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美國Z世代的“南方高校熱”；資本主義與愛的疲憊

Bama Rush與美國Z世代的“南方高校熱”

當下，越來越多的美國高中畢業生選擇進入南方大型公立大學就讀，特別是“SEC”高校（“SEC”即“東南聯盟”，是由美國南部及中西部16所大學組成的大學體育聯盟，總部位于阿拉巴馬州伯明翰）。這種現象正講述著一個當代美國大學文化、世代價值變遷、社交媒體重塑身份政治的故事。

近日，新一年度的美國高校錄取季來臨，《泰晤士報》、Vox網站分別發表了題為《為何美國年輕人放棄精英大學而選擇南方腹地》和《為什么Z世代紛紛涌向SEC大學》的文章。在2024年9月，《華爾街日報》則以《對不起，哈佛，現在人人都想去南方上大學了》這一更加奪人眼球的標題對“南方高校熱”的現象進行了關注。

2024年7月，東南聯盟正式接納得克薩斯大學和俄克拉荷馬大學成為其成員院校。

根據《泰晤士報》的報道，從2014年到2023年，SEC聯盟院校中來自美國東北部地區的本科生人數增長了91%。其中，阿拉巴馬大學、田納西大學和密西西比大學這三所學校的東北地區生源數在2002年至2022年間增長超過了500%。

盡管認為南方大學正在變得越來越具吸引力的論調，在互聯網上遭遇了諸如“誰會為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學而放棄麻省理工學院呢”“沒人會為了去南卡羅來納大學、阿拉巴馬大學或奧本大學而放棄真正的常春藤盟校”的嘲諷和反駁，但影響高中畢業生選擇的并非只有高校排名和“常春藤”的頭銜，還有更為現實的學費、錄取率、氣候，以及美國“南方文化復興”和社交媒體所塑造的南方大學文化的吸引力等復雜因素。其中，TikTok平臺上的“Bama Rush”和“RushTok”熱潮是一個最為“可視”的變化。

TikTok的“可見性經濟”如何影響大學選擇邏輯

“Bama Rush”的意思是“阿拉巴馬大學招新熱潮”。“Bama”是對Alabama（阿拉巴馬州或阿拉巴馬大學）的口語化簡稱，“Rush”則指美國大學里兄弟會/姐妹會的招募過程或招新周。

“Bama Rush”的網絡迷因化始于2021年8月。當年的阿拉巴馬大學招新周（rush week）期間，TikTok上以#bamarush# 和 #alabamarush# 標簽發布的大量視頻迎來了病毒式的傳播。這些視頻內容主要包括招新期間的每日穿搭展示（OOTD）、姐妹會加油視頻以及各種招新周活動，而許多TikTok用戶也借機創作了類似風格的模仿和惡搞視頻。已知最早的相關視頻是TikTok用戶@whatwouldjimmybuffettdo在8月8日上傳的，她在這段視頻里展示了自己在招新周第一天的穿搭裝扮，該視頻在一周內獲得了超過90萬的觀看量。8月11日，用戶@claraholleman發布了一段視頻，視頻中展示了大量金發女郎，并調侃新生周的每個女生看起來都一模一樣，該視頻在兩天內的播放量就達到了170萬。于是，阿拉巴馬大學等南方院校的姐妹會招新和選拔成為了一個引發全民關注的互聯網文化現象。

“RushTok”便由“Bama Rush”衍生而來。它是TikTok上一個以南方高校女生為主的板塊，相關用戶在平臺上發布招新周的每日穿搭，宿舍/會所展示，參加某一輪招新活動晉級或被刷的自述和情緒記錄、姐妹會成員情誼的視覺化表演等等內容，將姐妹會招新變成了一種可以“連續追劇”的過程。

