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專家：比中國崛起更可怕的是，5000年文明“偽裝”成一個國家

英國思想家馬丁·雅克傾注整整二十載心力深耕中國研究，足跡遍及華夏東西南北，系統梳理浩繁史料，深入一線開展數百場實地訪談。最終，他提煉出一個連自己最初都未曾預料到的核心洞見。

他真正領悟了：中國何以能在短短四十年間實現從低起點國家向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史性躍升；西方主流認知為何屢屢誤讀中國的決策邏輯與行為范式；十四億人口何以在重大挑戰面前展現出高度一致的集體響應能力。

這一答案凝練為四個漢字，卻足以顛覆西方學界長期固守的中國敘事框架——這四個字究竟是什么？

在西方主流政治學視野中，“國家”通常被定義為近代以來形成的制度性實體，其合法性依托于成文憲法、定期選舉、國際條約及明確地理邊界等現代要素。

這類國家形態的歷史縱深普遍僅三至四百年，而中國的演進路徑截然不同——它承載著人類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早在軸心時代便已構建起兼具統一性與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共同體雛形。

當秦王朝推行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之時，歐洲大陸多數區域仍深陷部族割據與持續混戰之中；中國的國家樣態并非近代民族主義催生的臨時拼合體，而是歷經兩千余年持續演化、動態調適、自我更新所沉淀下來的文明結晶。

更具說服力的例證在于：歷史上多次出現非漢族群入主中原并建立全國性政權，如元朝與清朝。按一般歷史經驗，外來統治者往往通過壓制原生文明、重構知識體系來鞏固權力，甚至導致被征服文明走向式微。

但在中國語境下，常見情形卻是征服者主動融入既有文明軌道——采用漢字書寫政令，尊崇儒家倫理為治國綱領，沿襲科舉取士機制選拔官僚，將自身嵌入延續千年的治理體系之中。

忽必烈設立宣政院推行漢法理政，康熙帝親臨曲阜祭孔并編纂《朱子全書》，此類實踐絕非偶然個案；中華文明展現出極強的涵化韌性，能將外部力量自然納入自身文化邏輯與治理節奏，這種超長時段的制度連續性，正是解碼當代中國運行機理的密鑰。

支撐該文明綿延不絕的，是數條深層穩定結構：儒家價值系統在社會肌理中扎下根系，從個體修身養性、家庭倫理規范，到鄉里秩序建構、公共道德共識，均形成一整套可操作、可傳承、可再生的行為指南。

縱有焚書坑儒之厄、五代亂世之擾、明清易代之變，儒家思想框架總能在新政權確立后迅速重返教育體系、科舉內容與官方話語，持續塑造人際互動模式與群體行為預期，維系跨代際的文化認同基底。

漢字體系構成另一重關鍵支柱。中國幅員遼闊，方言林立，口語互通性極低，但方塊漢字作為表意文字，超越語音差異，構建起覆蓋全域的書面溝通網絡。

南粵商賈與東北邊吏雖口音迥異，提筆成文即可準確傳遞政令、契約與典籍；行政指令得以貫通郡縣，學術成果得以跨域傳播，歷史記憶得以完整存續；外來宗教與哲學思潮亦借由漢字翻譯與闡釋，完成深度本土轉化。

佛教東傳后，大量梵文經典經由長安、洛陽譯場轉化為典雅漢文，進而催生天臺、華嚴、禪宗等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宗派譜系；穩定的文字載體不僅保存思想火種，更使制度設計、法律文本、天文歷算等知識體系獲得跨時空傳承能力。

科舉制度則鍛造了可持續的社會循環機制——它確立“學而優則仕”的制度通道，在法理層面賦予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正當性與可能性；歷代史冊中不乏出身耕讀之家者通過苦讀躋身中樞，成為國家治理骨干，由此形成開放、流動、自我更新的人才補給系統。

社會結構因此保有顯著彈性，新興階層、技術精英、地方賢達得以有序進入權力網絡，避免階層板結與系統僵化；這種內生性活力，使整個共同體始終具備適應環境變化的調適能力與修復能力。

