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旅 | 鏡頭與筆尖之間：在景觀社會中重建文化記憶

小說的成功，并不在于能阻止如潮的游客在武康大樓前舉起手機，而在于在鏡頭與建筑之間，植入了一段令人回味的歷史氤氳與文化記憶。

原文 ：《流量吞噬中的文學打撈》

作者 |上海外國語大學 孫璐

圖片 |網(wǎng)絡

武康大樓的街角，如今已成為上海一道獨特的都市景觀。在那棟歷經(jīng)了近一個世紀風霜的建筑面前，源源不斷地匯聚著來自天南海北的圖像“朝圣者”，他們以大樓經(jīng)典的弧形轉角為背景，不知疲倦地在取景框中尋找完美的構圖。在混雜著新煮咖啡的醇郁和時髦過客的香水的空氣中，懸浮著一種由各種扭捏造型與頻繁快門聲織就的焦躁感，讓人不禁生發(fā)出一種莫名的恍惚：當一座建筑被如此熱烈地“看見”時，當它的影像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社交資本、被無數(shù)次分享與點贊時，它本身蘊藏的故事是否還會有人在意？它所見證的歷史是否正在以同樣的速度悄然流逝？

對文化失憶的優(yōu)雅抵抗

這個縈繞于眾多文化觀察者心頭的疑問，幾乎精準地印證了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半個多世紀前對于“景觀社會”的預言。在《景觀社會》一書中，德波曾頗具洞見地指出：景觀已成為當前“現(xiàn)實社會非現(xiàn)實的核心”，它并非簡單的影像堆積，而是通過影像將人與人連接起來，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控制形式。同時，新聞、廣告、娛樂等視覺化內容構建了人們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其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標和異化性需要成為人之存在的新型確證。德波大概不會料到，自己那套略顯晦澀的理論，會在多年后的上海街角被演繹得如此直白與生動。在社交媒體的流量算法與無窮無盡的影像復制下，武康大樓成為一個被抽干了內在生命的美學空殼、一個懸浮于真實時空之外的消費符號。人們無需了解這棟大樓的過往，甚至無需知曉這座建筑的名字，只需要通過一次完美的拍攝、一個恰到好處的濾鏡、一次成功的“打卡”定位發(fā)布，便與它、與世界建立了某種連接。人們對視覺影像的饑渴感，遠遠超過了對歷史真相的探求欲；對出片率和點贊量的狂熱，遠遠大過了對文化記憶的共情。

正是在這股近乎輕浮的時代風尚里，資深媒體人高淵的長篇小說《諾曼底公寓》（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仿佛一場清醒而執(zhí)拗的逆行。它的問世，并非為了給這股“追星”熱潮再添一把薪柴，為這座“網(wǎng)紅”地標再鍍一層文學的金粉，而是實現(xiàn)了一種對影像社交的祛魅、對文化失憶的優(yōu)雅抵抗。憑借文學的獨特表達，它試圖去除涂抹在武康大樓表面的喧嘩浮色，重新握住歷史的韁繩；它試圖為這座幾乎被掏空精神內核的建筑重新注入時間的重量與人性的溫度。

“祛魅”的野心

小說的“祛魅”野心，從它的命名便可見一斑。高淵毅然拋棄了“武康大樓”這個如今被流量定義和過度消費的名字，選取了其在1953年之前的原名、那個鐫刻著戰(zhàn)火與離亂的稱謂“諾曼底公寓”。這看似簡單的文字置換，實則是一種為建筑尋根正名的宣告，以糾偏的姿態(tài)拒絕與當下的消費邏輯同流合污。隨即，小說牽引我們的視線由外及內，將我們仰望的游客視角切換為沉浸的住戶日常。高淵沒有花費太多筆墨去復刻那副我們早已爛熟于心的外觀，而是帶領我們走進那扇沉重的旋轉門，將敘事空間錨定于公寓內部。在這里，我們所經(jīng)驗的，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幾何學，而是它作為一個生命有機體的呼吸與搏動。隨著公寓內部交織的生存掙扎與死亡陰影一一展露，我們目睹的是光鮮與窘迫的奇妙共存：在它那優(yōu)雅的外表之下，潛藏著驚心動魄的秘密和不為人知的辛酸，包裹著來自不同國度租客們的無盡鄉(xiāng)愁與相互慰藉。

小說的魅力，正在于用具體的人間煙火為建筑賦予了質感，用欲望、恐懼、哀傷、溫情等種種復雜而鮮活的情感為建筑注入了生機與靈性，以此顛覆外部世界中只剩下視覺的貧瘠感知。由此，武康大樓不再是一個被觀看的景觀，而成為一個值得被探尋的歷史容器。當戰(zhàn)爭的風云變幻折射于電梯升降間鄰里關系的微妙變化，當國族的跌宕命運濃縮于一戶人家的倉皇搬離，宏大的時代風暴便不再是報紙頭條抽象的標題，而是具象化為漸趨凝重的眼神、令人窒息的寂靜，滲透于可觸可感的生活日常。建筑本身堅固而靜默的存在，與其中每個人脆弱而流徙的命運，形成一種震撼人心的張力，使歷史的冷暖與人性的光暗以一種不加濾鏡的真實狀態(tài)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穿透“網(wǎng)紅”景觀的虛浮