#Bama Rush#和#RushTok#標簽下那些具有故事性和戲劇性的短視頻極易成為被算法推薦的內容，其視頻數量和觀看量都相當高，甚至逐漸成為了SEC高校的招生宣傳片。由此，“Bama Rush”和“RushTok”這兩個在平臺語境中生成的復合詞，成為了以美國大學姐妹會招新為主題，在TikTok上被持續生產、觀看、二次創作的一套短視頻內容與敘事模式。這一短視頻潮流將原本制度化、排他性的校園儀式轉化為可被觀看、模仿和消費的生活方式敘事。進而，“Bama Rush”和“RushTok”也發展為一種關于美國南方校園文化的視覺敘事。相關內容并不局限于校園內部生活的討論，而是把“這里的大學生活是什么樣的”和“如何成為一個在TikTok上更加可見的個體”這兩個Z世代關心的話題連接了起來。對于Z世代而言，這種可視化、可分享的生活方式本身就與他們對身份和體驗的理解息息相關。

基于上述角度，正是社交媒體上“南方高校”相關標簽的流量/注意力吸引力增強了這些高校在招生上的吸引力。從媒體與傳播研究中的“自我品牌化”（self-branding）、“微名人”（micro-celebrity）和“表演式自我呈現”（performative self-presentation）等理論視角來看，#Bama Rush#和#RushTok#這類由視覺敘事驅動的文化吸引力，意味著參與其中的學生們不僅是在分享Rush的過程，更是在構建一個可以被更多人看到的身份劇本。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不只是放大了個體的存在感，而且規范了人們追求可見性與吸引注意力的方式。

#Bama Rush# 和 #RushTok# 成為Z世代身份策略的一部分，它關乎如何在大學生活敘事中獲得點贊、關注與社會認同。這與傳統意義上大學作為學術或職業路徑基石的理解不同，因為前者依賴的是一種可見性資本（visibility capital）而非傳統能力資本。誰的大學生活更有“內容”，更容易得到點贊和討論，甚至能為年輕人們提供一個更為良好的職業開端——如TikTok高影響力者、校園名人等。

由此可以理解Vox《為什么Z世代紛紛涌向SEC大學》一文寫道的：“最理想的大學體驗是充滿社交性和南方風情的。”作者認為，“在TikTok時代，學生們更注重視覺化和可分享的大學體驗，包括橄欖球賽和兄弟會/姐妹會等大型社交活動。Z世代似乎更關注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內容以及參與的話題標簽，而不是簡歷上最亮眼的成就。”總之，在過去的年輕人（如千禧一代）眼中，大學選校的邏輯更多圍繞著學術聲譽、“簡歷資本”和傳統意義上的成功路徑，大學的社交生活固然是其組成部分，但并非主流敘事。而在Z世代身上，社交媒體生成的可見性和“個人品牌化”路徑，正在成為一種新的核心價值。

而《紐約郵報》今年8月的一篇報道批評了已經成為一種“裝備化”競爭的招新周活動——不少參與者為了吸引關注，花費巨額資金聘請服裝造型團隊和“Rush顧問”（以制定從獲取推薦信、整理衣櫥到練習會話技巧的各種策略），甚至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展示自己的支出。阿拉巴馬大學的大四學生、21歲的Kylan Darnell是在TiKTok上擁有超過100萬粉絲的“RushTok女王”，她表示，有一些女孩因為被姐妹會拒之門外而不得不換一所學校就讀。這既揭示了“rush文化”在今日美國的影響力，也揭示了它對當代年輕人的新型異化。社交媒體上的rush文化強化了消費主義的邏輯，促使rush變成一種消費性的活動與身份展示。

《紐約郵報》記者寫道：“加入心儀的姐妹會是一場殘酷的競爭，它能成就或毀掉一個‘準姐妹’的大學生涯。”

重新理解美國大學的“希臘體系”

進一步看，“Bama Rush”風潮中其實主要包含著三方面的文化吸引力。一是SEC高校的體育文化。二是白人女性“網紅”文化。三是美國高校的兄弟會/姐妹會文化。而這三點都在與社交媒體的當代聯結中獲得了新的力量或新的理解空間。

