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 | 三維一體：論人類社會的廣義再生產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邏輯（中）

二

人類自身種群的再生產

上述論及的物質資料的再生產理論，揭示了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和價值補償問題，內在地包含了勞動力的再生產，而勞動力的再生產又合乎邏輯地應當引出人類社會自身種群的再生產——這就從經濟學視域自然而然地擴展到“人口科學”的視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已明確地提出了基于唯物史觀的“兩種生產”命題：“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7] 其中，物質資料的生產維系著個體的生存，而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群繁衍）則保證人類社會的延續。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來看，在人類脫離一般動物界的漫長史前階段，生產力的極端低下是制約種群存續的根本性因素。在至少200余萬年的人類史前階段演化歷程中，除“智人”一系之外，其他眾多原始人群因無法穩定地獲取足夠的物質資料以支撐其種群的再生產，最終走向滅絕，其中包括著名的周口店“中國猿人”——亦稱“北京猿人”。然而，“智人”一系得益于非洲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及其他復雜因素，其自身的再生產鏈條沒有中斷。最終，他們成功“走出非洲”，繁衍擴散至全球，形成了今日的人類社會大家庭。這一過程證明了恩格斯“兩種生產”理論的內核：以物質資料的獲取與生產支持人類種群的生殖繁衍，并形成緊密合一、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

當生產力發展到能夠穩定產出超越群體生存基本需求的“剩余產品”的階段后，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形成了財產的私有制，并形成了與私有財產傳承相關聯的父系社會（父權）模式，經歷了從群婚、對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的演變。這一系列變遷總體上標志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其中婦女權益的狀況也成為觀察社會文明程度的一個標志性視角。但所有這些社會制度與文化形態的演變，歸根結底，始終為人類社會在“地球村”這個資源有限的自然環境下，如何更好地實現自身種群的再生產這一核心問題所驅動。

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社會的人口總規模實現了兩次巨大的飛躍，但其上升過程卻是在“治亂循環”所致的劇烈上下波動之中完成的。據西晉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所載，夏禹時期人口為1355萬。其后的史書中可得數據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在籍人口為5959萬余人[8] ，但王莽之亂和東漢初的戰爭使人口降至2000萬左右[9] ；東漢后期的永壽三年（157年），重新升至5549萬；至三國末期，人口損失大半，僅有約2300萬[10] 。直至隋朝的大業五年（609年），再次恢復到5000萬左右[10] 。盛唐時的人口高峰，曾達公元755年的9000萬[10] ，但安史之亂使人口銳減至不足2000萬[11] 。兩宋時期，崇寧元年（1102年）境內人口超過9000萬，但其后的戰亂導致元朝人口大幅下降，至世祖至元廿八年（1291年）降至不足6000萬[8] 。明初人口恢復至8000萬左右，經過明朝時期的穩定增長，到明朝后期人口峰值達到1.6億[10] 。入清之后，人口又銳減近50%，到乾隆六年（1741年）才回升至1.4億[8] 。

歐洲歷史上的人口規模變化相對平緩，但也有公元200—600年間因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滅亡使人口從2760萬降至1860萬，公元1300—1400年間由于黑死病瘟疫使人口在一百年內從5835萬降至4150萬的兩次顯著下降[12] 。

這一視角的觀察所引出的一個重要學術理論命題，是圍繞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認識與爭議。馬爾薩斯的核心觀點，是來自十分清晰的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可提供的食物供給品增長的對比關系。在1798年問世的《人口原理》中，馬爾薩斯提出，基于人的食欲與性欲，人口若不受抑制，將以幾何級數增長，而食物供應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13]。這一差異必然導致貧困、饑荒和罪惡，而晚婚、節育、戰爭、瘟疫、饑荒等，都可以“預防性地”或實際上“積極地”產生抑制人口規模的作用。學術界對馬爾薩斯這種核心觀點的爭論從未止歇。首先，核心在于“人口論”與“人手論”的對立。前者視人口為消耗資源的“口”，后者則視人口為創造價值的“手”，可以通過勞動創造有效供給解決吃飯（生存）問題。毛澤東曾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14] 這種“人多力量大”的人口思想主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在批判了馬寅初主張節制生育的《新人口論》后，中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提倡和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這一歷史轉向，客觀上表明了馬爾薩斯理論在特定發展階段（即生產力尚不足以完全滿足快速增長的人口的需求時）的局部合理性。結合經濟學勾畫的投資、產出和收益會在出現一個臨界點之后“邊際遞減”的原理，可以依憑這種“有效供給”受限的規律，助益于認識馬氏人口理論的特定適用性。其次，要特別注重另一個重要的反論：人類科技的進步，可以在投資的產出和收益方面，提供與“遞減”相反甚至是“階躍式”的“遞增”情況，即以乘數放大效應突破食物、資源于供給側的算術級數增長局限。關于鄧小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名言的學術性闡釋，是說科技成果成功應用，不是對傳統的生產力三要素作加法而成為第四要素，而是作乘法，即形成“創新乘數效應”，所以它是“第一”[15] 。這種乘數放大效應，還可擴展到廣義的“全要素生產率”認知，系統性地突破物質資料生產的“算術級數”增長限制，實現“階躍式”的遞增[16] 。二戰后，全球人口從1950年的25億飆升至2022年的80億，但并未出現馬爾薩斯所預言的全球性大饑荒，這正是技術進步乘數效應的宏觀體現。特別是隨著人類社會進入后工業化時代，馬爾薩斯模型的基本假設已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關于人類社會的一般情況和中國1949年后的情況，筆者認為可基于人口再生產與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制度、文化的相關性做如下幾點簡要評說。

