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從清朝到現在，日本總挑釁中國，卻怕俄羅斯

從19世紀末甲午戰爭的炮火，到如今釣魚島爭端、涉臺問題上的頻頻越界，日本對中國的挑釁已跨越三個世紀;反觀對俄羅斯，從北方四島問題的謹小慎微，到面對俄軍事威懾的迅速退縮，日本始終保持著深入骨髓的敬畏。這種反差并非偶然，而是歷史記憶、民族特性、戰后處置與現實威懾等多重因素交織演化的必然結果，其根源可追溯至近代以來三國力量對比與互動模式的深刻變遷。

一、歷史伏筆：侵華收益與對俄慘敗的記憶烙印

日本對中國的挑釁，始于近代中國的衰落與日本的崛起形成的力量真空。19世紀中葉，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國力日漸衰微，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實現脫胎換骨，迅速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

對日本而言，地大物博卻軍備廢弛的中國，成為其最理想的侵略目標。1874年侵臺、1894年甲午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全面侵華，七十余年間，日本通過一次次冒險挑釁獲得了巨額收益——割占臺灣、掠奪東北資源、索取巨額賠款，這種“對華強硬即有回報”的歷史經驗，逐漸固化為其對華政策的“路徑依賴”。在日本右翼敘事中，這段侵略史甚至被扭曲為“開拓疆土”的“功績”，為日后的挑釁埋下思想隱患。

與對華侵略的“收益豐厚”不同，日本對俄羅斯的歷次交鋒都伴隨著慘痛記憶。1904年日俄戰爭雖以日本勝利告終，但這場戰爭日本付出了20余萬人傷亡的慘重代價，深知沙俄雖弱卻仍具強悍戰力。1939年諾門罕戰役，蘇聯裝甲部隊以絕對優勢重創日軍，徹底擊碎了日本北進的野心，讓日本真切體會到蘇俄軍事力量的碾壓性優勢。1945年二戰末期，蘇聯對日宣戰，短短十余天便擊潰號稱“精銳”的關東軍，俘虜近60萬日軍。這些戰俘被押往西伯利亞服苦役，在零下四五十度的極寒環境中，每日從事伐木、挖礦等重體力勞動，缺衣少食，僅第一個冬天就凍死5.5至10萬人，最終60余萬人中活著回國的不足三成。這段“西伯利亞煉獄”的經歷，成為日本民族記憶中無法抹去的創傷，也奠定了對俄敬畏的心理基礎。

二、民族特性：畏威不畏德的生存邏輯

日本民族文化中，始終存在著“敬畏強者、藐視弱者”的鮮明特質，“畏威不畏德”的生存邏輯貫穿其對外交往史。這種特性在對日俄中三國的態度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對中國而言，近代以來的寬容與善意反而被誤讀為軟弱。二戰期間，中國是抗擊日本侵略時間最長、犧牲最慘重的國家，軍民傷亡超3500萬。但戰后中國出于和平考量，放棄了高達2000多億美元的戰爭賠款，還大度遣返了全部100多萬日本戰俘和僑民，為他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護送回國。即便在審判戰犯問題上，中國也保持克制，僅對罪大惡極者予以嚴懲，多數普通戰犯經教育后釋放。然而，這種大國善意并未換來日本的感恩，反而被部分右翼勢力曲解為“好欺負”。在日本看來，“敗給中國無需付出慘痛代價”，這種認知讓其敢于不斷試探中國的底線。

對俄羅斯(蘇聯)，日本則深刻體會到“強者的鐵拳”。蘇聯不僅在軍事上對日本實施碾壓，在戰后處置上也采取強硬報復手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絕不手軟”的態度，恰恰契合了日本“敬畏強者”的民族特性。如今，即便俄羅斯經濟實力下滑，但在北方四島問題上，俄羅斯始終堅持“二戰勝利成果不容動搖”的立場，不僅在島上部署岸艦導彈、S-400防空系統，更在日本實彈試探時立即予以反制，這種強硬姿態讓日本不敢有絲毫挑釁之舉。正如俄羅斯專家所言，日本對大國的態度，完全取決于對方是否讓其“打疼”過。

三、戰后格局：處置差異與同盟體系的雙重影響

二戰后的處置方式，進一步固化了日本對華俄的態度差異。美國對日本采取“先打后養”的策略，東京大轟炸的火海、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讓日本徹底屈服;隨后美國主導日本的戰后改革，保留天皇制度以穩定社會，推動《美日安保條約》簽署，將日本納入自身安保體系。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讓日本對美國既依賴又畏懼，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棋子”。

而中國由于戰后陷入內戰，錯失了對日本實施有效處置的機會。盟軍曾提議中國在日本駐軍，蔣介石政府予以拒絕;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又以“中日友好”為由放棄了大部分權益，最終僅獲得0.25億美元的實物賠償，遠低于菲律賓、韓國等國家。更嚴重的是，大量手上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犯未被嚴肅追究，不少甲級戰犯日后還登上日本政壇，把持國家權力，導致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未能徹底根除。在日本精英層看來，“打敗自己的是美國和蘇聯，而非中國”，這種認知錯位讓其缺乏對中國應有的敬畏。

美日同盟體系的存在，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態度差異。美國為遏制中國，要求日本在第一島鏈充當“前沿堡壘”，為其提供基地、導彈與后勤支持，這讓日本在對華挑釁時能獲得美國的情報、武器與法律背書，形成“風險外包、收益獨享”的局面。而對于俄羅斯，美國擔心被拖入與核大國的正面沖突，長期壓制日本在北方四島問題上的挑釁行為，一旦日本自衛隊越界，便會被美方“踩剎車”。這種同盟體系下的不對稱約束，讓日本對中俄的態度更趨分化。

四、當代現實：威懾強度與戰略誤判的持續作用

進入當代，中國綜合實力已躍居世界第二，軍事力量穩居世界前列，但日本的挑釁行為并未停止，核心原因在于其對中國的戰略誤判與對俄羅斯的實力敬畏。

日本深知俄羅斯擁有龐大的核武庫與遠程常規打擊能力，在北方四島部署的軍事力量可“十分鐘內擊沉自衛隊艦艇”，這種常規與核雙重威懾讓日本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俄羅斯的外交風格向來強硬，面對日本的抗議，曾直接懟出“戰敗國沒有完整主權”的言論，這種毫不妥協的態度讓日本徹底認清現實。

而對中國，日本誤將中國的和平發展理念視為“軟弱可欺”。中國始終堅持通過外交協商解決爭端，即便在釣魚島爭端等問題上，也保持著極大的克制，這讓日本產生了“中國不會撕破臉”的誤判。同時，日本右翼勢力將中國定位為“戰后秩序挑戰者”，通過渲染“中國威脅論”動員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為修憲、擴軍尋找正當性，而對華強硬也成為其轉移國內產業升級失敗等矛盾的手段。

從清至今日本對華俄態度的巨大反差，深刻揭示了一個道理：對“畏威不畏德”的國家而言，善意與克制若沒有實力作為支撐，往往會被誤讀為軟弱;而真正的敬畏，從來都源于無法承受的代價與絕對的實力威懾。中國的寬容從來不是無底線的退讓，隨著國力的持續增強，東風導彈的精準打擊能力、航母編隊的遠洋部署實力、14億人團結一心的凝聚力，都是中國捍衛核心利益的堅強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