Vox的文章指出，SEC聯盟高校擁有美國NCAA一級橄欖球隊，長期吸引著海量的觀眾人數。而這些現場盛事不僅是Z世代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內容，也是他們可以親身參與的精彩體驗，因為經歷過新冠疫情封閉體驗的他們尤其渴望更多的現場活動。此外，在過去幾年里，Z世代對體育的興趣持續增長，這或許受到了泰勒·斯威夫特等“球星太太團”（WAGs）的影響。并且，體育強校還天然地與品牌時尚有關。而Z世代成長過程中接觸品牌的機會更多，因此也更容易形成品牌認同和消費習慣。而這些因素都與社交媒體對明星生活和品牌形象的塑造不無關聯。

在女性“網紅”文化方面，#rushtok#的突然爆紅也被歸因于參與其中的女性類型——她們大多是擁有金色頭發和苗條身材的白人女性，并且傾向于發布一些傳統上被認為女性化的活動，比如為迎新周的各種活動挑選服裝，而這些活動通常展現出一種“現代南方佳麗”的審美風格。總之，她們更容易出現在TikTok用戶的“為你推薦”界面上。文化咨詢公司Cool Shiny Insights的創始人Kaley Mullin在Vox的采訪中表示，總體而言，“南方女性公開展現女性魅力并將其發布到網絡上，比北方女性更容易被社會接受。”

而美國高校的兄弟會/姐妹會傳統，或許是三種文化吸引力中最為復雜的一個。

“Rush文化”從其源起就與美國大學中的這種“希臘體系”（Greek system/ Greek life）緊密相關。

“希臘體系”指的是美國大學里一類以希臘字母命名的學生組織，主要就是通常所說的“兄弟會”（Fraternity）和“姐妹會”（Sorority）。它緣起于18至19世紀美國早期大學的精英男性學生對歐洲古典教育傳統的模仿。簡言之，這是一種半正式、半私人化的校園精英社交組織體系，它在很多高校占據了文化和權力的中心位置。在許多大型公立大學，尤其是南方大學中，許多校園重要組織負責人（如學生會主席）來自希臘體系，政商界的校友網絡通過希臘組織延續，而一些重要的實習和工作機會也是通過這一體系內部流動的。

在“Bama Rush”和“南方高校熱”的風潮背后，我們看到，一方面，“希臘體系”的活動與儀式本身就具有強大的視覺性效果或可視化潛力。姐妹會、兄弟會通常擁有固定的社交日、特色服裝和拍照時刻，這些元素本身就極易生成 TikTok 上被流量算法所青睞的視頻內容。

另一方面，年輕人對社交媒體及其價值的重視，或許也在悄然改變著美國社會關于兄弟會和姐妹會的某些印象，并強化著這種圈層體系的吸引力和影響力。

曾經，“‘希臘體系’與美國教育不平等的再生產”的話題是美國社會的一種公共焦慮。人們認為，這種校園文化內部長期存在著種族歧視、精英身份與特權階層的顯性或隱性敘事。Vox的文章提到，在2010年代，無論是電影還是紀錄片，它們都更多聚焦于這些組織內部的霸凌現象，并對其種族排他性與保守傳統展開批判，圍繞校園暴力的討論也頻頻將兄弟會置于敘事中心。其中最具爭議性的案例，莫過于《滾石》雜志在2014年刊發的一篇報道，其指控弗吉尼亞大學Phi Kappa Psi兄弟會成員涉嫌集體性侵，該文一度引發全國性的震蕩。

而今，盡管某種“縱情狂歡”的刻板印象似乎依然附著在兄弟會與姐妹會之上，在當下Z世代×Tiktok的語境中，這類組織的吸引力已經發生轉向。研究高等教育的特拉華大學副教授皮耶特羅·薩索（Pietro Sasso）指出，Z世代對這種大學文化的興趣，并非簡單延續了千禧一代的動機——后者“主要是為了享樂”，同時也被這些半封閉社團所籠罩的神秘感所吸引；相比之下，Z 世代更看重的是加入一個高辨識度組織所能帶來的可見性與社會影響力。

