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炮、棱堡與曹雪芹家族發(fā)跡史：聊聊明清戰(zhàn)爭中的軍事技術

明清嬗替大約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慘烈的王朝更替戰(zhàn)爭。在短短幾十年內，強大的明王朝被崛起于中國東部的少數(shù)民族——滿族政權迅速擊潰。很多歷史學家將這一過程解讀為明王朝特別是崇禎死后建立的南明王朝的腐敗無能，但是僅從政治上依然很難解讀南明一系列政權在面對清軍時土崩瓦解的潰敗。特別要考慮到，在清軍入關，李自成、張獻忠先后戰(zhàn)死，清軍在江南地區(qū)制造“揚州十日“等一系列慘案后，明末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變?yōu)閺V大漢族人民與少數(shù)滿族上層侵略者的矛盾，李自成的大順軍、張獻忠的大西軍主力先后加入南明部隊作戰(zhàn)，并且取得了輝煌的戰(zhàn)績。孫可望、李定國等農(nóng)民軍出身的將領多次擊敗清軍，但依然無法從整體上挽回南明的頹勢。這背后，一件武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從明末流入中國的西洋火炮。

明朝最早接觸火炮，是在正德年間，接觸到了著名的佛朗機。這是一種在當時的歐洲已經(jīng)落后的火炮，屬于鷹炮的一種。流入中國的佛朗機炮已經(jīng)完成了其小型化過程，其特點是炮口直徑僅55毫米，炮身很輕，可隨小分隊行動，具備較強的機動性，但殺傷威力有限。

明朝政府很快就認識到了火炮的重要性。茅元儀的《武備志》就稱”兵技，第一大佛朗機，其次鳥嘴銃，又其次弓矢，至于刀斧，則其下矣。“因此，明朝很快開始了對佛朗機的仿制和研究，比如明嘉靖22年，明朝的軍器局將105件”手把銃“和”碗口銃“改制成中樣佛郎機。戚繼光則將明軍的傳統(tǒng)火器“大將軍炮”改成佛郎機樣式，稱“無敵大將軍炮”。

不過，總體而言，由于缺乏專業(yè)的軍工人才和武器制造機構，明朝只能依賴于少數(shù)讀書人的興趣加上大量工匠的摸索來制造佛朗機。因此一直到薩爾滸之戰(zhàn)前，明軍仿制的各類火器水平都不高，而且質量非常不穩(wěn)定，因此發(fā)揮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馬林部就裝備了大量的佛朗機和鳥銃，但在努爾哈赤騎兵攻擊下迅速崩潰。

在薩爾滸之戰(zhàn)后，崛起于東北的努爾哈赤后金政權（后改名為清）正式成為了明朝最大的外部威脅。在這一威脅之下，明朝內部如徐光啟、孫元化（這些官員多有天主教徒的背景）等人開始積極接觸和學習西方，通過西方傳教士，引進西方的火炮技術，同時通過“闖南洋”的東南沿海華僑，部分學習了當時歐洲的棱堡筑城技術，使得明軍的守城能力大為提高，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袁崇煥的寧遠大捷。

袁崇煥是廣東人，又曾經(jīng)在福建當官，他主持下，把不少曾經(jīng)在東南亞幫助西班牙人筑城造炮的工匠安置到明朝的東北前線推廣鑄炮和筑城技術。寧遠大捷取勝的原因，除了當?shù)剀娒裆舷峦膮f(xié)力，以及袁崇煥本人指揮有方之外，寧遠城的城防和火炮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當時寧遠城里有11門從英國船上拆下來的西式火炮，而且寧遠城的城墻建筑借鑒了西方的棱堡，方城的四角都有一個凸出部安放火炮，形成對角線火力，而當時努爾哈赤所部的滿洲騎兵并不熟悉火炮戰(zhàn)術，不斷在城墻四角密集沖鋒，大量被火炮殺傷，努爾哈赤本人也被火炮擊傷。

在努爾哈赤死后，以皇太極為首的滿洲貴族開始注重對明軍火炮技術的學習，但一直沒有大的突破，因此后金也就是后來的清政權和明朝一度形成了戰(zhàn)略僵持。擁有先進火炮技術和筑城技術的寧錦防線成為明朝的屏障，皇太極雖然曾多次繞過這一防線由山西方向入關騷擾，但因寧錦防線的存在，每次都只能占些便宜后迅速退出長城外。

皇太極

但是，一件大事改變了歷史的走向，那就是以孔友德等人為首的東江兵在山東發(fā)動吳橋兵變，失敗后投降了清政權。孔友德等降將不僅帶去了大量的火炮、戰(zhàn)艦，最重要的是東江兵是當時明軍唯一一支受過系統(tǒng)火炮戰(zhàn)術訓練的部隊，其炮兵軍官都接受過孫元化聘請的葡萄牙雇傭兵的系統(tǒng)的火炮技戰(zhàn)術培訓。而且，隨孔友德等人降清的還有不少掌握鑄造火炮技術的工匠，這些工匠又在清政權中培養(yǎng)了大量的專業(yè)的火炮制造工匠，這些工匠后來在清朝官方文件中被稱為“火工拜唐”，在明清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jù)清朝的官方文獻，這些火工拜唐不僅生活待遇高于其他工匠，而且有權免除各種滿洲貴族的勞役與剝削，專職從事火炮制造，可以視為專業(yè)的軍工技術專家。在這些人的努力下，清政權不僅很快具備了制造”紅衣大炮“的能力，還對其進行了部分改進，比如，他們采用了銅鐵混鑄的炮身，提高了紅衣大炮的可靠性。他們還對炮彈進行了改進，射程相較明朝制造的火炮更遠。