倘若將《諾曼底公寓》置于更廣闊的文學版圖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上海敘事”中有關歷史描摹的風格變遷，其所映照出的是記憶書寫在不同時代呈現(xiàn)的不同樣態(tài)。同樣是聚焦上海的公寓生活，張愛玲筆下的公寓是演繹人物內心的舞臺，歷史則是窗外遙遠而壓抑的背景音。她用更加向內的筆觸描繪各色人物如何用盡力氣經(jīng)營愛欲情仇，袒露出的是人性的幽微和情感的算計，將一股末世的蒼涼注入瑣碎的日常。在她的筆下，歷史雖是彌漫在空氣中的重負，但記憶尚是活生生的、溫熱的。到了金宇澄的《繁花》，記憶的形態(tài)已發(fā)生了顯著變化，它不再是親歷的創(chuàng)痛，更像是一種充滿鄉(xiāng)愁的考古，已然帶有幾分挽歌的調性。當一個時代的肌理與方言生態(tài)逐漸遠去，金宇澄試圖用滬語的活色生香，去復活海派市井的“不響”，去追認那些正在消逝的、屬于市民階層的生存智慧與情義網(wǎng)絡。而高淵的寫作，更像是一次“臨危受命”的緊急行動，它所面對的敵人，不再是時間的自然流逝與記憶的逐漸模糊，而是景觀社會導致的真空聯(lián)結，是影像浪潮下的淹沒性遺忘。此時，文學所能發(fā)揮的效力，或許無法再依靠對氛圍的追憶、或對腔調的復刻，而需“呈堂證供”式的考據(jù)與還原。

《諾曼底公寓》正是試圖憑借這種更具新聞眼、更富歷史感的“硬核”敘事，穿透“網(wǎng)紅”景觀的虛浮。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曾提出著名的“記憶之場”理論，以此區(qū)別于傳統(tǒng)社會中的“記憶環(huán)境”。所謂“記憶環(huán)境”，是記憶與歷史本質同一，故而是自然傳承、無需言說與重構的真實環(huán)境；“記憶之場”，則是“記憶環(huán)境”瓦解后，被現(xiàn)代社會有意建造出來、用以維系過去的儀式性場所。循此而觀，張愛玲講述的記憶尚屬前者，金宇澄的《繁花》創(chuàng)造了一座屬于語言的“記憶之場”，高淵的《諾曼底公寓》則是一次更為悲壯的嘗試：以一座文學的“記憶之場”，去搶救一個即將被景觀吞噬、被影像掏空的“記憶之場”，它所對抗的不僅是遺忘本身，更是被流量精心炮制、偽裝成記憶的消費符號。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懷疑，這場抵抗文化失憶、拒絕景觀消費的文學努力，最終是否也會淪為景觀的一部分？這樣一部旨在以真實對抗虛空、進而為歷史招魂、為奇觀祛魅的嚴肅作品，其自身是否也難逃被文化商業(yè)和消費主義系統(tǒng)收編、并最終成為“網(wǎng)紅”的新流量籌碼？當小說的封面和武康大樓的照片一并出現(xiàn)在社交媒體上，未來的游客或許只是多了一句打卡時的談資：“哇哦，這就是那本小說描寫的地方！”由此，深刻的文學反思降維成更具“文化深度”的消費套餐和社交資本。這并非杞人憂天，因為在一個事事被影像、人人皆媒介的時代，每一次有意識的反抗都有可能為它所反抗的對象提供新的養(yǎng)料。

但這并不意味著抵抗的無意義，因為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文化姿態(tài)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小說的價值，在于提醒我們存在另一種景觀“觀看”方式的同時，也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在我們與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之間，除了拍攝與被拍攝，是否還有其他更深入、更堅實的聯(lián)結途徑。小說的成功，并不在于能阻止如潮的游客在武康大樓前舉起手機，而在于在鏡頭與建筑之間，植入了一段令人回味的歷史氤氳與文化記憶。

作為讀者和這個時代的親歷者，我們同樣需要直面問題的勇氣：當一個又一個歷史空間被社交傳媒改造為消費景觀，當我們的記憶越來越多地被流量塑造、被算法規(guī)訓，我們該如何安放自己與過去的關系？在每一次快門閃光、每一次社交媒體分享之后，我們同樣需要沉靜與耐心，去觸碰磚瓦深處的無聲故事，去打撈被景觀社會遮蔽的歷史文脈。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9期第8版，未經(jīng)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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