“2010年代可以說是阿舍·羅斯（Asher Roth）的年代，他唱著‘我要派對’，這精準地反映了千禧一代對社交生活的期待，”薩索解釋道，“Z 世代同樣渴望社交體驗，但他們的關注點更偏向視覺呈現。他們渴望被關注，渴望在照片中被標記。”而這種心理，與兄弟會/姐妹會既需要曝光來維持吸引力、又害怕破壞了自身原本的排他性機制的特點，經由社交媒介平臺達成了某種共謀。因此，在TikTok時代，“希臘體系”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再只是一種高校文化機制，而是成為了涌向南方的“Bama Rush”年輕人們參與其中的真人秀。

“暢想未來”不如“享受當下”

“年輕人越來越意識到上大學可能意味著背負數十年的學生貸款，因此他們的心態正朝著樂趣、享受和社區的方向發展。……他們心想，‘如果我要花一大筆錢和接下來的四年時間去做一件沒有投資回報承諾的事情，那我不如從中獲得一些樂趣，結交一些朋友’。” 這是Mullin在Vox采訪中說的另一段話，它或許實實在在地勾勒出了當下美國高中畢業生的真實想法。

這些Z世代畢業生涌向南方大型體育強校并熱衷在TikTok上分享“Rush”的現象，反映了經濟增長放緩、未來不確定性增強、“名校精英成功路徑”敘事遭遇挑戰、國內政治分裂加劇、保守主義復興的環境下，社交媒體如何重塑年輕人對大學生活的期待與目標，而這也讓大學招生、地方文化和Z世代的身份建構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互動反饋。

資本主義與愛的疲憊

《雅各賓》雜志近日刊載了題為《資本主義中的愛的政治經濟學》的文章，其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術語出發，把“愛”作為一種具有使用價值，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正被侵蝕和重新配置的社會現象來分析。

此文作者是克里斯汀·羅格·戈德西 (Kristen Rogheh Ghodsee)，她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俄羅斯和東歐研究系教授、民族志學家，出版了《第二世界，第二性別：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婦女的行動主義與全球團結》《紅色女武神：五位革命女性的女權主義啟示》《轉型中的迷失：后共產主義時代日常生活的民族志》等多部專著。

克里斯汀·羅格·戈德西 (Kristen Rogheh Ghodsee)

《資本主義中的愛的政治經濟學》拋出了一個看似陳舊的問題或論斷：“愛是商品嗎”或“愛的商品化”，但也給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解路徑與一個堅定的回答。

戈德西的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資本主義能夠將“愛”的兩部分——注意力與情感——納入商品交換，但卻無法真正商品化存在于這種關系中的“互惠流動”，而正是這個部分構成了真正的愛。資本主義一方面無法把“互惠流動”變成商品，卻又通過不斷榨取時間與注意力來削弱它的可能性，這是我們面對的一種根本性的矛盾。“愛需要關注、關愛和相互付出——一個自然的給予與接受的循環。資本主義可以輕易地將前兩者商品化，但第三點卻難以被市場機制所掌控。這正是我們的經濟體系如此執著于摧毀它的原因。”

愛被拆解了，但不是以我們想象的方式

此文最為有力的理論操作，是戈德西將“愛”拆解為了三種不同的構成要素。第一是注意力。它意味著一個人幾乎完全將認知能力集中于另一個主體或客體上，意味著我們集中注意他人，傾聽和關注他人的感受。第二是情感（affection）。這是一個涵蓋范圍很廣的概念，它可以包括性、觸摸、安慰、善意的話語、贊美，以及任何表達溫柔、激情、關心或奉獻的行為。第三是互惠流動（reciprocal flow）。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自然的給予與接受的動態循環。它不是簡單的“（因為）你給我，（所以）我給你”，而是一種存在于關系延續中的自然節律。