與此同時，滿洲貴族還很積極地圍繞火炮研究全新的作戰(zhàn)戰(zhàn)術。此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早期的清軍很擅長野戰(zhàn)沖鋒，但在攻城戰(zhàn)中往往缺乏手段。但隨著對火炮的研究，他們發(fā)展出了一套全新的戰(zhàn)法：面對堅城，環(huán)城修筑工事掩體將其包圍，然后再掩體內密集布置火炮向城內射擊，逼迫城內守軍突圍，再集中騎兵殲滅。大凌河會戰(zhàn)中的清軍就實施了這一戰(zhàn)術，最終打垮了關外抗清名將祖大壽。大凌河當時已經(jīng)部分學習了西方的筑城技術，火力配置比較合理，防御比較堅固，因此固守了很長時間，最后彈盡糧絕才不得不投降。

新的戰(zhàn)術需要新式的軍官。在佟養(yǎng)性等人的主持下，清政權以明朝降將為基礎培養(yǎng)了一批火炮戰(zhàn)術的專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遠祖曹振彥就是佟養(yǎng)性手下的炮兵軍官。在后來多爾袞圍攻大同之戰(zhàn)爭，曹振彥的炮兵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此開啟了曹雪芹家族發(fā)跡的歷史。

大同之戰(zhàn)是清兵入關后最艱苦也最危險的一場大戰(zhàn)。此役由多爾袞親征，參戰(zhàn)的除英親王阿濟格之外還有敬謹親王尼堪、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陜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幾乎滿漢最能打的將領全部出場，康熙年間權傾一時的鰲拜，此戰(zhàn)之中只是個偏將。由于大同城的筑造也借鑒了棱堡經(jīng)驗，給予清軍很大的殺傷，所以戰(zhàn)后多爾袞在暴怒之下，實施了著名的大同屠城，顧城的《南明史》對此有很詳細的記載。此次屠城實施的非常徹底，《明清檔案》中保留了一份戰(zhàn)后山西巡撫的題本，稱大同和大同左衛(wèi)兩座城里的監(jiān)獄關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盡屠，無憑究擬”（人都殺光了，無法找到原告和證人），因此提請銷案。

曹振彥和曹振彥的兒子曹璽（也就是曹寅的爺爺）都參與了此役。曹振彥戰(zhàn)后因功從四等旗鼓佐領提拔為陽和知府，從軍隊轉入地方官；曹璽則“因功擢拔侍衛(wèi)”，這對父子在戰(zhàn)爭中干了什么怕也不難猜測。這一戰(zhàn)是曹家發(fā)跡的起點，說曹家的榮華富貴建立在大同百姓累累白骨之上，恐怕不能算太苛刻的說法。

明王朝雖然借鑒了西方棱堡的工藝，但并沒有將其推廣開來，應用只限于九邊地區(qū)。所以等到清軍入關后，廣大內地城市的城墻面對清軍的火炮，常常都是不堪一擊。山海關以內，特別是長江以南的明朝城市，都采用傳統(tǒng)的筑城技術，缺乏火力配置的意識，所以面對清軍的火炮經(jīng)常束手無策。比如史可法的揚州之戰(zhàn)，清軍可以從容部署騎兵包圍揚州城，然后慢慢等大炮運過來，集中攻城，很快便打開了缺口。而如江陰這樣的城市，之所以能夠固守較長時間，原因也在于守城方儲備了大量的火藥和火炮，而進攻方的劉澤清這樣的明代降將部隊中缺乏火炮——清軍的炮兵稱為烏真超哈。清兵入關后，烏真超哈只配備給八旗部隊，明朝降將地位再高也調不動炮兵。只有孔友德吳三桂等級別降將才會在出征時配炮兵。江陰的失陷，也是由于博洛從南京調運來大量的火炮導致的。

特別需要一提的是，在清軍進入北京后，以湯若望為首的西方傳教士積極與清軍合作，不僅為清軍進一步普及了火炮技術，還積極為清軍鑄造火炮，編制彈道表——這也是在清代早期西方傳教士在清朝待遇很高的原因所在。比如湯若望，他被順治尊為”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孝莊太后喊湯若望”阿瑪“，滿語父親的意思，并允許湯若望和濟爾哈朗一樣免除跪拜之禮。在這些傳教士的幫助之下，清軍的火炮從數(shù)量和質量上都有了飛躍。

在火炮主宰戰(zhàn)爭之前，如東晉、南宋這樣的政權，其軍隊可以在險要地區(qū)憑借地勢固守，消耗敵人的實力。被敵人占領的地區(qū)，當?shù)匕傩找步?jīng)常可意聚集在險要地區(qū)武裝自衛(wèi)，令敵人奈何不得。但清軍擁有了全新的火炮和火炮戰(zhàn)術，使得憑險而守成為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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