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秘書“痛罵”毛澤東，名震全國，周恩來曾說：要罵得狠一點

1946年臘月二十，包頭城里飄著雪花。王玉坐在一家小飯鋪里，耳邊盡是北方軍官粗聲大嗓的閑談，卻怎么也咽不下那碗羊雜湯——他已找了閻又文大半年，毫無線索。就在此刻，一名軍官脫口而出的“三師秘書閻參謀”幾個字，讓王玉無意追尋的視線倏地聚焦，這才揭開了一段隱蔽戰線的驚人幕布。

閻又文，本屬山西萬榮貧寒子弟。受教于山西大學法學院，日軍壓境時投身延安，隨后被選入保安處情報訓練班。畢業后，他被組織安排到馬鴻逵舊部潛伏，又在機緣巧合下成為傅作義器重的秘書。外人看來，這位三十歲出頭的上校寫得一手好文稿、能說會道，是傅作義身邊最得力的筆桿子；可暗中，他早已與延安保持單線聯絡。

1946年初的重逢，王玉為確認閻又文身份，直接問了三個細節：“你是榮河人？你是閻又文？你是山大畢業？”閻又文先是皺眉，隨后點頭。王玉壓低聲音：“中央讓我找你。”這句話讓閻又文喉頭一緊，悄悄握住對方胳膊：“足足七年，總算有信兒了。”

單線聯系重新接通，情報滾滾而來。傅作義的兵力部署、蔣介石意圖、即將發動的綏東戰役計劃，無一遺漏。遺憾的是部分指揮員輕視情報，綏東一役我軍傷亡不小。李克農后來直言，早給數據，但有人嫌“估得太高”。

戰事膠著之際，傅作義聽聞自己“勝利”聲震華北，洋洋得意地想“修理一下毛澤東”。他命閻又文起草公開電，既為宣揚戰果，也想對中共“敲打兩句”。閻又文心知這是絕佳反向操作機會，立即向王玉遞出暗號。暗號層層上傳，周恩來很快批示：“罵狠一點，越狂妄越好。”

當天夜里，閻又文執燈揮毫。電文措辭尖銳：“閣下只要入閣，本人愿做最末職員，唯望停止內戰。”字里行間既冷嘲又自負，足足三千余字。次日電報見報，傅作義滿意地笑了：“好！就該這么寫！”可他不知這篇文章隨后被《解放日報》全文轉載，意圖正如周恩來所說——激怒敵軍，堅定解放區軍民的決心。

公開信鋪天蓋地時，延安窯洞里氣氛輕松。毛澤東對旁人說：“寫得潑辣，很傳神。”一句“潑辣”包含雙重意味：一是肯定文章的煽動性，二是暗示作者的角色已超出傅作義想象。

電文影響巨大，卻讓閻又文背負“叛徒”罵名。不少地下同志急于撇清關系，甚至賀龍也誤判形勢，主張“開除黨籍”。閻又文緘口不言，任由流言傷及名譽，用一句“組織自有安排”壓住所有怒火。不得不說，這種沉住氣的定力并不多見。

局勢轉折出現在遼沈戰役后。華北剿總司令部內，閻又文借新聞處長之便，將蔣、傅內部分歧、國統區補給困境、電臺密碼變動等情報密織成網，先后送往平山縣指揮部。平津戰役開打前三周，這些數據成為我軍制定包圍方案的重要參照。事后參謀人員復盤時感慨：地圖上的箭頭之所以畫得從容，全賴“傅部秘書的黑線”。

1948年冬，北平已被十八萬解放軍合圍。傅作義每日徘徊不安，常在屋內自語：“唉，真要燒掉北平城？”閻又文順勢勸說，列舉兵力對比、糧草庫存、國際反應，句句切中要害。傅作義幾度搖頭，終在12月17日同意派鄧寶珊與和平代表團接觸。一個月后，北平城頭升起紅旗，千年古都免遭炮火，閻又文的貢獻無可質疑。

建國后，按照中央決定，他繼續隨傅作義履職，直到1958年才正規手續入黨。身份檔案列為絕密，連家屬也不知詳情。1962年9月，閻又文因食道癌去世，遺囑只有一句：“有事找組織。”八寶山的墓碑只刻“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入黨時間一欄空白。孩子們看到碑文，滿腦疑團卻無處訴說。

此后近三十年，閻家六個子女在參軍、入黨、評職時屢被“歷史復雜”擋回門外。直到1993年，北京公安老干部聚會的偶遇把故事拉回公眾視野。王玉激動落淚：“四十多年了，該解密了！”羅青長向農業部遞交證明，文件里一句評價擲地有聲——“真正的精英”。

隨后，農業部向閻家孩子的單位發函，更正政治審查結論，并補發有關待遇。2008年，他的事跡被收入《無名的豐碑》一書，寫下這樣一段描述：“外圓內方，白皮紅心，終生未求顯赫。”讀來平實，卻足夠有分量。

就像老戰士們常說的那樣，隱蔽戰線并不生產鏗鏘口號，更多是孤獨與沉默。閻又文在傅作義身后寫下的檄文、閃轉的電報、夜半的紙團，替無數前線士兵爭取了活下去的機會；他的墳塋卻只有寥寥數語，連入黨年份也刻意空缺。歷史偶爾冷峻，但細節不會說謊——那封“痛罵”毛澤東的公開信，恰恰是地下交通線最亮的一截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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