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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前天發布了《徐向前晚年回憶:和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以來,一直想離開四方面軍》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作為紅四方面軍的創建人之一的徐向前,不滿張國燾實行家長制的領導,搞一言堂,唯我是尊;也看不慣陳昌浩擁有“政治委員決定一切”的權力,行事自作主張。即在長征期間,當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他就向陳昌浩提出由劉伯承到四方面軍接替自己的工作,自己要去中央做點具體的工作的請求。
可是,毛主席在草地分兵的前夕,就“北上和南下”的問題,鄭重征求過徐向前的意見。
徐向前卻選擇了跟隨張國燾南下。
為什么會這樣呢?
徐向前在回憶錄《歷史的回顧》里面,詳細寫了當時激烈的思想斗爭過程。
他是這樣寫的:“幾年來自己同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點離開他們”,“中央又來電報要我們帶著隊伍北上”,“陳昌浩決心南下”,“我想,是跟著中央走還是跟著部隊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帶上個警衛員,騎著馬去追中央。那時,陳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說會寫,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員。他不點頭,我一個人是帶不動隊伍的”。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的嗎?
我們不妨根據《歷史的回顧》所寫,還原當時的情形。
早在1935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舉行會議,確定了戰略方針和夏洮戰役的作戰行動問題,右路軍先行,左路軍殿后,北進夏河地區,準備創造川陜甘根據地。
右路軍在包座戰斗中全殲蔣介石嫡系部隊胡宗南的一個師,打開了北進通道的任務。
張國燾卻在率領左路軍攻占了阿壩之后,拒絕向右路軍靠攏,到后來,直接反對北進,吵著要南下。
為了讓張國燾回心轉意,陳昌浩那些天來回往中央駐地跑,配合中央對張國燾進行說服和勸告工作。
陳昌浩在九月八日還對徐向前說“左路速來北上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表示即明電中央局商議,堅決執行。
周恩來身患重病,臥床不起。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周恩來的住地開會。
毛主席擬好了一份要張國燾執行中央北進指示的電文,要陳昌浩和徐向前表態。
陳昌浩和徐向前都表示同意電報的內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
于是,中央以毛主席、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徐向前七人的名義致電左路軍,催促張國燾抓緊北上。
哪知張國燾已經鐵了心要南下,反而在當天晚上22時發了一封電報給陳昌浩和徐向前,命令右路軍南下。
陳昌浩非常為難,拿了這份電報和徐向前商量,聲稱自己“同意南下”。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我不愿把四方面軍的部隊分開,也只好表示南下。”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在九日再次致電張國燾,嚴厲指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
九日晚上,毛主席親自來到徐向前的住處,征詢徐向前的看法。
徐向前當時的回答是:“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
徐向前的回答,雖然沒有直接說是要南下,但紅四方面軍現在已經分成了兩半,一半在張國燾手里,一半在他和陳昌浩手里,他說四方面軍不能分成兩半,就等于說是要南下和張國燾會合了。
毛主席當然不好再說什么了。
夜里,毛主席單獨帶一,三軍團北上,速出甘南。
徐向前在10日早晨才知道此事。
前面的部隊打電話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
陳昌浩捂住電話筒,問徐向前:“怎么辦?”
徐向前毫不猶豫地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無論如何都不能打!”
陳昌浩于是把電話筒重新舉到嘴邊,下命令:“無論如何都不能打!”
從而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中央后來還派人送來指令,要徐向前和陳昌浩抓緊率隊北進。
徐向前看見陳昌浩主張南下,而自己只能帶上一個警衛員去追中央,意義不大,就執行了張國燾的南下命令,犯了終生抱愧的錯誤。
老覃在多年前還發布過《徐向前說自己太過遷就陳昌浩了,細看史料,陳昌浩一直都很尊重他》一文,也是根據《歷史的回顧》里的記載,對陳昌浩在西路軍行動中事事遵照、事事依從徐向前的建議進行了辯證和梳理。
可以得出結論,如果徐向前在草地分兵時堅決跟毛主席走的話,絕不至于只能帶走“一個警衛員”,甚至爭取陳昌浩都有可能。
是他自己太過優柔寡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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