戈德西認為，無論是浪漫愛、柏拉圖式的愛還是親情之愛，不同形式的愛都包含這三種要素的組合。注意力、情感和互惠流動都具有使用價值，但只有注意力和情感可以被直接商品化，也即從使用價值轉變為交換價值，而互惠流動必然超出這種范疇。

注意力和情感，在當代資本主義中早已被充分馴化。在當代學者關于情感勞動、情感資本主義、親密關系與經濟結構等角度的研究中，我們越來越熟悉其中的資本主義邏輯。例如，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的《冷親密》分析了資本主義如何將親密關系規范化為經濟交換邏輯——在交友、愛情、性別關系中的“談判”“選擇成本”等；亞莉·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關于情感勞動和家庭分工的研究中，以“感激的經濟學”“第二輪班”等具有經濟學色彩的概念，來描述雙職工伴侶的家務分工以及職場女性在家庭與事業之間艱難平衡的狀況。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愛的商品化”提供了富有啟發的基礎。

資本主義并不只是把商品變成商品，而是把注意力也變成可買賣、可剝削的東西，從而不斷減少人們自愿投入到自由關系中的注意力。這既是對人的心理需求的剝奪，也是對人類基本交往條件的侵蝕。戈德西指出，注意力是最容易被商品化的元素。她寫道：“金錢可以買到注意力，而出售注意力也成為了一種合法的謀生方式。……如果我們習慣于把注意力當作可以購買的東西，我們也會越來越不愿意（免費）分享所剩無幾的注意力資源。”

情感（affection）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中不被視為商品，但現實中資本主義已經把很多人類情感勞動納入市場。例如性工作、陪伴服務和各種形式的“關懷經濟”（care economy）。主播與觀眾的互動、本質上也是注意力和情感勞動的交換。總之，資本主義不再假裝自己是“冷冰冰”的，相反，它非常擅長調動情感、制造親密、模擬關懷。資本主義并不是消除了愛的情感，而是把它納入了交換體系，使其成為工資、利潤、服務費的來源。

戈德西認為，“隨著情感的稀缺，它的交換價值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理性地選擇將情感作為一種勞動力出售，尤其是在平均工資較低的情況下。……（而）當1%的富人將各種付費的享受安排得滿滿當當時，情感本身也成了一種奢侈品——被囤積、交易和炫耀，成為在這個萬物皆有價的經濟體系中個人成功的象征。”

而互惠流動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抵抗著施加于注意力和情感上的商品化過程。戈德西區分了“互惠”與“互惠流動”。“互惠”更像是一種計算性的交換，它是“（因為）你給我，（所以）我給你”，或者“你給了我，我才給你”，雙方都在計算著付出與收獲的平衡。而“互惠流動”則允許短期內的不平衡，只要總體關系持續不斷。戈德西文中援引了生態系統互惠、人與寵物的互動、長期深入的親密關系作為例證，強調互惠流動是一種不以交換價值為中介的自然循環。

那么，為什么資本主義無法真正商品化互惠流動呢？這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純潔性假設，而是出于結構原因。互惠流動之所以存在，恰恰依賴于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和非對稱性。它無法被量化，也無法被提前結算。這使它成為資本主義中的“異物”。資本可以雇傭你去關心別人，卻無法雇傭你去持續地、無條件地、在不確定未來中維系一段關系。資本可以出售陪伴的時間，卻無法出售共同生活的“節律”。“富人可以買到無窮無盡的他人關注和愛慕，但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到那種完全沉浸于自然循環的非交易性給予和接受的體驗，因為它本質上就是非交易性的。社會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明白這一點。”

資本主義如何破壞愛的“互惠流動”

“互惠流動”不是“你付出多少、我立刻償還多少”，而是一種允許不平衡、允許拖延、允許模糊的關系節律。它需要時間冗余、情感安全和對未來的最低信任。資本主義無法將互惠流動轉化為商品——但卻能夠通過讓時間稀缺、讓信任缺失來破壞它。戈德西發現，理解資本主義如何以及為何削弱我們給予愛和接受愛的能力，關鍵在于認識到它同時貶低和剝削了這種唯一無法轉化為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

