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星期天, 澳洲一場原本屬于和平與歡樂的慶典,在悉尼最著名的游覽勝地邦迪海灘(Bondi Beach)被恐怖的槍聲撕裂。
這天是猶太人 重要節日 光明節 ( Hanukkah )的第一晚,當地猶太社區在此舉辦了大型公開慶典。現場聚集人群超過1000人,包括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很多人全家在場,有女人、孩子與老人,現場搭有舞臺、音樂、兒童攀巖、美食攤位,還有志愿者進行簡單的入場安檢。
事發時間約在傍晚6:47,地點是Bondi Beach北部的草坪區域Archer Park。兩名穆斯林恐怖分子,一個是黎巴嫩籍巴勒斯坦人移民,另一個是來自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移民,已知其中一名恐怖分子名叫哈立德·納布盧西,他們持有自動武器在繁忙的Archer Park橋上掃射人群,按照目前統計的數據,已經造成16人死亡、40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名兒童和兩名重傷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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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尼光明節活動恐怖襲擊中,一名旁觀者制服并繳獲了一名槍手的武器。這是一位43歲的水果店老板,在制服恐怖分子的過程中身中兩槍,目前在醫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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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警察局長Mal Lanyon在深夜發布會上確認: “這是一次有組織、有目標的暴力行動,顯然是針對猶太社區在邦迪海灘的光明節慶典而來。”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也正在發表講話,他說:“這是一起針對澳大利亞猶太人的蓄意襲擊,那天本應是歡樂的日子,是慶祝信仰的日子。我們的國家絕不容忍這種仇恨、暴力和恐怖主義,我在此明確表示,我們將徹底根除它。在這場卑劣的暴力和仇恨事件中,必將涌現出民族團結的時刻。”
阿爾巴尼斯補充說,這是一起“邪惡的反猶太主義恐怖主義行為,它深深刺痛了我們國家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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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澳大利亞非常了解,這是一個“極左思想在最近十幾年來尤其泛濫”的國家。這是在墨爾本舉行的聲援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游行。
現在,澳大利亞的技術移民、投資移民的門檻越來越高,但對中東穆斯林難民的接納卻“越來越敞開懷抱”。顯然這個國家更需要窮人、暴恐分子,而不需要本分富足的文明人。這次發生的恐怖襲擊對澳大利亞來講也是“求錘得錘”了,不知道能否打醒澳大利亞人。
在澳大利亞發生針對猶太人的恐怖襲擊,并造成至少16人死亡后,以色列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胡譴責澳大利亞日益嚴重的反猶太主義,并譴責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的政策加劇了仇恨。
內塔尼亞胡指出:“大約四個月前的8月17日,我給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寫了一封信,信中我警告他,澳大利亞政府的政策正在助長和鼓勵澳大利亞的反猶太主義。”
我寫道:“你們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國,無異于火上澆油,助長反猶主義之火,這等于是在獎勵哈馬斯恐怖分子,鼓舞那些威脅澳大利亞猶太人的人,并助長如今在你們街頭蔓延的仇恨猶太人的情緒,反猶主義如同毒瘤,領導人保持沉默,它便會蔓延;領導人采取行動,它便會消退,我呼吁你們以行動取代軟弱,以決心取代綏靖。”
內塔尼亞胡譴責道:"阿爾巴尼斯總理先生,你非但沒有收斂,反而以軟弱取代軟弱,以綏靖取代綏靖,你的政府對阻止反猶主義在澳大利亞蔓延毫無作為,你對遏制國內滋生的毒瘤毫無作為,你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你任由這種毒瘤蔓延,最終釀成了我們今天所目睹的針對猶太人的駭人聽聞的襲擊。”
內塔尼亞胡表示:"你們的政府需要采取行動,而你們并沒有這樣做,你們必須采取行動,因為歷史不會原諒猶豫和軟弱,歷史會銘記行動和力量。”
內塔尼亞胡接著警告西方各國:“這就是對西方及其他地方各國政府的警告,因為病毒會蔓延,最終也會吞噬你們"。
