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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央視消息,日本政府初步決定于12月20日前后在東京舉行與中亞五國(C5)的首次首腦會議,首相高市早苗將出席。
從部長級磋商到首腦會晤,這并非簡單的外交層級抬升,更折射出日本在當前國際局勢下的多重焦慮:周邊外交受挫、經濟增長承壓,以及在歐亞大陸事務中逐漸被邊緣化。
不過,到目前為止,這場被寄予厚望的“外交突圍”,更像一次姿態展示,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轉折。
有何盤算
這并非日本初次把目光投向中亞。
早在1997年,橋本內閣便提出面向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絲綢之路外交”構想。
2004年,東京進一步推動建立“日本+中亞”外長對話機制,成為較早以整體方式接觸中亞五國的域外國家之一。當時,日本并不掩飾其戰略意圖:通過擴大在中亞的存在感,形成牽制俄羅斯和中國的潛在支點。
然而,現實并未如日方所愿。
過去20多年里,這一機制大多停留在部長級和事務層面,日本在中亞的影響力不僅未能持續放大,反而在美歐、土耳其乃至海灣國家的不斷接觸和投入中,被逐步稀釋。
隨著美國、俄羅斯、歐盟和中國等多個“C5+1”機制相繼完成首腦化,日本昔日“先行者”優勢已不復存在。
去年8月,時任首相岸田文雄原計劃訪問哈薩克斯坦并出席首屆“中亞+日本”峰會,試圖重新搶回“麥克風”,卻因日本氣象廳發布大地震預警而被迫取消行程。
如今,時隔一年多,日本再次啟動峰會籌備,地點移至東京,距離高市早苗上任尚不足兩個月。這一動作顯然并非臨時起意,而是多重因素疊加下的結果。
從外部環境看,中亞地處歐亞大陸交通要沖,被視為連接東西、貫通南北的關鍵樞紐,資源稟賦突出,戰略價值持續上升。在各國紛紛以“C5+1”機制加碼布局的背景下,日本顯然不愿坐視自身存在感繼續下降。
從內部因素看,中亞正從日本眼中“遙遠的外交對象”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安全變量”。東京希望借助經濟與技術優勢切入該地區,為整體戰略布局找到新的發力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呂耀東指出,日本重啟與中亞五國的峰會,本質上是既定外交部署的延續,其動機體現集中在三方面——外交突圍、能源與關鍵礦產考量、清晰的地緣政治算計。
外交上,由于高市在涉臺問題上發表錯誤言論,中日關系惡化,日本周邊外交面臨困境。相比之下,中亞被視為相對可操作的外交方向,日本希望加強與中亞五國的對話機制,來顯示其外交仍有回旋余地。
作為能源和戰略資源進口大國,日本長期關注中亞豐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尤其是稀土等關鍵礦產。在日美加速推進關鍵供應鏈協同的背景下,日本希望通過加強對中亞的投資與合作,來尋找突破口。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亞既是俄羅斯傳統影響力深厚的地區,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陸上節點。日本試圖利用中亞國家的多元外交搞平衡,在歐亞大陸腹地對沖中俄影響力,服務于美日同盟的整體戰略布局。
談些什么
從日方目前釋放的信息看,這次東京峰會不追求“戰略愿景”,而是更強調“可操作性”。
整體方向上,日方希望與中亞國家磋商擴大貿易和投資等經濟領域的合作,同時強調“基于法治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
具體議題上,日本最關注的就是重要礦產與供應鏈合作。
東京的目標已不局限于資源獲取本身,而是希望參與從勘探、加工、精煉到物流運輸的完整鏈條,將中亞納入自身“經濟安保外交”的布局之中。
歐亞連通性,尤其是所謂“中間走廊”,也是日本重點關注之一。
消息人士稱,日本去年就計劃推動包括物流暢通在內的合作內容,同時關注“不經俄羅斯路線的里海物流通道”,并計劃借助日本數字技術等提升通關便利性。
此外,能源與碳中和也是雙方對話的議題之一。
作為傳統能源出口地區,中亞在減排與轉型上面臨現實壓力。日本希望在提升能效、減排規劃和清潔能源轉型等方面,與中亞探索合作空間。
“日本善于造勢,也善于制造一些議題。”呂耀東提醒稱,雙方真正現實、可持續的合作空間,仍主要集中在經貿領域,如汽車產業、部分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及相關技術合作;稀土和新能源也是日方希望深化合作的重點。
但問題在于,日本有意將這些合作納入“經濟安全保障”框架,并賦予明顯的“去中國化”“去俄羅斯化”色彩。這種將經濟合作政治化的做法,不僅難以贏得中亞國家的信任,也與地區穩定與發展的長期目標背道而馳。
人文交流領域,呂耀東預計,日本方面很可能仍會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旗號,推行所謂價值觀外交,但這種做法也可能弄巧成拙。
成效幾何
盡管姿態積極、動作頻繁,但日本是否真有能力在中亞長期深耕,其意愿、資源和最終效果,仍有待時間檢驗。
從現實條件看,日本在中亞的基礎并不牢固。
雙方地理距離較遠、中亞也長期不是日本的外交重點,加之五國在投資環境、法治水平和融資條件等方面差異明顯,日本企業在評估風險和規劃長期投入時普遍較為謹慎。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能否持續落實資金、推動項目,仍存在不小變數。
再從中亞自身情況看,當地并不是可以被輕易“切入”的權力真空。中亞五國也并非被動接受外部影響的對象,而是有著清晰判斷和自身節奏。
政治上,它們奉行務實、平衡的外交路線,不愿卷入帶有明顯對抗色彩的地緣博弈。
經濟上,它們更看重現實利益和長期穩定,中國已穩居中亞五國最大貿易伙伴,中吉烏鐵路等重大項目也已深度嵌入地區經濟結構。
安全上,俄羅斯通過集安組織提供現實保障,這是日本目前無法替代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呂耀東指出,日本推進中亞外交的局限性正在逐步顯現。
從操作風格看,日本的中亞外交帶有明顯的“劇場外交”色彩,更注重姿態和聲量,希望通過制造外交話題服務國內政治需要,卻缺乏長期、穩定和深度的投入。
更根本的問題在于,日本始終沒有真正擺正自身位置,回避歷史反思,以功利性為出發點、以對抗性為工具來設計外交布局,忽視亞洲整體發展和共同利益。在此情形下,日本的外交努力即便聲勢不小,也難以轉化為實質成果。
歷史反復證明,和平與發展始終是地區國家的共同期待。任何試圖通過制造對抗謀取私利的外交算計,終究難以走遠。
(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原標題:《深度 | 力邀中亞五國元首齊聚東京,日本這場“外交突圍”能走通嗎?》
欄目主編:楊立群 文字編輯:楊立群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安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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