第一，由于科技進步、社會文明演變等原因，食物等基本生活資料已不是簡單的算術級數增長。而人口增長方面，由于避孕手段的普及，以及婦女因社會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更多參與社會活動，還有“丁克新潮”“中產焦慮”等觀念因素的影響，共同導致了全球范圍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普遍下降，許多國家甚至面臨人口停滯或萎縮的局面。比如，2024年中國的生育率降低至6.77‰，已低于當年7.76‰的死亡率，即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99%[17]。人口再生產的主要矛盾，從“生得太多”轉向了“生得太少”以及由此引發的深度老齡化、勞動力短缺和社會撫養比例失衡一系列新問題。

第二，中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后，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其特點和相關的歷史背景與成因，可至少歸結為三重因素：首先，70年代末之前的約30年間，國家總體發展的戰略思路是仿效蘇聯的“重重工業，輕輕工業”模式，這種整體產業結構布局的重心傾斜使國家資源高度集中于生產資料生產部門，與民生直接相關的生活資料生產部門比重偏低。其次，傳統計劃經濟逐漸顯露的僵化、低效和平均主義“大鍋飯”形成的生產者積極性受壓抑、頻繁政治運動和大躍進式決策失誤等因素，造成供給側“短缺經濟”特征尤其表現為對生活資料供給的約束。再次，20世紀60—70年代，以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為代表的“人口爆炸”和“資源枯竭”論在全球范圍內流行，也為中國采取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提供了外部理論氛圍。

第三，在中國官方正式宣布計劃生育政策之初，有依專家測算而給出的“三十年為期”之說，但當改革開放使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20世紀80年代前期即以農村改革基本解決了“糧食問題”，繼而基本解決民眾“溫飽”問題后，90年代初期即已出現所謂“市場疲軟”的生活資料充裕狀況，得以取消票證，隨后新中國進入“人口紅利”“市場紅利”、創新驅動等多重因素共同驅動的經濟中長期高速發展階段，人口與發展的關系保持較為和諧的狀態。然而，“三十年為期”之時間段不僅沒有適時縮減，還由于體制內的惰性因素拖長了，直至近年老齡化、少子化成為明顯的社會壓力問題，中國才開始考慮和逐步加大力度實施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生產力得到較充分解放之后，人口問題已全然變換了相關的參照系，生活資料供給已可以支持老百姓多要孩子而更好享受幸福生活。這不僅不會造成生活資料不足的困難情境，還能擴大內需，以人口結構優化和人力資本培育來支持和加強經濟增長后勁。

總之，對比全球情況而認識中國計劃生育時期的演變過程與前因后果，可知在“人類社會自身種群的再生產”命題之下，中國官方政策實施取向實際體現的“之”字型演變，是在世界發展潮流已越過馬爾薩斯“人口論”相對適應過往現實階段的大背景下，對“人口控制論”實質性的前抑后揚和再棄。中國人口再生產的路徑選擇和變化過程，伴隨著物質資料再生產過程中的相關因素和人民福祉的變化，并逐步走向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生育友好型社會。

從恩格斯的“兩種生產”理論到今日全球面臨的人口變局，人類自身的再生產始終是與物質資料生產緊密交織、共同驅動歷史前進的核心議題。歷史的經驗表明，無論是戰爭瘟疫的“硬約束”，還是馬爾薩斯的悲觀論，都反映了在特定生產力水平下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困境。然而，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第一生產力”所帶來的乘數效應，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生存的可能性邊界，使我們得以突破“馬爾薩斯陷阱”。進入21世紀，人類面臨的不再是人口爆炸的威脅，而是低生育率、深度老齡化和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新挑戰，集中反映了當代社會再生產邏輯的深刻變遷。新形勢下，解決人類自身再生產的可持續性問題，必須超越一國一地的視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通過全球協作應對疫情、貧困和老齡化等挑戰，通過文明互鑒和人才交流，促進全球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構建包容和諧的代際與性別關系，將是確保人類社會生生不息、文明永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兩種生產”理論的當代詮釋，也是對全人類共同未來的責任擔當。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頁。

[8]吳忠觀:《人口科學詞典》,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21頁。

[9]袁延勝:《東漢初年和末年人口數量》《南都學壇》,2004年第3期,第10-15頁。

[10]李玉柱:《中國歷史人口是指數增長嗎?》,《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第4-13、155 頁。

[11]周宏偉:安史之亂后唐代人口報耗原因論》《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第34-42 頁。

[12]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伍曉鷹、許憲春、葉燕斐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0頁

[13]馬爾薩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1-13頁。[1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512頁。

[15]賈康、蘇京春、彭若飛:《新質生產力》,北京:中譯出版社,2024年,第49頁。

[16]賈康:《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內涵與體系:以“創新”促“質變”》,《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24年第4期,第19-26 頁。

[17]《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954萬人》(2025年1月17日),htps://finance.sina.cn/2025-01-17/detail-inefh-mev5814771. d.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