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CPTPP契約精神與WTO誠信原則解讀東西社會文化的差異

看CPTPP契約精神與WTO誠信原則解讀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WTO與CPTPP制度設計體現了東西方文化基因的不同。在加入機制上，前者實行先加入后履約，依賴善意推定，是“誠信綁定的承諾制”。后者則是以規則優先，需先滿足標準經規則，審核方可加入，是契約精神的達標制”。

前者是東西方社會誠信和契約融合的產物，后者是西方契約社會的碩果。它們分別屬于大陸哲學和分析哲學的不同哲學體系，在信任基礎、約束機制、價值取向上都有明顯不同。也就是說，從文化理論上講，WTO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做的一次普世價值大融合。但隨著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向認識論發展形成分析哲學。而唯物主義最早是西方社會大陸哲學的一個分支，但隨著唯理論向辯證思想發展，反而成了西方社會認識論違反契約精神的反面教材。

中國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成為其第 143 個成員，也是復關和入世的開始。WTO的承諾制是以主觀“善意推定、漸進履約、事后監督”為準則。而今陷入擺停緣由是大國博弈與規則約束難以解決“承諾不可信、違約無強罰、爭端無終審”的現狀。CPTPP的準入制是以事實“規則先定、標準前置、強制追責”為要約。影響力得以持續擴大的原因是以認識論為起點，有契約式強規則與強執行，成為了高標準貿易合作的基礎。

2021年9月22日中國申請加入，該協定前身是TPP，成立于2002年，2017美國退出后改稱CPTPP。2008年11月越南就加入了。越南因延續規則適配性，于2019年1月14日以法律背書形式正式加入；英國與泰國2024年12月15日加入。越南加入后與成員國貿易順差占比超50%，經濟發展快速。這既是規則適配的結果，也是契約精神對社會運行邏輯的重塑，更是從誠信原則走向契約精神取得好成績的答卷。

契約精神源于西方社會文化，以個體主義為根基，信任依賴可驗證規則與第三方強制力，形成的“規則先定、權責明確、違約可追責”為要約的社會文化。它預設“人性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合作需通過剛性規則劃定行為邊界，保障穩定性。規則要求普遍、客觀、可執行，符合則有效，違反則無效追責。合作以“約”為中心，拒絕模糊性，依賴規則確定性與執行剛性形成的信任穩定性，將信任轉化為可計量法律關系。

契約精神在CPTPP中為剛性要求：加入前需滿足所有預設標準，“達標”是合作前提；規則覆蓋全領域，含勞工、環保、國企改革、知識產權等。他有明確的可執行條款；而且違約成本清晰明了，可以通過快速反應與交叉報復，以保障各項規則執行落地。契約社會中，關系建立無需情感或身份認同，僅需認可遵守共同規則，是“規則先于關系”的理性合作模式。

CPTPP的世界秩序的發展路徑是將信任轉化為可量化法律條款，通過“約”的形式化與標準化降低交易成本。要求加入國通過體制改革適配規則。道德價值在于“履約守信”，違約既面臨經濟處罰，也失去規則框架內合作資格，道德評價完全依附于規則執行效果，推動契約社會向“規則密集型”發展。如：越南為加入進行“規則重塑體制”的行政層級改革、甚至政治層面從一元權力到二元共治的轉變，從社會文化上由“關系至上”向“規則至上”的轉變，就是其高標準規則在“規則前置”的理念體現。

相對而言，誠信原則源于東方社會文化，以集體主義的“人格擔保、關系綁定、漸進履約”為基礎，強調實質正義與情境調整；價值取向以義務優先，合作依托道德自覺、身份認同與關系網絡，關系建立依賴人格可信度與關系持續性，關系越近信任越強。合作穩定性具多值判斷與情境調整特征，以“人”為中心，信任具不可量化道德屬性，違約多受道德譴責與關系懲罰，而非規則強制。

WTO作為冷戰時期東西方社會融合產物，自然也有很重的誠信社會文化屬性。誠信社會多以大陸哲學的現象學與詮釋學為工具，強調意義整體性、歷史性與情境性。WTO采用“先加入后履約”承諾制，尊重各國主權與現有體制，不強制統一底層制度；爭端解決依賴協商調解，寄望國家聲譽與多邊共識約束行為；將信任視為道德與關系產物，通過“誠”的內化于關系深化維護合作。

WTO推動整個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向“關系密集型”發展，也為成員方保留關系協商靈活空間。可以說，WTO保留也迎合了東方誠信文化的承諾制與協商文化。東方文化預設“人性可教化與善意推定”，破壞關系代價遠小于規則執行成本。這種“關系先于規則”模式，使合作充滿不確定性，常因“嘴上放空炮”缺乏剛性約束陷入信任危機。

兩種不同的機制映射到文化根源上，契約社會信任基礎是個體主義的法律與第三方強制的“規則可信”，強調形式平等與程序正義。約束機制以他律為主，違約觸發法律制裁。價值取向權利優先，利益清晰，合作是理性計算結果。這也注定了兩種機制也自然會存在很多不同。

規則范圍上，WTO聚焦關稅、配額等邊境措施，議題單一；CPTPP則覆蓋全領域，含國企、勞工、環保、數字貿易、知識產權等，將約束延伸至經濟社會的深層。

執行機制上，WTO爭端解決上訴機構約束乏力，形成違約成本低、懲戒措施有限；CPTPP設有強制性、可追責機制，配快速反應措施，可通過暫停貿易優惠、交叉報復等追責，以保障規則落地。

決策方式上，WTO采用協商一致，談判低效易，且難形成一致意見；CPTPP加入雖需全體成員同意加入，但規則制定高效，具較強排他性，可保障體系一致性。

信任基礎上，WTO以國家聲譽與外交承諾為條件，合作呈關系導向；CPTPP則要求國內法與國際法對接，實現制度的一致性，以規則為核心構建信任，合作呈規則導向。

邏輯應用看關鍵差異會帶來什么結果。WTO的“協商一致”原則與“先承諾后履約”信任模式，在熟人社會關系緊密群體一段時間范圍內可能高效率，但在全球化跨文化、跨地域合作中，當國家利益與誠信承諾產生沖突，不守契約者突破承諾時就產生信任塌方，也是WTO框架下合作停滯的根本原因。

WTO曾經是世界為中國發展打開一扇門，但因誠信體系崩塌已經陷入困境。CPTPP已經成為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主流選擇。從WTO向CPTPP轉向，并非是簡單規則升級，也不是從“守誠信”轉型為“遵契約”，而是要我們從現有社會各界逐一洞察，普遍存在的“規則可信”與“人格可信”的差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