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朝最后一任兵部尚書，投降大清之后，卻被流放寧古塔

公元1643年，也就是大明崇禎十六年，風(fēng)雨飄搖的京城里，發(fā)生了一件讓滿朝文武都大跌眼鏡的事情。

崇禎皇帝做出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決定，他竟然下令，將時任兵科都給事中的張縉彥，連升十級，直接任命為兵部尚書。

兵部尚書，這是個什么概念？這可是明朝中央六部之首，總管天下兵馬錢糧，可以說是帝國的軍事總管家，地位顯赫，權(quán)力滔天 。能坐上這個位置的，要么是久經(jīng)沙場、戰(zhàn)功赫赫的宿將，要么是運籌帷幄、深諳兵法的謀臣。

可這個張縉彥是誰呢？我們翻開他的履歷看看。他生于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河南新鄉(xiāng)人，崇禎四年考中進士，之后在陜西當(dāng)過知縣，后來調(diào)入京城，在戶部、翰林院都干過。他的履歷看起來中規(guī)中矩，是個標準的文官，可怎么看都跟“兵事”二字搭不上邊。朝野上下，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張縉彥“不知兵”，讓他來當(dāng)兵部尚書，簡直就是拿國運開玩笑。

然而，崇禎皇帝心意已決。或許是當(dāng)時的朝堂上，能用的人、信得過的人，實在找不出了。

此時的大明王朝，外有清軍虎視眈眈，內(nèi)有李自成、張獻忠等農(nóng)民軍烽煙四起，早已是千瘡百孔。崇禎帝就像一個絕望的賭徒，病急亂投醫(yī)，把這副沉重的擔(dān)子，壓在了一個文弱書生的肩上。

就這樣，張縉彥稀里糊涂地走馬上任，成了大明王朝名義上的最后一任兵部尚書。

末路尚書的“無為”與“有為”

張縉彥坐上兵部尚書的寶座，屁股還沒坐熱，就感受到了什么叫“泰山壓頂”。當(dāng)時的北京城，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李自成的大順軍勢如破竹，已經(jīng)打到了山西，兵鋒直指京師。作為兵部尚書，張縉彥本該調(diào)兵遣將，組織京城防務(wù)，向皇帝獻計獻策。

然而，史書上關(guān)于他在這段時期的記載，卻顯得異常蒼白，甚至可以說是充滿了爭議。很多史料都評價他“打仗不行，節(jié)氣全無”。他似乎并沒有展現(xiàn)出任何扭轉(zhuǎn)乾坤的軍事才能。

這到底是為什么？是他真的不懂軍事，能力有限？還是另有隱情？我們設(shè)身處地想一想，當(dāng)時的張縉彥，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爛攤子。朝廷沒錢、沒兵，人心渙散，各地的將領(lǐng)擁兵自重，根本不聽中央號令。

他這個兵部尚書，不過是個空架子，手里根本沒有可以調(diào)動的實際力量。讓他去抵抗李自成的百萬大軍，無異于螳臂當(dāng)車。

就在這種絕望的氛圍中，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歷史走到了轉(zhuǎn)折點。李自成大軍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大明王朝宣告滅亡。

國破君亡，作為朝廷重臣，張縉彥的選擇是什么呢？他沒有像很多忠臣烈士那樣以身殉國，而是做出了一個讓后人唾罵不已的決定，投降。

史料記載，他甚至和內(nèi)閣首輔魏藻德一起，帶頭迎接李自成入城 。這種毫無氣節(jié)的行為，讓他背上了“貳臣”的罵名。然而，投降了李自成，也并沒有給他帶來好運。

李自成的大順政權(quán)在北京僅僅維持了42天，就被吳三桂引來的清軍擊潰。張縉彥的好日子還沒開始，就又一次面臨著人生的抉擇。李自成敗退后，他趁亂逃回了老家河南。

此刻的張縉彥，身份極其尷尬。他是前朝的兵部尚書，又是投降過農(nóng)民軍的“從賊”之人。天下大亂，他該何去何從？是追隨南明小朝廷，繼續(xù)為朱家賣命？還是干脆投靠勢頭正盛的大清？這個曾經(jīng)被推上高位的文人，開始了他人生中最搖擺、最投機的一段時期。

清廷的“秋后算賬”

逃回老家的張縉彥，并沒有就此隱居山林。他骨子里或許還是一個渴望權(quán)力、不甘寂寞的政客。在明清易代的大棋局中，他成了一個搖擺不定的“騎墻派”。

一方面，他暗中聯(lián)絡(luò)南明的福王政權(quán)，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似乎還想繼續(xù)為明朝效力。另一方面，他又通過自己過去的上司、已經(jīng)投降清朝的洪承疇，向清廷暗送秋波，表達了歸順之意 。這種兩面下注的做法，在那個亂世中并不少見，很多人都想為自己留條后路。但張縉彥的算盤，打得并不精明。

他的這種反復(fù)無常，讓南明和清廷都對他充滿了懷疑。清朝的統(tǒng)治者何等精明，他們需要的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一個首鼠兩端的投機分子。

因此，盡管張縉彥在順治三年（1646年）左右就正式投降了清朝 但他并沒有得到重用。清廷只是給了他一個山東右布政使的閑職，讓他遠離政治中心。

可以說，張縉彥的 投降“投晚了” 。在清軍入關(guān)初期，為了籠絡(luò)人心，穩(wěn)定局勢，清廷對主動投誠的明朝官員往往給予優(yōu)待。而張縉彥在外面觀望了那么久，錯過了最佳的“投誠窗口期”，自然不會被清廷高看一眼。

