳下，竟埋藏著如此豐富的歷史密碼。

老鼓樓衙署遺址的發掘，不僅讓我們看到了重慶城市的根脈所在，更讓我們理解了這座山城永不屈服的精神傳承。

從宋蒙戰爭時期的堅守，到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氣質，或許早在八百年前就已經深植在這片土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