“他們不僅想消滅我們,他們攻擊我們是因為他們攻擊西方,昨天我們在敘利亞看到兩名美國士兵和一名美國翻譯被殺,他們被殺是因為他們代表了我們共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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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國家列出來“邪教”的幾個特點如下:不允許退教是邪教的重要特征之一;歧視異教徒也是邪教的重要特征之一;宗教信仰是成年人的社會性選擇,鼓勵未成年人信教或者“生來即信”是邪教的重要特征之一。
有一個所謂的“宗教信仰”,是不是“邪教”,可以跟國家發布的“防邪教指南”的標準對照一下即知。
有一個所謂的“宗教信仰”,貢獻了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難民、絕大部分的恐怖襲擊,向各地輸出貧困、暴力。
諷刺的是,他們其實并不掩飾他們的“排外”。“歧視異教徒”,哪怕他們還處于弱小階段的時候。但悲哀的是,就是有“圣母白蓮花”明明看到他們在“排斥異教徒”但還是選擇寬容他們,姑息他們。
倫敦穆斯林市長當選之后,今年十二月已經不允許倫敦市民掛出“圣誕節快樂”的標語來慶祝圣誕節了,理由是“會傷害穆斯林群體的感情”。但穆斯林的開齋節是可以大肆慶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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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難道是穆斯林自古以來的土地嗎?
但即使這樣,英國人還是有很多“白左圣母”歡迎穆斯林,任何抵制移民的呼吁都會遭到他們批評。
別以為當世界上的人類全部變成穆斯林之后就會有和平。穆斯林不光襲擊異教徒,穆斯林內部也是殺戮不斷,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殘殺與“殺戮異教徒”比起來毫不遜色。
事實上,與其譴責穆斯林,我更愿意譴責“圣母”。
“改變是痛苦的”,這是包括穆斯林在內的人類的本性。只要“不改變”能夠活下去,沒人愿意改變。換句話說就是“改變都是現實實在走不通了,逼出來的”。
歷史上,基督教歐洲“黑暗的中世紀”時期遠遠落后于穆斯林世界,奧斯曼土耳其的軍隊攻下了整個巴爾干半島,三次圍城維也納,基督教世界在穆斯林的進攻下面臨生死危機,只好“改變”,于是才有了文藝復興、大航海,超越穆斯林世界而“后來居上”。
在上個世紀初,社會還是“叢林法則”,穆斯林如果不改變,可能會被“亡國滅種”,在現實逼迫下,凱末爾在土耳其掀起了改革,穆斯林女人第一次拿下了頭巾。
本來這次改革可以席卷穆斯林世界,讓伊斯蘭徹底擁抱現代文明。但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有了“白左圣母”,不改革,躺平擺爛,做“弱勢群體”反而能得到同情和幫助,可能過得更舒坦,穆斯林的改革就失去了繼續下去的動力,就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在很多地方還出現了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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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伊朗巴列維王朝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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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阿富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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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伊朗和阿富汗什么樣子,大家心里都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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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伊斯蘭世界是會愿意改變的,而不是死抱著落后的理念,但這種改變需要環境。如果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不改革就得被淘汰”,我相信穆斯林世界可能整個兒完成改革;但“白左社會”的出現,讓 躺平擺爛、做“弱勢群體”反而能得到同情和幫助,可能過得更舒坦,穆斯林的改革就夭折了,很多地方本來已經走到了改革的路上,但半途而廢,甚至出現倒退。“白左圣母”摧毀了讓伊斯蘭世界發起“自強自立、革除積弊、擁抱文明”的改革的社會土壤,讓伊斯蘭繼續沉淪,從這個角度講,“白左圣母”才是伊斯蘭真正的罪人。
“白左圣母”終將害了所有人,害了文明世界,害死“白左圣母”自己,當然,其實也害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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