上述要素共同孕育出一種獨特共同體形態：個體、家族、鄉里、郡縣與中央之間存在多層次、強關聯的責任紐帶；許多公共事務并非依賴剛性法律強制執行，而是依靠世代相傳的倫理準則、熟人社會的信任機制與廣泛共享的價值默契來維系運轉。

日常生活中，贍養雙親、照拂孤幼、鄰里守望、災時互助等行為多屬自發自覺，無需外部監督即能穩定發生；人際關系強調義務本位與角色責任，重視縱向代際聯結與橫向關系網絡，這種組織邏輯自然延伸至區域協作、跨省支援乃至國家動員等宏觀層面。

該文化基因也深刻塑造對外交往風格：相較西方近代以軍事擴張、殖民控制、資源攫取為特征的對外實踐，中國傳統涉外活動更側重通商互利、禮制互認與秩序共建，核心訴求始終聚焦于和平共處與共同發展。

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本質是一場規模空前的和平外交與海上貿易遠征——船隊攜絲綢瓷器遠赴東南亞、南亞、東非諸國，以物易物獲取香料珍寶，同時傳播歷法、農技與造船工藝。

今日“一帶一路”框架下的鐵路建設、港口升級、數字基建合作，同樣延續這一務實傳統：通過改善互聯互通條件，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市場空間，讓合作各方共享增長紅利；其底層思維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生共贏。

最令國際觀察者震撼的，是這種文明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迸發出的強大組織效能——人們曾普遍認為厚重歷史積淀會拖慢轉型步伐，但中國卻在多個關鍵節點將深厚治理傳統高效轉化為現代國家執行力。

國家可在數年內統籌調度萬億級資源推進超級工程，高鐵運營里程躍居全球首位，農村電網改造覆蓋全部行政村，脫貧攻堅戰實現近一億人口穩定脫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全國醫療資源、物資調度、社區防控可在72小時內完成跨層級協同部署。

這些能力既源于現代信息技術支撐的精準治理體系，更植根于兩千年來形成的統一政令傳達機制、基層組織動員傳統與全社會高度協同的行為慣性。

發展策略上亦凸顯鮮明務實品格：政策制定優先考量現實可行性與綜合效益，拒絕教條主義束縛；既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激發微觀活力，又保留戰略產業調控權與關鍵基礎設施主導權；既深度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又同步筑牢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三大底線。

科技創新領域近年呈現加速突破態勢，在5G通信、高速磁浮、量子計算、新能源裝備等多個賽道已躋身世界第一梯隊；這些成果并非孤立爆發，而是長期基礎教育普及、完整工業門類支撐、集中攻關體制保障與政策連續性投入共同孕育的必然結果。

文化心理層面更存在一種深度綁定的“家國同構”意識：個體奮斗目標常與家庭福祉、鄉土振興、國家強盛形成意義閉環，個人價值實現天然嵌入更大共同體發展進程之中。

千萬農民工離鄉務工、節衣縮食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科研團隊十年磨一劍攻克芯片光刻膠難題；鄉村教師堅守講臺三十載培育三代學子——無數微觀努力在時空疊加中匯聚成磅礴發展勢能；這股力量既來自對更好生活的現實追求，更源自文化血脈中對集體命運深切認同的情感驅動。

將以上維度統合觀之，“文明型國家”這一概念便豁然開朗：中國并非誕生于19世紀民族國家浪潮中的新生政治體，而是擁有五千年文明基因的古老共同體，在現代主權國家形式下完成的一次歷史性自我重塑。

若僅以西方式民族國家模型為唯一標尺進行評判，極易陷入認知盲區；唱衰論調往往聚焦短期波動或局部矛盾，卻忽視了其背后不可復制的文明縱深、超強組織韌性、深厚社會信任與持續動員潛力。

當今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推動傳統文明智慧與現代科技革命、數字治理、綠色轉型深度融合；這場融合仍在進行時，隨著人工智能應用深化、新型工業化提速、社會治理精細化推進，其釋放的發展動能與制度創新價值，將在未來十年更加清晰顯現。

參考信源

馬丁·雅克：中國崛起的向心力和西方衰落的離心力 觀察者網 2024-09-12 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