這種貶低和剝削的實現與兩種關鍵機制有關。一是時間貧困。當人們的時間被用于應對市場需求（工作、通勤、閑暇都被商業化時），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投入到非商品關系中。二是情感和信任的侵蝕。資本主義通過把人際關系看成是需要“合理投資、風險規避”的資源，破壞了人們自然進入互惠流動的能力。不平等和競爭讓人與人之間更像交易者，而不是共享共同世界的伙伴。

可以認為，戈德西想說的是，即便我們愿意放棄計算，資本主義也已經不給我們足夠的時間去“不計算”了。當工作時間不穩定、勞動強度上升、閑暇被平臺化占領，關系不再是被過度理性地管理，而是被迫變得碎片化、應急化、去承諾化。不是人們不想投入，而是投入本身成為一種奢侈。這解釋了一個當代愛之悖論：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高度“情感化”的社會，卻普遍感到親密關系脆弱、疲憊、難以維持。問題不在于情感不足，而在于這種關系所需的時間結構已經被系統性地抽空。

在這里，戈德西對保守主義的批評值得注意。她指出，傳統的保守主義話語往往承認愛、關懷和互惠的重要性，卻堅持把它們封閉在家庭內部，尤其是異性戀家庭中母親與孩子的關系之間。這種做法在表面上是在“保護愛”，實際上卻是在把愛的社會成本私有化。這樣做的結果是雙重的：一方面，資本主義可以繼續榨取公共時間；另一方面，關懷勞動被自然化為家庭責任，尤其是女性的固有責任。這既否認了社會中其他照顧勞動的價值，又把人的情感責任私有化。“愛”沒有消失，但它被壓縮進越來越狹小、越來越高壓的私人空間中。這正是資本主義與保守思想的奇妙聯盟。

她批判道：“盡管大量證據表明，嬰兒和幼兒可以從各種各樣的照護者（無論是否付費）那里得到良好的養育并建立安全的依戀關系，但對母子之間‘特殊紐帶’的普遍理想化，實際上卻將女性的照護勞動排除在了生產性經濟之外。在一個萬物皆有價的社會里，那些能夠保持‘無價’的東西，往往是那些讓精英階層受益的東西，這令人懷疑。”

愛的疲憊與“是我們不會愛嗎”

資本主義學會了談戀愛。但它從未學會，也無法學會，為愛留出足夠的時間與信任。

《資本主義中的愛的政治經濟學》提出的一個看似溫和、實則鋒利的判斷是：資本主義并沒有、也無法真正把“愛”商品化，但它正在系統性地摧毀愛的前提條件。愛不是被直接買賣的對象，而是在時間貧困、注意力榨取和情感工具化的結構中被慢慢耗盡的。這和前文述及的相關性別社會研究成果一樣，主張把討論從“愛是不是商品”這一略顯陳舊的文化批評問題，轉換到一個更具政治經濟學深度的層面來探討，并給出了一個暫時的回答：資本主義不是通過把愛變成商品來統治人類的情感生活，而是通過把可用于愛的資源——時間、精力、信任等——轉移到資本增值鏈條中去來完成這種“愛的革命”的。

而如果說戈德西的說法具有某種激發愛之政治潛力的地方，那就在于它拒絕把問題歸咎于個體的情感能力。它沒有急吼吼地批評我們過于功利、不懂得愛和不會愛。它想說的是，資本主義正在制造一種讓愛難以持續的復雜結構。換句話說，愛不是私人道德問題，而是公共政治問題。

愛的疲憊，是一種社會癥狀。當我們說“當代人不再相信愛情”時，或許真正的含義是：人們不再擁有支撐愛情的社會條件。愛沒有消失，它只是被迫在資本主義的縫隙中艱難存活。這也意味著，對愛的危機的回應不應是情感雞湯式的自我修復，而應是制度層面的重新分配：工作時間、社會保障、公共照護、去市場化的交往空間等。如果我們要認真談論愛，就必須談論時間、勞動、制度和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