即便如此，張縉彥還是在清朝的官場里小心翼翼地混著。但他似乎天生就不是一個安分的人。在任上，他卷入了官場黨爭，還干了一件最終將他推入深淵的事情。

他出錢刊刻了一本名為《無聲戲》的書，這本書的內(nèi)容本身沒什么大問題，但在他為這本書寫的一篇序言里，卻用了“不死英雄”這樣的字眼。

這四個字，在太平盛世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清朝初年，政治氣氛高度緊張的背景下，這簡直就是自己往槍口上撞。他的政敵立刻抓住把柄，向順治皇帝上書彈劾，說他這是在標榜自己當(dāng)年投降李自成是“曲線救國”，是“英雄”行為，是在“煽惑人心”，包藏禍心，圖謀不軌 。

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對于剛剛建立統(tǒng)治的清廷來說，最忌諱的就是前朝官員心懷故國，有不臣之心?！拔淖知z”的屠刀，就這樣落到了張縉彥的頭上。

順治皇帝勃然大怒，議政王大臣會議最初的意見是“斬立決”。但順治或許是念及他終究是投降過來的前朝高官，法外開恩，免了他一死，但給出了一個同樣殘酷的懲罰：沒收全部家產(chǎn)，流放到寧古塔，永世不得入關(guān)。

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春天，已經(jīng)年過六旬的張縉彥，帶著家眷，踏上了前往那個傳說中“人間地獄”的流放之路。

從大明王朝的兵部尚書，到大清王朝的流放罪人，他的人生，畫出了一個巨大而諷刺的圓圈。他將要面對的，是那個讓無數(shù)人聞之色變的苦寒之地，寧古塔。

寧古塔的“逍遙”流人

一提到寧古塔，我們腦海里浮現(xiàn)的可能就是冰天雪地、環(huán)境惡劣、犯人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在清朝，流放寧古塔被認為是僅次于死刑的重罰 。無數(shù)的政治犯、文人士子被流放到這里，在絕望和苦難中死去。

然而，張縉彥的寧古塔生活，卻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想象。他似乎是歷史上最“瀟灑”的流放者之一。

他的排場與眾不同。根據(jù)史料記載，他被流放時，竟然帶了大量的圖書和歌姬上路。這哪像是去受苦的，分明是搬家去度假。到了寧古塔之后，他也沒有像其他犯人那樣服苦役、當(dāng)奴隸。他憑借著自己過去的人脈和財力，在當(dāng)?shù)剡^上了相當(dāng)舒適的生活。

當(dāng)時的寧古塔，還流放著一大批像他一樣的文人官員，比如著名詩人吳兆騫、名臣之后方拱乾等人。張縉彥很快就和這些人打成一片，他們甚至組織了一個名為“七子詩會”的文學(xué)社團，定期聚會，飲酒作詩，互相唱和。

除了詩酒唱和，張縉彥還把中原的生活方式帶到了這片蠻荒之地。他發(fā)現(xiàn)當(dāng)?shù)貧夂螂m然寒冷，但土地肥沃，于是便將在河南老家學(xué)到的種田本事教給當(dāng)?shù)厝恕?/p>

他帶來了中原的蔬菜種子，教大家如何耕種，極大地改善了當(dāng)?shù)氐娘嬍辰Y(jié)構(gòu)。因為這個貢獻，當(dāng)?shù)匕傩諏λ浅Ｗ鹁矗踔猎谒ナ篮螅腥藢⑺顬椤拔骞壬瘛眮砑腊荨?/p>

這位曾經(jīng)“不知兵”的兵部尚書，在寧古塔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新的價值。他似乎放下了過去的一切榮辱得失，以一種“安土敦仁”的心態(tài)，坦然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一部《寧古塔山水記》的傳世

在流放期間，張縉彥并沒有沉淪，他游遍了寧古塔周邊的山山水水，深入了解當(dāng)?shù)氐娘L(fēng)土人情、物產(chǎn)資源，并用他細膩的筆觸，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最終寫成了一部不朽的地理名著， 《寧古塔山水記》 。

這本書是整個黑龍江地區(qū)有史以來第一部山水專著和散文集。在書中，張縉彥詳細描繪了寧古塔的山川地貌、河流走向、古跡遺址和風(fēng)俗物產(chǎn)。他的記述非常詳實，文筆優(yōu)美，完全打破了世人對寧古塔“鳥不拉屎，人跡罕至”的刻板印象。

通過他的文字，人們第一次知道，原來這片苦寒之地，也有著壯麗的自然風(fēng)光和獨特的文化魅力。

《寧古塔山水記》不僅具有極高的文學(xué)價值，更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它為后人研究清代東北地區(qū)的歷史、地理、民族和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可以說，張縉彥以一己之力，為東北邊疆的文化史書寫了開創(chuàng)性的一筆。

康熙九年（1670年），張縉彥在寧古塔病逝，享年72歲。他被安葬在這片他生活了近十年的土地上。據(jù)說他去世時，當(dāng)?shù)夭簧侔傩斩紴樗錅I。

回看張縉彥的一生，我們很難用簡單的“好”或“壞”來評價他。作為大明的兵部尚書，他臨危受命，卻無力回天，甚至變節(jié)投降，確實有虧氣節(jié)。

作為一個投機者，他在明清之間搖擺，最終聰明反被聰明誤，落得流放的下場。

但作為一名流人，他卻在絕境中活出了另一番境界。他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在苦寒之地傳播文化、造福一方，并為后世留下了一部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

從這個角度看，他又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文化先驅(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